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跌荡一百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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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1966年:造反与浩劫 (4)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过去十多年里主管全国经济的中央及部委领导,除了总理周恩来之外,几乎全部被打倒或靠边站。其中,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1969年11月12日冤死于开封,邓小平和陈云被下放江西劳动,薄一波和谷牧成了“叛徒”、“三反分子”,贾拓夫(经委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被迫害致死。1968年2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群众代表时无奈地披露,国务院系统的42个单位中,还能开展工作的部长级干部只有90人,占总数280人的32%,其中第一把手(部长、主任)只剩下3个人。胡鞍钢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中引用相关资料称,到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政主要负责人有60多人被定性为“敌我矛盾”,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190余人中,有88人被指认为“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占总数的46%。因被斗倒的人实在太多,以至于按照《党章》的规定,已无法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

由于造反派的全面夺权,让那套从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指挥体系彻底瘫痪,大量干部“靠边站”,经济管理和统计部门被砸烂,各地的年报迟迟不能报齐。在局面最混乱的1967年和1968年,根本无法制订全年度的全国经济计划,1968年也成为建国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计划的一年。

宏观经济持续恶化的轨迹非常明显。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近10%,1968年又下降4.2%。主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除了粮棉大体持平外,其余都是连续两年减产。国家的财政总收入,1967年同比减少25%,1968年又少了13.9%。如果以1953~1965年13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实际增长速度7.9%计算,1967年和1968年的总产值应该达到5220亿元,而实际上这两年只有4 119.8亿元,也就是说,损失值约为1 100亿元。

更具悲剧性的是,在工农业持续滑坡的同时,中国还试图把自己与世界经济彻底隔绝开来。

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欢呼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论。文章说:“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为动员广大群众把暂时闲置的资金用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自1950年至1958年,先后发行过6次国内公债,发行总额为38.4亿元,加上应付利息9.8亿元,还本付息总数计48.2亿元,已在1968年底全部还完。在国家建设初期,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政府曾向中国提供过一些援助借款,本息共14.06亿新卢布。此项外债,中国一直坚持按期归还,并已在1965年初提前全部还清。”

“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提法,一度让很多国人引为骄傲。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是“举国战略”的又一次成功。

到1968年,随着刘少奇等人被打倒已成定局,党内政治斗争告一段落,各地该造的反都造完了,武斗也得到了初步的制止。这时候,出现了两个“人口”问题:一是数以百万计的“靠边”干部该怎么处置,总不能每天都开批斗会,让他们交代莫须有的罪行;二是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学生该怎么处置,由于国民经济空前萧条,停产或半停产的工厂根本不可能招收新的工人,那些无书可读的青年学生在城市里成了一股到处泛滥的“失业洪水”,他们随时准备去冲毁任何社会秩序,他们对后果的考虑就是“不计后果”。

于是,“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被发明了出来。

1968年5月,黑龙江省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它迅速被认定是一条疏散人口的经验,10月《人民日报》刊登《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并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随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大批人员被下放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仅中央所属各部委就先后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遣送了十多万名下放干部和3.5万名家属,各省市地县开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这一“干校制度”前后延续了11年,直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

上山下乡运动则“解决”了城市青年人口的就业问题。据胡鞍钢的研究,自“文革”爆发后,各校“停课闹革命”、高考制度又被取消,因而积累了大量的初高中毕业生,仅66届、67届和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就超过1 000万人,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各行各业停产、半停产,因此不可能再吸收新的就业人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全面展开。1966、1967、1968年三届在校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他们后来被通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这些被称为“知识青年”的学生被送到云南、贵州、内蒙古和黑龙江等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农村。

在此后的将近10年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 700多万人,约占全国城市人口的1/10。这是继1961年之后,第二次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前者是“大跃进”的后果,这次则是“大造反”的后果。

上山下乡运动改写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40年后的2009年,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和下乡青年邓贤在《南方周末》上写道:“我们这代人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做魔鬼,把整个社会秩序颠覆,我们做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实际上危害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机;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被迫完成了自我历练和自我教育的残酷过程,最后以此完成自我拯救。跟红卫兵运动相比,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挽救了我们这一代人,它让我们体验苦难,也认识苦难。”

从1968年的12月起,每天下午的4点08分,北京火车站都有一趟“知青专列”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和锣鼓声中鸣笛启程,驶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各个偏远村庄。一位时年20岁的人大附中毕业生郭路生(他后来的笔名是“食指”)坐在开往山西汾阳农村的列车上,写下了激情荡漾的诗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任何极端的社会运动都是有后遗症的,当“革命”失去了具体对象的时候,它要么“反击”于自身,要么消弭于悲观,无论如何,这都是与“革命”有同样能量的代价。一年后,贫乏、枯燥而苦闷的农村生活终于露出了它严酷的一面。一首首悲观哀怨的知青诗歌开始在地下流传,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世上人,讥笑我/精神病患者/我有青春被埋没/有谁同情我。”在9月的一个幽暗深夜,郭路生写下了让他名垂诗史的《相信未来》:“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放眼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世界,你会发现一个十分奇异的现象:在那几年,陷入狂飙的不仅仅是中国,那似乎是一个“造反者的年代”。

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后“婴儿潮”一代正集体进入青春期。当有关人类命运的伟大叙事渐渐让位于平庸的商业生活时,这一代青年人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不安,他们在寻找宣泄的出口。哈佛大学的美籍日裔学者入江昭(Akira Iryie) 日后评论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全世界的青年人都在反对他们的领袖。

在美国,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在发生学生游行,他们反对越战,要求性自由,自称是“垮掉的一代”,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度被学生“占领”。1968年的4月4日,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一家旅馆阳台上被刺杀,愤怒的黑人在100多个城市发动了抗议示威。

在日本,学生运动也是风起云涌,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大楼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城堡,在这里经常发生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事件。

到了5月,法国首都巴黎爆发了全欧洲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巴黎大学的学生们集体罢课并占领了大学校舍,警察封闭了校园,学生们在街头筑起街垒同警察对峙。接着,工人举行总罢工,20多万人涌上街头,高呼反政府的口号。学生占领学校,工人占领工厂,水陆空交通停顿,整个法国陷于瘫痪,戴高乐总统被迫改组了政府。

在那些渴望革命的欧美学生中,最让他们醉心的偶像是两个社会主义的领袖。一个是毛泽东,很多人把他的头像刺在手臂上。据1967年2月17日的《纽约日报》报道,《毛主席语录》正风靡全球,它出现在纽约曼哈顿的每一个书店和书报摊上,在日本东京售出了15万册,而在法国巴黎,甚至成了畅销书排行榜上的第一名。另一个是古巴的切·格瓦拉,他在追随卡斯特罗取得古巴革命胜利后,又跑进南美丛林中继续打游击战。1967年10月,39岁的格瓦拉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杀死,谁料这竟让他成了左翼学生运动的“圣徒”,在后来的40多年里,他的一张头戴金五星贝雷帽的头像被印在无数的T恤、咖啡杯、海报和钥匙串上。

1968年的欧美学生风潮没有演变成一场颠覆性的社会革命,如法国政治评论家雷蒙·阿隆所描述的,它最终成了一场发泄情绪的“心理剧”。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给出了解释:其一,日渐富足起来的中产阶级没有成为学生的同盟军,革命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土壤;其二,知识分子表现出了理性、制衡的能力;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西方产业工人的结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1965年开始,以出卖体力为主的制造业工人数量开始大幅度地下降,服务业迅速繁荣,“知识工人”成了新的主流,在英国和联邦德国,煤炭和纺织工人的数量在十年间减少了一半。在美国,钢铁工人的人数甚至少于麦当劳快餐连锁店的员工。新型资本主义的产业特征和商业进步轨迹,最终改变了成型于19世纪末期的阶级斗争理论。

在美国的学生运动中,一个叫艾伦·金斯堡的大胡子诗人是青年们的偶像,他最出名的诗歌是《嚎叫》,它的头一句是——“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掉。”

很多年后,不同的人读到这句诗歌,会有不同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