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竑
“你自去山西作战回来，逢人就谈八路军纪律好，长于游击战……你的战时政治纲领和用人方面，都有令人指责的地方。”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4）第43页
〔黄绍竑〕（1885—1966）号季宽。广西容县黎村镇人。新桂系的三巨头之一。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浙江和湖北省政府主席、监察院副院长、北平军事会参谋长、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要职。1949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代表，赴北平参加和谈。随后，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历任政务院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民革中央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解读〕
抗日战争爆发后，黄绍竑被委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赴山西协助阎锡山，在晋北、晋东战事失利后，就请准******，返回南京。接着被******派往浙江继朱家骅任省主席之职。
过去，******对浙江的人事抓得很紧，省主席如果不是他们的人，等于傀儡。为了不当傀儡，黄首先从调整省政府人事上突破，任命比较进步的专员王先旗为民政厅长，黄祖培为财政厅长，从广西带来的老部属伍廷风为建设厅长，还启用了几个比较“左”倾的县长，以及一些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这样，素来为******操纵，由CC系、黄埔系和地方士绅所把持的浙江，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浙江地处抗日前线，与安徽、江苏、福建都归第三战区范围。黄绍竑就任不久，杭州沦陷，省府退到金华。他认为在国家全面抗战时期，必须有一个崭新而为大众所拥护的政治纲领，作为政府与人民共守共行的准绳。为安定人心，动员民心，培养实力，贯彻抗日政策，制定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十条，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这个纲领一公布，各报都以显著的位置登载，但也有一些人向******告“御状”，批评他想把浙江当做独立王国。
为了实施《政治纲领》，黄绍竑大力从事抗战宣传，发动民众，但感到国民党的“老一套”不行。他在大革命时期就曾认识******，后来到山西抗战又见过几面，认为共产党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团结民众有办法。刚好，这时******在武汉，他便前往请教，并请共方派一些人去帮忙。随后，在丽水开设战时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团和战时青年训练团，自兼两个团的团长。另外，还下到各县宣传战时政治纲领，把那些在校的或由上海、杭州各地后撤来的青年组织起来。在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下，政治工作组织迅速发展，后来一直扩展到沦陷区，做了大量的抗战宣传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浙江在抗战中牺牲的政治工作人员就有100余人。
1938年4月，黄绍竑赴武汉出席国民党的临时代表大会。******与他商谈闽浙边区问题。当时，国共两党虽然已商定团结抗日，但是项英、粟裕为首的闽浙边区武装部队，仍被国民党的刘建绪部队包围着。他从武汉回浙后，征得战区司令官顾祝同、集团军司令刘建绪的同意，作为中间人到平阳与****代表吴毓、黄昂等人商谈，达成了四条协议：一是所有苏浙边区的武装部队全部撤走，到苏皖敌后去担任游击工作；二是项英、粟裕的部队由浙赴皖的，国民党军队以及地方团队不与为难，并予以补给上之方便；三是该部留在后方的家属，政府保证其安全，但不能有政治活动；四是准许该部在丽水或温河设立办事处。不久，项、粟率部由平阳、瑞安、丽水各县边境到达丽水上游的大港头镇集中。黄绍竑应粟裕同志的邀请到部队讲了话。
6月，黄绍竑突然接到******的电报，指责其政府“声名狼藉”，“要切实注意”。他很不服气，感到不可理解，即赴武昌向******提出辞职。蒋解释说：“你自去山西作战回来，逢人就说八路军纪律好，长于游击战，共产党如何动员民众、团结民众、军民配合的好，各级党部、黄埔学生、士绅等听了自然不服气，要说你的闲话。你的战时政治纲领和用人方面，都有令人指责的地方。我打电报给你，无非是使你知道说闲话的人多了，要你注意。”
1946年6月，黄绍竑到重庆向******辞职这已是第三次了，被蒋再一次慰留。但当黄飞回上海，一下飞机，就接到免职电报。他愤恨地说：“既然不要我，昨天晚上当面就准我辞职好了，为什么当时不准。等我一上飞机，就来一个电报免职呢？”后来，黄绍竑在检讨在浙这段经历时说：“抗战时期，我在浙江整整做了八年，别人认为是******的信任，其实是整整受了八年气。”
陈炯明
“外宽内忌，难与共事。”
（《******年谱》，第35页）
〔陈炯明〕（1887—1933）字竞存。广东海丰人。1909年加入同盟会。后参加讨袁护法运动。1917年12月，任“援闽”粤军总司令。1920年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次年任孙中山军政府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以“保境息民”“联省自治”对抗孙中山的北伐大计。1922年4月被孙中山免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等职。同年6月16日，发动武装叛乱，炮击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1923年1月被孙中山组织的讨贼军打败。后逃往香港，继续进行反对孙中山的政治活动。1925年，所部被广东革命政府的两次东征彻底打垮。后蛰居香港，数次反共。1933年9月病死香港。
〔解读〕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东成立军政府，原打算借西南军阀的武力来进行革命斗争，建设民主政治。然而，军政府成立不久，滇、桂军阀和北洋军阀开始勾结，极力排挤孙中山。军政府有府无军，使孙中山“命令不能出府门”。孙深感手中没有军队之苦，便以“援闽”的名义，从桂系军阀手中要来“省长亲军”，约8000人。他把这8000人组成“援闽粤军”，委任党内将领陈炯明为总司令，驻守到闽粤边境的汕头一带，准备建立、发展自己的可靠嫡系部队。
1918年3月，******应孙中山电召，在陈炯明领导的粤军中任作战科主任。初时，颇得陈炯明的信任。******所拟定的作战计划，使战事取得很大进步。但由于粤军全是广东人，加之******要求纪律严明，作为外乡人的他并不受官兵欢迎，使他感到，自己置身于金属粤籍的地方军之中，工作中的阻力很大，难以有所作为。私下曾对邓仲元说过：“我入幕系为服从中山先生革命而来，并非为帮陈炯明而来。”遂于7月31日，蒋给陈炯明写了个辞呈，不顾陈炯明规劝“拂然”而去。
******去职后，孙中山劝慰蒋再回到粤军去，但蒋开始并没有遵从；陈炯明也接连来信邀请，蒋都置之不理。直到9月18日，粤军在福建取得了有利的形势，攻克了北洋军阀在闽南的根据地漳州市后，蒋才又重回粤军，并升任第二支队司令官。
但不属于任何一派的******，还是很难适应日趋严重的粤军派系斗争，认为这样下去，“久之必有沈笃决裂，不可救药之一日”，在粤军中所做的一切工作，“皆不过为他人作嫁衣裳”。特别是陈炯明“挥之便去，招之便来”的做法更使他不能忍受，认为这都是陈对他不信任有关，蒋的一些关于作战的建议也不再予以理会，与陈的积怨也愈来愈深，深深感到此人“外宽内忌，难与共事”。同时，孙中山对陈炯明的倚仗之殷，也使蒋深为不快，******于是告诫孙中山，陈炯明不可信赖。遂再次提出辞呈。
陶成章
“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
（转引自严为平、郑****：《******传稿》第27页，中华书局，1992年）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绍兴人。早年从事反清活动。1904年与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光复会。1906年与秋瑾成立光复军，被推为五省都督，计划在杭州起义未遂。1907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08年一度在东京接任《民报》主编，不久转赴南洋向华侨募捐。曾同孙中山发生隔阂，发表过诋毁孙中山的言论。1910年他和章炳麟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回国，被推为浙江省参议会议员。他积极号召苏、浙等地旧部起义，对上海、杭州等地的光复起了很大的作用。1912年1月被刺身亡。
〔解读〕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浙江都督汤寿潜出任交通部长，空缺的浙江都督一职，当时舆论大多倾向陶成章，尤其是章炳麟首先通电推荐，积极活动促成。但是陈其美对陶成章的意见很深，沪浙光复后关系更加恶化，因为陶不赞成由浙江拨款支持上海，更不准陈其美动用南洋华侨的捐款。有一次陶对陈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只给浙江革命用，不能供你嫖妓用。”陶对陈在沪军都督任内的所作所为也流露出不满。此外，陶还在上海设立“驻沪浙江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办公处”，电请南洋汇款来，准备在闵行一带练兵，这些都引起陈其美的忌恨。陈企图控制浙江的权力，更不允许都督这一职由陶来接任。对陈其美惟命是从的盟弟******，自然也视陶成章为自己的政敌。
******受陈其美派遣，先收买光复会歹徒王竹卿等人筹谋策划。陶成章有所风闻，为了安全起见，临时更换了几次住所。由于他患病未愈，最终移入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设法探明了陶成章的住所后，指挥王竹卿充当刺客。1912年1月14日凌晨2时许，王等2人潜入医院，登楼闯进陶的卧室，呼曰：“陶先生！”出手枪击之，子弹从左颊入，斜穿肺部，陶当即身亡。
陶成章被刺事件发生后，全国为之震惊，革命党人极为愤懑，纷纷要求严惩凶手。孙中山指出：“陶君抱革命之宗旨十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尤为钜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痛惜。已电令沪督严带统组，务令凶徒就获，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在孙中山的催促下，浙江、上海都督府明令悬赏缉拿凶手。陈其美一时惊慌不已，为掩盖真相，给******一笔钱，让他离开上海到国外去避风。
对于陶被刺，当时就有人怀疑是陈其美指使******干的，但因为当时上海在陈其美的控制之下，刺陶的真相未及时公布于众。
后来******早年的塾师毛思诚在编写《民国十五年以前之******先生》一书时，对此事则直言不讳。由于这部书是蒋亲自审定的，也算是蒋自己的一种辩白，不过是非曲直被颠倒了。该书说：蒋“熟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足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盖其心出于至诚，绝非对人有所好恶于其间，此为辛亥革命成败最大关键。”蒋在《中正自述事略》中，详尽叙述了刺陶这件事，是他的又一次辩白。其中除诿过于人之外，实际上承认“除陶”是受陈其美指使而由他担任执行的人，也就是蒋自己是刺陶的主凶。******认为他对陶成章的成见由来已久。早在1908年他就听信有关陶成章与徐锡麟关系的某些说法，就认定“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在认定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后，他即甚鄙陶之为人，以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埋下了后来杀陶的根子。到了武昌起义后，他认为陶“回国即与英士相予……且欲持同盟会之组织根本破坏，而以浙江光复（会）代之为革命之正统……故再三思索，公私相权，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
******对“刺陶”不仅没有悔改的表示，反而把这一罪过当成一份功业加以宣扬，这与他当权以后，目无法纪，草菅人命，也不无关系。
汪精卫
“注逆可恶，一至于此。痛甚！”
（《******详传》，第827页）
〔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字季新。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1925年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党中央部组织部长。7月15日在武汉实行“分共”，屠杀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群众。宁汉合流后在和南京******集团几次争夺权力斗争中遭到失败，后离沪赴法国。1929年10月回国，进行反蒋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对日妥协投降。1932年1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国防教育会议副主席。1938年，发表“艳电”，公开降日，成为汉奸。次年在上海筹划成立伪政权。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破坏中国的抗日战争。
〔解读〕
******和汪精卫斗法多年，一方面互相攻讦，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另一方面又相互利用，相互吹捧。两人真正分道扬镳，是在汪精卫正式走上了投降日本的汉奸之路以后。
抗战开始以后，汪精卫抱定“战必大败”的思想，情绪更加悲观，到处散布民族失败主义，并暗中与日本勾结。1938年11月中旬，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为代表，到上海与日本代表影佐祯昭等进行了8天的秘密会谈，双方商定以汪精卫为首另立新政府，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以及《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统称“重光堂密约”，并制定了汪精卫出逃的具体时间。
12月19日，蒋于重庆召集年轻的中央委员们谈话，并说副总裁可以不出席。汪趁此机会便于同日以到成都军校讲演为词，和林伯生、曾仲鸣离开重庆，然后经昆明前往越南河内。27日，蒋电动汪回重庆。29日，汪发“艳电”，声明同意近卫三原则。
1939年元旦团拜会后，******举行中央委员谈话会，问大家对汪怎么办？居正要求开除汪之党籍，并下令通缉。蒋又问冯玉祥，冯说：“我们大家把汪弄成副总裁，是我们瞎了眼。”“我们应该向国民认罪”。蒋却说：“无论汪怎么不对，我们应当宽待他，我们应当饶恕他。”大家对此极为不满，七嘴八舌，有的骂，有的咳嗽，有人还说******、汪精卫唱双簧。又有人提议正式开会。******又背叉双手站起来背诵遗嘱，于是正式开会，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
1939年1月4日，近卫内阁总辞职。汪精卫因近卫倒台，而失去后台，便一度打算出访欧洲，向德、英、法各国申请签证。蒋也赶快送去中华民国护照劝其赴欧，以后仍可返国服务。
但汪终于改变主意，于5月31日到达日本。6月8日，国民政府通缉汪精卫。18日，汪奉命往天津联络吴佩孚，为吴拒绝。6月28日汪回上海，曾一度想在华南建立伪政权，因张发奎、邓龙光坚决反对而罢。旋又改在南京建立伪政权。9月12日，日本新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南京。以西用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前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协助汪氏建立伪政权。汪最后完全同意日本条件，把原先期望“中国主权独立”的梦想完全丢掉，建成了一个一切由日本顾问操纵的傀儡政权，9月30日，汪签订了卖国条约。他说：“中国这样大国家，不是我能卖得了的。即使我签了字，也只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1940年1月4日，高宗武、陶希圣与汪决裂，遂抄录了汪所签卖国条约，自上海前往香港。蒋过目此文件后，极为气愤，于1月20日日记中说：“阅毕令人发指。汪逆可恶，一至于此。痛甚！”
杨虎城
“虎城竟跟着他走，其实我意料不到的。自己毁灭了自己的历史，也毁灭了部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