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陆之争，乃是于整个道理之中，各说半面，我们会通观之，即知两说可以并行不悖。（一）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朱子重在学，陆子重思，二者原是不可偏废。（二）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朱子宗的是这个说法。孟子又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陆子宗的是这个说法。二说同出于孟子，原是不冲突的。（三）陆子尊德性，朱子道问学，中庸说：“尊德性而远问学。”中间著一而字，二者原可联为一贯。（四）从伦理学上言之：朱子用的是归纳法，陆子用的是演绎法，二法俱是研究学问所不可少。（五）以自然现象言之：朱子万殊归于一本，是向心力现象，陆子一本散之万殊，是离心力现象，二者原是互相为用的。我们这样的观察，把他二人的学说，合而用之即对了。
明道学术分程（伊川）朱和陆王两派，象山相当于伊川，阳明相当于朱子。有了朱子“万殊归于一本”之格物致知，跟着就有阳明“一本散之万殊”之格物致知，犹之有培根之归纳法，跟着就有笛卡儿之演绎法，培根之学类伊川和朱子，笛卡儿之学类象山和王阳明。宇宙真理，古今中外是一样的，所以学术上之分派和研究学问的方法，古今中外也是一样的。
（十五）学术之分合
大凡一种学说，独立成派之后，本派中跟着就要分派。韩非说：“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就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孔学分为八派，秦灭而后，孔学灭绝，汉儒研究遗经，成立汉学，跟着又分许多派。老氏之学，也分许多派。佛学在印度，分许多派，传入中国，又分若干派。
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融合众说，独成一派。老子书上有“谷神不死”及“将欲取之”等语，经后人考证，都是引用古书。他书中所说“用兵有言”及“建言有之”等语，更是明白援引古说，可见老子也是述而不作之人，他的学说，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印度有九十六外道，释迦一一研究过，然后另立一说，这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宋儒之学，是融合儒释道三教而成，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这种现象，是学术上由分而合的现象。
大凡一种学说，独立成派之后，本派中跟着就要分派。韩非说：“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就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孔学分为八派，秦灭而后，孔学灭绝，汉儒研究遗经，成立汉学，跟着又分许多派。老氏之学，也分许多派。佛学在印度，分许多派，传入中国，又分若干派。宋儒所谓佛学者，盖禅宗也。禅宗自达摩传至五祖。分南北两派，北方神秀，南方慧能，慧能为六祖，他门下又分五派。明道创出理学一派，跟着就分程（伊川）朱和陆王两派。而伊川门下分许多派，朱子门下分许多派，陆王门下也分许多派。这种现象，是由合而分的现象。
宇宙真理，是圆陀陀的，一个浑然的东西，人类的知识很短浅，不能骤窥其全，必定要这样分而又合，合而又分地研究，才能把那个圆陀陀的东西研究得清楚。其方式是每当众说纷纭的时候，就有人融会贯通，使它汇归于一，这是做的由分而合的工作。既经汇归于一之后，众人又分头研究，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西洋学说传入中国，与固有的学说发生冲突，正是众说纷纭的时代。我们应该把中西两方学说融会贯通，努力做出分而合的工作。必定要这样，才合得到学术上的趋势，等到融会贯通过后，再分头研究，做合而分的工作。
宋学与蜀学
五代中原大乱，三教中的名人齐集成都，仿佛三大河流，同趋于最隘的一个峡口，天然该融合为一，大约这些名流麇集成都，互相讨论，留下不少的学说。明道弟兄来川，召集遗老筑台讲道，把它们集合来，融会贯通而断以己意，成为一个系统，就成为所谓宋学。
（一）二程与四川之关系
程明道的学说，融合儒释道三家而成，是顺应时代的趋势，已如前篇所说。至于地域关系，他生长河南，地居天下之中，为宋朝建都之地，人文荟萃，是学术总汇的地方，故他的学说能够融合各家之说，这层很像老子。
凡人的思想，除受时代影响之外，还要受地域的影响。孔子是鲁国人，故师法周公；管仲是齐国人，故师法太公；孟子是北方人，故推尊孔子；庄子是南方人，故推尊老子。其原因：（1）凡人生在一个地方，对于本地之事，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就成了拘墟（xū）之见。（2）因为生在此地，对于此地之名人，有精密的观察，能见到他的好处，故特别推崇他。此二者可说是一般人的通性，我写这篇文字，也莫有脱此种意味。
程明道的学说，融合儒释道三家而成，是顺应时代的趋势，已如前篇所说。至于地域关系，他生长于河南，地居天下之中，为宋朝建都之地，人文荟萃，是学术总汇的地方，故他的学说能够融合各家之说，这层很像老子，老子为周之柱下史，地点也在河南，周天子定都于此，诸侯朝聘往来，是传播学说集中之点，故老子的学说，能够贯通众说。
独是程明道的学说，很受四川的影响。这一层少人注意，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
明道的父亲，在四川汉州做官，明道同其弟伊川曾随侍来川，伊川文集中，有《为太中（程子父）作试汉州学生策问》三首，《为家君请宇文中允典汉州学书》、《再书》及《蜀守记》等篇，都是在四川作的文字，其时四川儒释道三教很盛，二程在川濡染甚深，事实俱在，很可供我们的研究。
（二）四川之易学
袁滋易学，伊川不与之讲授，命他入蜀访求，大约他在四川受的益很多，才自谦不如蜀人，于此可见四川易学之盛。
《宋史·谯定传》载：“程颐之父珦（xiàng），尝守广汉，颐与其兄颢（hào）皆随侍，游成都，见治蔑箍桶者，挟册，就视之，则易也，欲拟议致诘，而蔑者先曰：‘若尝学此乎 ’因指‘未济男之穷’以发问，二程逊而问之，则曰‘三阳皆失位也’。兄弟涣然有所省，翌日再过之，则去矣。”伊川晚年注易，于未济卦，后载“三阳失位”之说，并曰：“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足观宋史所载不虚。据《成都县志》所载：“二程过箍桶翁时地方，即是省城内之大慈寺。”
谯定传又载：“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 ’滋入蜀访问，久之，无所遇，已而见卖酱薛翁于眉邛（qióng）间，与语大有所得。”我们细玩“易学在蜀”四字，大约二程在四川，遇着长于易的人很多，不只箍桶翁一人，所以才这样说。
段玉裁做富顺县知县，修薛翁祠，作碑记云：“……继读东莱吕氏撰常州志，有云。袁道洁闻蜀有隐君子名，物色之。莫能得，末至一郡，有卖香薛翁，旦荷芨（jī）之市，午辄扃（jiōng）门默坐，意象静深，道洁以弟子礼见，且陈所学，叟漠然久之，乃曰：‘经以载道，子何博而寡要也 ’与语，未见复去。”宋史云“眉邛间”，吕氏云“至一郡”，皆不定为蜀之何郡县，最后读浚仪王氏《困学纪闻》云：“谯天授之易，得于蜀夷族曩（nǎng）氏，袁道洁之易，得于富顺监卖香薛翁，故曰：‘学无常师。’宋之富顺监，即今富顺县也，是其为富顺人无疑。”（见段玉裁《富顺县志》）究竟薛翁是四川何处人，我们无须深考，总之有这一回事，其人是一个平民罢了。（按宋史作卖酱，吕王作卖香，似应从吕王氏，因东莱距道洁不久，宋史则元人所修也）
袁滋问易于伊川，无所得，与卖酱翁语，大有所得，这卖酱翁的学问，当然不小，《论语》上的隐者，如晨门、荷蒉（kuì）、沮溺、丈人等，不过说了几句讽世话，真实学问如何，不得而知，箍桶翁和卖酱翁，确有真实学问表现，他二人易学的程度，至少也足与程氏弟兄相埒（liè），卖酱翁仅知其姓薛，箍桶翁连姓亦不传，真是鸿飞冥冥的高人。
易学是二程的专长，二人语录中，谈及易的地方，不胜枚举。《宋史·张载传》称：“载尝坐虎皮，讲易水师，听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理，吾所不如，汝可师之。’撤坐辍讲。”据此可见二程易学之深，然遇箍桶翁则敬谨领教，深为佩服，此翁之学问，可以想见。袁滋易学，伊川不与之讲授，命他入蜀访求，大约他在四川受的益很多，才自谦不如蜀人，于此可见四川易学之盛。
据《困学纪闻》所说，四川的夷族，也能传授高深的易学，可见那个时候，四川的文化是很普遍的，《易经》是儒门最重要之书，易学是二程根本之学，与四川发生这样的关系，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三）四川之道教
道教中各派，俱发源于四川，其原因就是由于汉朝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修道，其学流传民间，分为各派，历代相传不绝。
薛翁说袁道洁博而寡要，俨然道家口吻，他扃门默坐，意象静深，俨然道家举止，可见其时道家一派，蜀中也很盛。二程在蜀，当然有所濡染。
宋儒之学，据学者研究，是杂有方士派，而方士派，蜀中最盛，现在讲静功的人，奉《参同契》和《悟真篇》二书，为金科玉律，此二书均与四川有甚深之关系。
《悟真篇》是宋朝张伯端（字平叔号紫阳）所著。据他自序是熙宁巳酉年，随龙国陵公到成都，遇异人传授。考熙宁己酉，即宋神宗二年，据伊川新作《先公太中传》称：“神宗即位年代，知汉州，熙宁中议行新法，州县嚣然，皆以为不可。公未尝深论也，及法出，为守令者奉行后，成都一道，抗议指其未便者，独公一人。”神宗颁行新法，在熙宁二年，即是张平叔遇异人传授之年，正是二程在四川的时候。平叔自序，有“既遇真筌，安敢隐默”等语。别人作的序有云：“平叔遇青城丈人于成都。”又云：“平叔传非其人，三受祸患。”汉州距成都只九十里，青城距成都，距汉州，俱只百余里，二程或者会与青城丈人或张平叔相遇，否则平叔既不甚秘惜其术，二程间接得闻也未可知。
现在流行的《参同契集注》，我们翻开一看，注者第一个是彭晓，第二个是朱子。彭晓字秀川，号真一子，仕孟昶为祠部员外郎，是蜀永康人。永康故治，在今崇庆县西北六十里。南宋以前，注《参同契》者十九家，而以彭晓为最先，通行者皆彭本，分九十一章，朱子乃就彭本，分上中下三卷，宁宗元年，蔡季通编置道州，在“寒泉精舍”与朱子相别，相与订正《参同契》，竟夕不寐，明年季通卒，越二年朱子亦卒，足见朱子晚年都还在研究《参同契》这种学说。
清朝毛西河和胡渭等证明：宋儒所讲，无极太极，河洛书是从华山道士陈抟传来。朱子解易，曾言“邵子得于希夷（陈抟），希夷源流，出自《参同契》”。宋学既与《参同契》，发生这种关系，而注《参同契》之第一个人是彭晓，出在四川，他是孟昶（chǎng）之臣，孟昶降宋，距二程到川，不及百年，此种学说，流传民间，二程或许也研究过。
义和团乱后，某学者著一书，说：“道教中各派，俱发源于四川，其原因就是由于汉朝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修道，其学流传民间，分为各派，历代相传不绝。”他这话不错，以著者所知，现在四川的学派很多，还有几种传出外省，许多名人俯首称弟子，这是历历可数的。逆推上去，北宋时候，这类教派当然很盛。二程在蜀当然有所濡染。
（四）四川之佛教
马祖教人，专提“心即是佛”四字，伊川曰“性即理也”，宛然马祖声口，这种学理，或许从雪门寺高僧得来。
佛教派别很多，宋儒所谓佛学者，大概指禅宗而言，禅宗至六祖慧能而大盛，六祖言：“不思善，不思恶，正凭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宋儒教人：“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宛然是六祖话语。
四川佛教，历来很盛，华严宗所称为五祖的宗密，号圭峰，即是唐时四川西充人。唐三藏法师玄奘，出家在成都大慈寺。以禅宗而论，六祖再传弟子“马道一”，即是张文定所说马大师，是四川什邡（fāng）人，他在禅宗中的位置，与宋学中的朱子相等，有《五灯会元》可考。他的法嗣，布于天下，时号马祖，他出家在什邡罗汉寺，得道在衡岳，传道在江西，曾回什邡筑台说法，邑人称为活佛。（见《什邡县志》）二程到四川的时候，当然他的流风余韵，犹有存者。什邡与汉州毗连，现在什邡高景关内，有雪门寺，相传二程曾在寺中读书，后人于佛殿前，建堂祀二程，把寺名改为雪门，取“立雪程门”之义。（见《什邡县志》）二程为甚不在父亲署内读书，要跑到什邡去读 一定那个庙宇内有个高僧，是马祖法嗣，二程曾去参访。住了许久，一般人就说他去行医读书了。
马祖教人，专提“心即是佛”四字，伊川曰“性即理也”，宛然马祖声口，这种学理，或许从雪门寺高僧得来。
宋朝禅宗大师宗杲（gǎo），名震一时，著有《大慧语录》。朱子也曾看他的书，并引用他的话，如“寸铁伤人”之语。魏公道是四川广汉人，他的母亲秦国夫人，曾在大慧门下，参禅有得，事载《五灯会元》。大慧之师圆悟，是成都昭觉寺和尚。著有《圆悟语录》。成都昭觉寺，现有刻板，书首载有张魏公序文，备极推崇。圆悟与二程，约略同时，二程在川之时，四川禅风当然很盛，二程当然有所濡染。
（五）二程讲道台
现在汉州城内，开元寺前，有“二程讲道台”，可见二程在汉州，曾召集名流，互相讨论，把三教的道理，融会贯通，恍然有得，才发明所谓宋学，伊川所说的“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大约就在这个时候。
二程的父亲，卒于元祐五年庚午，年八十五岁，逆推至熙宁元年戊申，年六十三岁，其时王安石厉行新法，明道曾力争不听，他们弟兄不愿与安石共事，因为父亲年已高，所以侍父来蜀。明道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于二年癸酉，二人入蜀时，年三十六七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抛弃了政治的生活，当然专心研究学问。王阳明三十七岁，谪居贵州龙场驿，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与二程在汉州时，年龄相同，不得志于政治界，专心研究学问，忽然发明新理，也是相同。
现在汉州城内，开元寺前，有“二程讲道台”（见《汉州志》），可见二程在汉州，曾召集名流，互相讨论，把三教的道理，融会贯通，恍然有得，才发明所谓宋学。伊川所说的“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汉州开元寺，可等于王阳明的龙场驿。
宋明诸儒，其初大都出入佛老，其所谓佛者，是指禅宗而言，其所谓老者，不纯粹是老子，兼指方士而言，阳明早年，曾从事神仙之学，并且修习有得，几于能够前知，有阳明年谱可证。不过阳明不自讳，宋儒就更多方掩饰，朱子著《参同契考异》托名“华山道士邹诉”，不直署己名，掩饰情形，显然可见。
二程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人，遇着箍桶匠，都向他请教，当然道家的紫阳派、真一派，佛家的圆悟派，也都请教过的。我们看程子主张“半日读书，半日静坐”，形式上都带有佛道两家的样子，一定与这两家有关系。伊川少时，体极弱，愈老愈健，或许得力于方士派的静坐，不过从来排斥佛老，与这两家发生关系的实情，不肯一一详说，统以“出入佛老”一语了之，箍桶翁是他自己说出，并笔之于书，后人方才知道。
我们从旁的书考证，宋朝的高僧甚多，乃《宋史》仅有《方技传》，而高僧则绝不一载。此由宋儒门户之见最深，元朝修《宋史》的人，亦染有门户习气，一意推崇道学，特创道学传，以位置程朱诸人，高僧足与程朱争名，故削而不书，方技中人，不能夺程朱之席，故而书之。以我揣度，即使二程曾对人言：在蜀时，与佛老中人，如何往还，《宋史》亦必削而不书，箍桶翁和卖酱翁，不能与二程争名，才把他写上。其余的既削而不书，我们也就无从详考。
（六）孟蜀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