〔雷震〕浙江长兴人，1897年生，1917年中学毕业后赴日留学，此间由戴季陶和张继介绍加入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先后担任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中央大学教授，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抗战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抗战胜利后曾任“政协”秘书长，是国民党内的开明分子。国民党到台后，他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和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考核设计委员会委员”，负责与滞留海外的“第三势力”联络。而其主要精力则从事于《自由中国》杂志的编辑工作。
〔解读〕
《自由中国》杂志于1949年11月20日在台北创刊，由在美国的胡适担任杂志发行人，后由雷震接任。原来发行宗旨为：宣扬民主、自由和反共。但随着台湾内部的政治经济变化，这份以反共起家的刊物，逐渐将其政论的方向转移到台湾内部问题的反省和检讨。尽管这样，其“反共救国”立场始终没有改变。
1960年10月，《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雷震被台湾当局判处10年有期徒刑。这一事件是台湾50年代至60年代初一部分社会人士、知识分子与国民党长期矛盾的集中反映。
雷震和蒋经国的冲突始于50年代初期。1951年1月28日，雷震和洪兰友去香港慰问各党派人士时，青年党左舜生、李璜指责蒋介石和蒋经国违反“宪法”，在军队、宪兵和警察里设立国民党支部，采用“以党治国”。雷返台后，如实写成书面报告呈送“改造委员会”，受到蒋经国责难。雷震以《自由中国》为阵地，“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社会”。因而反对军队党化，反对“青年救国团”，反对特务统治。此时的国民党政权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不得不对《自由中国》采取容忍的态度，随着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巩固，国民党当局和《自由中国》杂志的冲突逐渐加剧。
1951年6月5日，《自由中国》发表《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揭露保安司令部有计划地设置诱人犯罪的金融案，特务们勾结投机商，诱骗老百姓共同作案又破案，贼喊捉贼，目的是从中牟取暴利。社论要求“有关当局勇于检讨，勇于认过，勇于把这些事的真相明白公告出来”。社论一发，触及特务们的利益，在官方压力下，刊物不得不公开检讨。
1954年12月，《自由中国》刊登了《抢救教育危机》的读者投稿。文章主要抨击台湾教育当局与蒋经国主持的“青年救国团”在中学推行党化教育，甚至强迫学生作《我对国民党的认识》之类的论文。文章呼吁“不能让青年在受教育的阶段就使他们对于民主制度有了显然歪曲的认识”，这无异又是和蒋经国过不去。蒋介石听后勃然大怒，命令立即开除雷震的党籍。
随从说：“雷震还没有归队，等于没有党籍。”
蒋介石愤愤地说：“没有党籍也要开除。”
然而，雷震并无悔改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将矛头指向“反攻”、“法统”及蒋介石本人。
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70岁生日时，《自由中国》乘机出版“祝寿专号”，在《寿总统蒋公》的社论中，雷震等人在对蒋歌颂备至的同时，对他提出三点希望：一是选定继位人才，学习华盛顿不做第三任“总统”；二是确定责任内阁制；三是实行军队“国家化”，不在军内设国民党党部。“专号”还刊登了胡适的《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劝告蒋不要事必躬亲，大事小事都要抓，尝试一下古代圣贤所奉的“无智、无能、无为”六字诀，做一个“三无元首”。
这一期《自由中国》因为言体制改革不敢言，在台湾引起轰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端震怒，说《自由中国》企图不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是思想上的敌人，“共匪”的统战阴谋等。在一片“围剿”声中，胡适骤然下台。
1959年，蒋介石在为他“第三次连任总统”鸣锣开道时，《自由中国》依然坚决反对蒋介石不择手段的“当选”。6月，《蒋总统不会做错了决定吧？》一文，公开对蒋介石开火。在“国大”召开之际，《自由中国》更是连篇累牍地发文反对蒋介石再度连任。
雷震以《自由中国》杂志为阵地，对国民党的腐败现象作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挞，主张在台成立一个反对党，多次邀请胡适做党魁。由胡适提议新党定名为中国民主党。6月26日，他们发表声明，宣布新党以李万居、雷震等为发起人，推举雷震等17人为召集委员，由雷震为秘书长，负责实际领导工作，决定9月底正式成立新党。
1960年9月4日，在蒋介石宣誓就任第三任“总统”不满4个月之后，台湾“警备司令部”就迅速拘捕了雷震，罪名有两项：“明知为匪谋而不告密检举”和“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雷案发生后，蒋介石在9月13日对专为采访方案而来台的美国西海岸14名记者说：“逮捕《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和该刊其他三位职员的原因，系该刊所登的文章，对中共是有利的。”他相信“已有匪谋在该刊幕后作活动，逮捕雷震当然是有法律依据的”。
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蒋介石政权度过危机之后，在政治上、军事上分别清除了吴国祯、孙立人等异己的力量；在思想文化上通过方案，强化了其极权政治。
吴国祯
“背叛国家，诬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的关系。”
（江南《蒋经国传》，第248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
〔吴国祯〕（1903—1984）号峙之。湖北建始人。清华大学毕业。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哲学博士。回国后受到蒋介石的器重，历任湖北省财政厅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长，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务委员。因与当时执掌台湾国民党政工与特工系统大权的蒋经国发生尖锐矛盾，于1953年辞去台湾省“主席”之职，5月赴美。1954年3月，因在美揭露和抨击蒋介石子父子在台湾的一党专政，被撤销其政务委员职务，同时被开除国民党党籍。
〔解读〕
当台湾形势稍有好转之后，台湾政坛上又发生了两件震撼全岛的事件，即吴国祯被逐与孙立人“兵变”事件。
吴国祯在大陆时期一直深得蒋介石的宠信。案发后多年，吴氏一直认为没有比蒋先生待他更好的人了。吴之所以深受蒋介石器重，显然是由于吴毕业于美国，与美国政界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也由于吴不结党营私，对蒋介石绝对忠诚。加之吴推崇资产阶级作风，办事讲求效率，令出必行。由于他强调法治，上海市长任内，获“民主先生”称号。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争取美援，故此吴氏就成为台湾省主席的最佳人选。
吴国祯如此受宠，为何又遭蒋介石排斥呢？据吴氏自己称：是蒋介石为了蒋经国的缘故。稍微了解国民党高层政争的人都清楚吴国祯与蒋经国不和，吴、蒋不和并非源于台湾，而是始自上海。1948年8月，蒋经国以督导员身份在上海“打老虎”。因效果不佳变成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吴国祯既不同意蒋经国的做法，又对市长权力被架空颇为不悦。吴氏出任台湾主席一职后，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蒋经国所豢养的特务打手随意抓人、杀人。他曾对蒋介石说：“非改革不可，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禁止随意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由于吴的主张与蒋经国做法形同水火，两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与此同时，吴国祯处处卡蒋经国的特务活动经费，致使蒋经国对吴恨得要死。
吴国祯恃宠而骄，有过高估计蒋介石对他信任的成分在内。他竟天真地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对于准备传位于子的蒋介石来说，自然听不进这逆耳之言。此后据吴本人讲，蒋介石居然对吴实施杀手，由于发现及时，幸免于难。回至家中，吴氏又发现家中电话有人窃听。在此情形下，吴感到蒋介石不信任他了，随即于1953年4月请辞省主席一职。5月吴氏夫妇得到美国邀请“讲学”。蒋氏父子欲扣吴，后经宋美龄从中周旋，方期赴美。但年近八旬的老父及次子吴潢却不准同行，被留作人质。
吴国祯初到美国之时，顾及老父及次子的安全，谨言慎行，没有半句对蒋氏父子的不满之话。然而在1954年1月，从台湾方面传出“吴国祯携资外逃”的风声，还有的报刊发表了《劝吴国祯从速回台湾》的社评。吴氏得此消息后，立即写就一则辟谣启事，并将此事寄给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张其昀。张氏是蒋介石的心腹，他将启事交给吴父，结果吴父跑遍各报，无人敢登。在此情形下，吴国祯便向台湾国民党当局发难。他于2月7日接受美国电台采访时，发表对台湾的三点政见，即台湾如不实行民主政治将无法获取美国与海外侨胞的支持；目前台湾过于专权，是“一党统治”；政治部的一套做法全然照搬苏联。
吴国祯的三点政见不仅在美国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在台湾也引起强烈的震撼。许多忠于蒋家的委员们纷纷指责吴“反动”、“狂妄”，并提出十大罪状，而吴国祯将矛头直指蒋氏父子。他在美刊上登载了《上总统书》，批评蒋介石“自私心比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同时指出蒋经国是台湾政治进步的大障碍。至此，吴国祯与蒋氏父子正式决裂。
吴的做法使国民党当局“义愤填膺”，《中央时报》和“国民大会”均主张严办吴氏。蒋介石为此特发布“总统令”，称：
……吴国祯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20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诬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祯前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之事，并依法撤查究办，此令。
之后，蒋氏父子还不肯放吴国祯，企图将他引渡回台，在美国的干预下，此事不了了之。
孙立人
“该上将久历戎行，抗战有功，且于该案觉察之后即能一再盹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
（《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第647—648页）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1923年毕业后赴美留学，获理学学士学位。随后转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曾在国民党军队任下级军官，1930年升任上校团长。抗战爆发后任税警团团长。1942年任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先后于该年和1944年二次参加缅甸战役。日本投降后，在广州参加受降。1946年奉调东北参加内战，任东北绥靖公署副主任，并任新一军军长兼长春警备司令。次年调任东北保安司令，旋又改任陆军副总司令，陆军训练总监。1949年9月调任台湾警备司令。1950年任台湾国民党陆军总司令。1955年8月被国民党当局以参与阴谋案而解职，被软禁33年之久。1988年春重获行动自由，台湾当局公布“孙立人事件”调查报告，表明孙没有参与1955年未遂军事政变。
〔解读〕
孙立人属于留洋生，不属于国民党任何一派，早在1930年被任命为税警团团长时，便招来其他派系尤其是黄埔派军人的议论纷纷。而11年之后，孙立人更是官运亨通，连连晋级，由团长升为“陆军总司令”，由上校升为“二级上将”，与吴国祯一起成为国民党退台后一文一武的两颗新星。
孙立人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和提拔，固然因为他没有派系，在抗战中战功卓著，关键在于孙立人的留美经历。蒋重用和提拔孙，一是为了争取美国的援助；二是为了拉拢军队中的非黄埔系将领，以示其打破门阀观念，大公无私，人才至上的开明形象。
然而，孙立人在“陆军总司令”位上仅仅五年时间，便结束了与蒋介石的合作关系。
孙立人与陈诚、周至柔、桂永清等一大批蒋的心腹将领不和，尤其他还敢与蒋经国为敌，公开以“陆军总司令”的地位，抵制蒋经国的政工制度。
1950年，孙立人召开“新年第一次年终扩大良心会”，让高级干部们来听听士兵们的“良心”话。会上孙立人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孙立人还主张取消军中政工制度。这与当时的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的主张不谋而合，而蔡斯作为蒋介石的“上帝”，又负责台湾军援的执行和美援的发票签字权，因此颐指气使，法力无边。孙立人是举，遭到蒋经国的怀疑，觉得他侵越了政治部的主权。蒋经国遂以召开“庆生会”来和他对着干。同时小蒋认为孙立人假洋人以自重，遂想借机收拾他。
1954年初，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台湾局势得以巩固，以孙立人做门面争取美援的作用消失，蒋经国在蒋介石支持下，开始排斥异己，目标之一，便是孙立人。
1954年6月，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已满年限，调动是必然的。但调任何职，却大有文章。凭孙立人的资历、能力，估计应任“参谋总长”一职。可是蒋介石却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调来做“参谋总长”，孙立人则屈就于“总统府参军长”的虚位上。不料，新任“参谋总长”桂永清任两个月后患病去世。在众人看来，“总长”一职非孙莫属。然而，孙的希望又一次落空。蒋经国的亲信彭孟辑一跃而上任“代参谋总长”。
削夺孙立人的实权这只是第一步。1955年8月20日，蒋介石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审查孙立人兵变案。原因是台湾特务机关抓了孙立人的少校营长郭廷亮，控告他利用与孙多年长期部属关系，在军中联络校尉级军官100多人预备于适当的时机发动兵谏。
对于此案，美国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杜勒斯等先后致电蒋介石，希望慎重处理。而调查委员会历时50天的调查，证明孙立人与此案并无直接责任，但有所谓“失察”之罪。蒋介石为表明对涉嫌本案人员亦有“维护”之心，使美方不好再过多干预，10月发布“总统令”对孙立人案做出最后处理。该令称：
兹据调查委员会主任陈诚、委员王宠惠等呈报彻查结果，一致认定该上将不知郭廷亮为匪谍，尚属事实。但对本案有其应负之重大咎责，如念该上将久历戎行，抗战有功，且于该案觉察之后即能一再盹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兹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
从此，孙立人长期被软禁在台北。孙立人的高傲、盛气凌人的气势以及坦率、作风明快断事利落无情，使其在蒋眼里成为一个不可不用，不可久用的人物。“不用”，人才难得；“久用”则恃才傲物。如今已到结束“久用”的时候了。总之，蒋把他送进天堂，也把他送进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