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既如此将后壁自己打穿，而其研究学问的观点又如此正确，我还有什么话说呢？此后，我便专心研究佛学及攻读另一大思想家熊十力先生的一切著作，间或写写《异行传》一类的文字；而他呢，则继续研究中国民族特性的问题，及着手写作《性灵与磁电》这样怪题目的文章，后者原为《佛老与磁电》，经我们函商的结果，才将“佛老”易作“性灵”，这是他“心理与力学”的更进一步的探讨，也可以说是他思想发展的极致，此处不暇细说。我们虽然还是不断通信，但所讨论的是另一方面的问题，对于“厚黑学”彼此再无所争执了。
又有一种令人喜出望外的事，就是他突然寄给我一篇长约二万五千字的《宗吾自述》，把他一生的大事，可说是都述到了，这不能不说是教主自行降格也写了自传吧。这事，我本是早已绝望的，因为我不会作八股，没有交换的资格；然而他竟无条件地赐予了，哪能不为之狂喜呢？这是我将来为他写一部十万字的《厚黑教主传》的良好依据。好！我决心如此报答他，来纪念此一代的巨人！
不久，又有一可喜的消息到来：一九四一年十月中旬，我接到他的来信，说他明春要来青木关访我，需要畅谈若干日，和我商量他的一切著作，以便大加修改。这样，我更有得亲教主音容的福气了。那封信的措辞，也和唯我独尊的教主，迥乎不同。略云：
弟郁居无聊，其欲出游，而棘地荆天，真有蹙蹙靡骋之感！明春，无论如何，决当出游。届时，当到青木关一访，畅谈若干日，将拙作一一就正，俾便大加修改，请足下便中代我觅一下榻之地。其地，第一以民房为最佳（只一斗室，能容一床一桌即足），即草房亦可，半间屋亦可，弟固农家子，能过简单生活者。其次则商店（仅容一榻已足）；再不然，即住旅馆，如无旅馆，即茅草店亦可。其要件有二：（一）就近有防空洞；（二）就近有饭馆。还有三事：第一，不住友人家；第二，不住机关；第三，不受友人招待，如有扫榻相迎者，弟即将仿孔老先生办法，不脱冕而行矣。
这封信，可以充分表现他狷介的操守，不知破口大骂他的人，对此又作何感想？我当即回他一信，说是完全遵命，青木关地方虽小，但一切的吃住问题，总还比他所希望的略高一等，请他尽管放心来好了。此信去后，想不到他明春出游的计划，竟而提前了好几月。
记得就在这年的十二月初旬，天还落着蒙蒙的细雨，我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忽然听见门外有人操着苍老的四川土音说：“厚黑教主来看张默生！”接着即叩起门来。我心一动，就低声对余妻说：“莫非真是厚黑教主来了吗？”急忙把口中的饭吐出来，前去为他开门，一眼望见一位身材高大的老翁，身边还有一位二十岁左右面显清瘦的青年，问询之下，果然是“厚黑教主”，那位青年是他的长孙长翊君。我在狂喜之际，巴不得把他抱起来。肃之入座后，我一面和他谈着，一面观察他的相貌，觉得此前孙君来函说他是中等身材，是完全不对的！他可以说是一位彪形大汉，两鬓斑白，胡须疏落有致，脸为长方形，颧骨颇高，鼻子特长特高而略向里曲，但尚未至鹰鼻的程度，眉目清秀，眼神常常若有深思，统而言之，是一位具有政治家风范的人物，怪不得他想要一做姜太公！但他当时的神情，显然无匡济之志了。大凡古今来有志未遂，退而讲学或著述的人，理应也表现他那种气度。可是教主般的所谓“上天下地，唯我独尊”的庄严，他却没有，因为他太谦恭太虚心了，这和我未见他时所想象的完全不同。我当时极力称赞他的几种著作，他说：“我的那些著作，不过是瞎说罢了，内中所谈的道理，大半是如东坡所谓‘想当然耳’的。我读书太少，而且读书又是‘不求甚解’的，不能把我假想出的道理加以证明，所以我此次出游，是希望多拜识几位当代的学者，向他们虚心领教的。”我忽然向他说：“可是先生的‘厚黑学’我还是依然反对呀！”他掀须微笑说：“我讲我的，你反对你的，昔日庄周和惠施，不是见面就‘抬杠子’吗？但是又何碍于他们的知己之感呢？我与足下，正愿如此。”其时，我们的饭菜，还摆在桌面上，我便指着向他说：“这饭可不是特为先生预备的吧，你可不要不脱冕而行。一连几天落雨，也用不着为你洗尘；不过家中正有一点薄酒，天气又如此寒冷，算是为你压压风吧。孙君来函，说你每饭必酒，是吗？”他哈哈大笑起来，接着说：“酒是要得的，饭却不须吃，你们吃饭，我吃酒好了。”于是我们就又吃起来，他尽自之一杯一杯地细细而饮，一面说着笑话，可知他是富于幽默感的；但是他的酒量并不大，据他说每次也只是四五两的样子，醉得一塌糊涂的事，他从来未曾有过。这是第一次会见的情形。
他们祖孙二人在青木关的旅馆中住了几天，我天天到旅馆中和教主攀谈，由彼此的身世，谈到一切的问题，并商定他的新旧著作，何者宜再版，何者可缓印，我再次劝他不讲厚黑，他仍是恋恋不忍弃舍。最后接受了我的劝告，许着写一篇他的思想统系，才把厚黑的气氛冲淡了。我记得还有两件趣事：他白天和我谈话，夜间就开始写《锸随漫话》，预备送到重庆报上发表。这“锸随”二字，是取刘伶以锸自随，何处醉死何处埋的故事，以自解嘲。他先把写成的拿给我看，我看了几段，仍是“厚黑丛话”之类，还是“厚黑长”、“厚黑短”的大谈其厚黑。他把第一段作为序言，首先提到此次出游，是特为来访我的。我随即提出抗议道：“你这篇东西，还是谈厚黑，既是谈厚黑，就不要把我的姓名写入，想把我的姓名写入，就不要谈厚黑，究竟何去何从？”他略加考虑说：“那我就牺牲足下的姓名，保留我的厚黑吧。”一面说着，一面提笔把我的姓名勾去了。再则他决定到重庆重印他的几本著作，请我为他各写一篇序文；我说：“你的著作中，只要没有‘厚黑’二字连用，是你那般解释的，我就为你各写一篇序文，否则我是恕不奉命的。”检查的结果，是他失败，我的序文自然未写。
当时，我在复旦大学兼课，每星期须到北碚授课三天。我因为和他谈得高兴，打算那一周写信到校请假，他不许我这样做，他说：“我陪你到北碚去，我开好旅馆候着你，你每日上完课就回到旅馆来谈，三天以后，我再陪你回来。这样，两不误事。”我当即毫不客气地接受了这种建议，于是他们祖孙二人就陪我到北碚来了。自然我也趁此机会，为他介绍认识北碚的诸多友人，也让诸多友人认识这位厚黑教主。我又对他说：“北温泉乳花洞门前，有一棵黄桷树根，虬结盘屈，蜿蜒如龙，很像你思想的恢诡谲怪，你可前去观赏一下，与它订交吧。”他自然是乘兴而去，于温泉公园也不过匆匆巡视一周；唯独到了乳花洞前，他舍不得走了，坐在一块石头上，眼望着那盘黄桷树根，足足欣赏一二小时，不禁欷歔咏叹，大概是相契于无言之地了。我又对他说：“我入川时，经过三峡，见两岸突兀峥嵘，直逼霄汉，又像你思想的不可一世；但不知你当年出川时，曾否以此自许？”他笑了，他笑着说：“足下未免太好‘索隐行怪’了！”
我们彼此恋恋不舍地来往于青碚之间，可以说是无话不谈，谈必放浪形骸，无拘无束。必罄其所有而后快。我生平有三次快谈：一次，是我亡命朝鲜，化名“赵虚若”，因慕音韵大家魏建功之名，贸贸然以同国籍的资格，去拜访他，自某晚八时直谈到次晨八时，整整十二小时，是一快谈；一次，是我在北碚，友人邹湘乔自青木关来访，自某日早十时直谈到次日早十时，整整二十四小时，是一快谈；再一次，就是我与厚黑教主的快谈，断断续续，接接连连，在七八日之中，几乎一生想说的话，彼此都倾囊而出了，是为快谈中之尤快者。我年来丧子之恸，及愁云惨雾的生活，已被这次快谈，扫荡得干干净净了。我哪能不永远纪念这位名为“厚黑教主”，而实则是大观园外的“干净石狮子”呢？我从他的谈话中，得知他是轻易不推许人，自然择友也是十分慎重的；可是他似乎有两位最心服的亡友，往往是一再谈及，赞不绝口。一位是革命家张列五，辛亥光复后，被推为四川的第一任都督，后充总统府顾问，被袁世凯所杀。他说，此人赤胆忠心，有作有为，如他在世时，四川绝不会闹得二十年来的乌烟瘴气。一位是理学家兼革命家廖绪初，辛亥光复后，被任命为审计院院长（当时四川省政组织中有此官职），后见国是日非，郁郁以死。他说，此人做事，公正严明，道德之高，每使敌党赞叹不已，如他得掌政时，绝不许有贪官污吏的存在。他当时谈及，犹在叹惜不已，几欲泪坠；并再三托我为他这两位亡友作传，以历薄俗。我还记得当重庆遭敌机狂炸时，他有数次来信都说：“张列五的衣冠冢在浮图关，此时想必成为焦土了！”他慎重择人如此，敦笃友谊如此，谁能相信“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是出自他手呢？如果出自他手，那必是伤心透了，聊且以冷笑代呜咽吧！
我们于青木关分手以后，他祖孙二人便到重庆去了，他先住新蜀报馆，后住国民公报社，中间亦曾移住他处，在渝约有年余的时光，照料翻印他的几种著作——《厚黑学》、《中国学术之趋势》和《心理与力学》。《厚黑学》附加《我的思想统系》一文；《心理与力学》附加《性灵与磁电》一章。这时，他和吴稚晖先生会面了，刘姥姥终于看见了石狮子，不会再有遗憾吧。实则刘姥姥是很可能看见石狮子的，因为她毕竟不是大观园的人物，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从以上三书，都经呈稚老为他亲题封面看来，刘姥姥和石狮子已在深深地相默契了。此外他还得交一位至好的朋友杨亚仙君，他印书的费用，多是杨君慨然相助的。杨君又因他的介绍，曾专来北碚访我，我也因此得交杨君这位好友。杨君原系军人，曾数度坐牢，曾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只因屡受相与共事的人暗中嫉害，才认识了真正的厚黑之徒，忽然得到厚黑教主的经典，相为印证，于是满腹牢骚涣然冰释了，从此他想努力于社会事业的创建，他也是厚黑教主的知己之一。
一九四三年春，教主应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先生之邀，再来北碚，我们别后又得相遇，自然是大快于心！但是年余不见，他的精神顿见衰老，我在暗中替他担心。他天天到我家来谈，每次吃饭，除饮几杯酒外，几乎是饭粒不进。我问他：“食量这样少，怎么可以呢？”他说：“我数月以来，经常是如此的，不要紧。”但他具有那样高大的体躯，食量尚不及三岁的小儿，他又无时无刻不在运用思想，往往正与他谈话的时候，他又不知思索着什么道理了。我一再地暗中观察他，认为他有回家静养的必要，终于被我劝告回家了。记得临分手时，我对他说：“我将站在志不同道不合的立场上，为你这位不厚不黑的厚黑教主作一部十万余言的大传，来报答教主不远千里而来的枉顾！”他很感动地说：“这样，我可以死矣！”我当时不禁为之泪下，遂黯然而别。
一月以后，接得他三月十二日来书，说他别后返渝，由渝至蓉，今已安抵自流井了。五月四日来书，托我为他设法推销著作，未及他事。五月十四日又来书，有云：“弟近日无所事事，食量已较前增加矣。”此后，便再不来信；去信，亦不得复。后按其长孙长翊来函，说他的祖父已得“中风不语”症，终日昏迷不省人事，朋友来信，只得由他择要作复。闻听之下，百感交集！直至九月三十日，报载自流井电：“厚黑教主李宗吾已于九月二十八日逝世矣。”睹此噩耗，震惊不容自已！天丧我良朋，呜呼痛哉！昔庄周过惠施之墓而叹曰：“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我亦不禁有此同感！乃先执笔写此一段因缘。继此文，而状其一生行事及其学术思想者，曰：《厚黑教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