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跌荡一百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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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致谢

据儒学家殷海光的回忆,他的老师、哲学家金岳霖曾言:“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此言颇有深意。

如果我的任何一部著作让读者感觉心旌荡漾,那一定是我的错。我们正在阅读的历史不应该是冰冷的,但也不应该是滚烫的,它仅仅应有平凡人的正常体温。在冷静中,我们才能找到真理的入口处。

感谢那些创造了中国商业进步的人们——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还你们一个公道。

感谢那些记录了历史的人们。为了这部企业史,我阅读和采用了大量的前人成果,一如我之前的所有作品一样。我没有在书后罗列一大堆图书索引,这主要来自两个考虑:一是我在正文中都已经标示出了有价值的资料来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它们;二是为了节约纸张,我常常为自己的图书定价昂贵而不安。

我要记下并在这里朗诵这些学者的名字,他们对中国近当代史的研究令人肃然起敬: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白吉尔(Marie Claire Bergere)、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高家龙(Sherman Cochran)、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孔飞力(Philip A. Kuhn)、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罗斯基(Thomas G. Rawski)、刘广京、郝延平、杨小凯、王业键、余英时、杜润生、朱学勤、雷颐、梁小民……

为了此次写作,我去了上海、深圳、天津、安庆、重庆、南通、无锡、南京、宜昌、福州、宁波、广州、镇江、香港等很多城市,感谢那些地方的人士,他们为保留前人的事迹和遗址正做着不为人知的工作。

感谢我的助理朱琳、陆斌和崔璀,本书在很多环节上离不开他们的协助。感谢东方早报社的诸多同人。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王斌社长、潘岳总编辑和我的责任编辑蒋蕾,他们对我的宽容和忍耐好像总是没有边界。

感谢我的太太邵冰冰。我原本打算用人物列传的方式来写作这部作品,是她的坚持让我改成了现在这样的、与《激荡三十年》保持一致的编年体体例,这让我多付出了几倍的工作量,现在看来,她是对的。在过去的几年里,写作成了家庭生活最主要的部分,我唯一能作的补偿是,尽量陪她和吴舒然同学去看每一部新上映的“大片”。

接力赛式的创作告一段落了。我动笔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吴舒然同学背着小书包刚刚跨进小学的校门,到今天,完成《跌荡一百年·下》,她已经要上初中了。时间就这样过去,不动声色地更替着昨天和明天,它给我们的生命留下了花开、花谢、雨聚、雾散,它从不白白地来,也不白白地走。

至今,吴舒然同学对我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屑一顾”,我无比耐心地等着她提出批评的那一天。

吴晓波

2009年夏季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