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跌荡一百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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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1964:秘密的三线 (3)

谷牧回忆说:“我满心期望,这些问题经过讨论后,能得到明确指示,以便具体办理。哪里想到,会议只开了半天,下午就停开了。”停开的原因是,邓小平、李富春被紧急电召到杭州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突然被“打倒”了,政治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回到北京后,谷牧去见李富春,说:“昆明那个会什么时候再接着开,有许多问题等待着解决呢!”李富春沉默片刻,慢慢地说:“这桩事可能一时顾不上了。”

后来的事实是,“这桩事”从此再也没有被顾上过。

在对三线建设进行历史性审视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对比现象值得关注。

自1964年以后,国家把大量资金投入三线地区,从而基本放弃了对东南沿海诸省的投资。据谷牧的回忆,1964年5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决定,“沿海能搬的项目都搬迁,两年内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对沿海增加建设投资的要求一律顶住”。从此以后,浙江、广东及福建作为“台海战争的前线地区”,再没有重大的工业建设项目。到1978年之前,这三个省份得到的中央工业投资总共不到100亿元,相比较,仅甘肃一省,在三线建设时期就得到了155.53亿元的投资。这造成的结果是,东南诸省的国有工业经济长期徘徊不前,国营管制能力薄弱,民间经济比例略重。

以浙江省为例,从1964年到1978年的十多年中,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8%,工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只上升了2.7个百分点。在工业总产值中,中央企业和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仅为2.6%和16%,比全国分别低了4.2和27.4个百分点,其产业结构呈现出“轻、小、集、加”(轻工业、小企业、集体工业和加工业)的特征。到1978年初,浙江的非国有工业已占到全部工业总产值的38.7%,居全国之首。

1961年被赶回萧山老家的鲁冠球就是草根创业的典型案例。他后来回忆了自己在那段时期的经历:

修自行车的生意很清淡,他看到家家吃大麦、小麦都要剥外面的壳,就联合几个人搞了一个粮食加工厂。虽然他们是农村加工服务社的社员,但个体经济那时很不好搞,工厂要用电,但没人给接。这里刚接上,那里又被拔掉。6年里,他的工厂换了7个地方。粮食加工做不好,他又去修自行车,修车做不下去,他去给农民做爆米花用的设备。

再后来,不允许搞个人工商业,鲁冠球把所有的家底一共是1 150块钱盘点好,连同账本、印章全部交给大队,然后领回来一块公社大队农机修配厂的牌子,这样算是搞集体工业了。资产归公后,他做的东西比以前多了起来,开始为钱塘江工程管理局服务,生产铁路上小轨道的零部件。这样一干又是三年。1969年的一天,一位在县城当干部的邻居告诉他,中央发了一份文件,说每个大队可以搞一个人民公社农机修配厂。鲁冠球马上打了报告,加入人民公社,工厂改名成宁围公社农机修理厂。这时他已经有了4 000多块钱。很多年后,鲁冠球就把自己的创业之年定在了1969年。

在江浙一带,像鲁冠球这样的工厂小作坊并不少见,它们如野草般自生自灭,在当时微不足道。谁会料到,在改革开放到来的时候,它们竟意外地成了体制优势者。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手中无米”的沿海各省政府被迫依赖民间力量,而国有资本的羸弱,反倒为民营企业预留了成长的缝隙。相反,大型国营企业集中的东北、华北乃至三线各省,则首先要化解体制上的困扰,昔日的“投资重点”竟成了改革的“包袱”。此消彼长,斗转星移,这种极富戏剧性的优劣势转化,十分耐人寻味。

如果说,从“吃穿用计划”到三线建设的战略转变让中国工业经济的格局再次发生变数,那么,就是在1964年,理论界也出现过一股重新认识价值规律的思潮。这似乎意味着,尽管包产到户的试验在1961年底被打压了下去,但是,对计划经济的反思却从来没有停止。

打开头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最高领导人之一张闻天(1900~1976,曾用名“洛甫”),他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20世纪30年代当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建国之后,他曾出任驻苏联大使,后被罢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了一名“特约研究员”。1964年2月,时年64岁的张闻天写出《试论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新内容》一文,鲜明地提出了新价值规律——积极倡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搞自由竞争。

张闻天的文章显然鼓励了其他的思考者。5月,时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写了三篇关于价格问题的论文,提出粮食价格的购销倒挂问题,建议提高农村中返销粮的销售价格,提高到购销拉平,以此为突破口,理顺已呈僵化态势的物价体系。他日后回忆说:“我一直认为,在物价的计划管理体制下,价格往往背离价值,不利于调节各类产品按比例发展,达到供求平衡。我主张必须对物价进行调整。”6月,薛暮桥的论文在经济所进行了讨论,会上,孙冶方和顾准都赞同他的观点,顾准还专门写了《粮价问题初探》一文,主张提高粮价和煤价,降低人民币对外汇率。此外,杨坚白、张卓元及何建章等人也纷纷发表论文,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这些思想都聚焦于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计划性弊端,市场和价格的自由化成为焦点。

进入秋天,这股市场化的思潮受到了批判,极左理论家陈伯达、康生(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组织了多场座谈会,对这些观点进行“清剿”。在这一过程中,孙冶方被锁定为最主要的批判对象,他是经济所的所长,而“自由化”言论大多出自该所。在过去的几年里,孙冶方不但保护了顾准、张闻天等人,还先后写了20多篇论文,论述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如《要用历史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论价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等。1962年,孙冶方与陈伯达就一些经济概念发生了书面争执,孙冶方认为,不应该在计划供应与凭证供应之间画等号,不要把集贸市场叫做“自由市场”。1963年底,孙冶方还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专门作了一次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讲。据经济学家刘国光的回忆,在演讲前,有年轻学者劝孙冶方别讲了,提醒他说:“你讲利润,人家会说是修正主义。现在还是不讲为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孙冶方淡淡地答:“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双方矛盾在《红旗》杂志社组织的一场座谈会上全面激化。

在这次会议上,杨坚白、张卓元撰写的《生产价格论》等两篇论文遭到点名批判,发言者的调子越唱越高,“帽子”越扣越大,气氛十分紧张。孙冶方被点名务必参会,但没有安排发言。这时,坐在一角的他实在按捺不住,站起来大声说:“不要再批他们了,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我应战,我喜欢赤膊上阵。”

接着,孙冶方操着一口浓重的苏南口音论述自己的观点:“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从苏联承袭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这种观点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规范模式,严重束缚了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

有人当即质问:“请问,你宣扬的规律是什么?”

孙冶方答:“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条!”

会后,杨坚白与孙冶方一起出门,杨坚白悄声说:“这是批我嘛,你何必站起来报名呢?”孙冶方说:“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

10月,陈伯达和康生派出70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罪名对孙冶方进行批斗。孙冶方被批判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统一管理经济,主张企业独立自治;二是反对按社会需要调节生产,主张以利润调节生产。因此,孙冶方的经济观点的实质就是“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他被判定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每天打扫厕所,刷洗痰盂,在其后的一年内被批判39场。

孙冶方因此成为建国后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斗的著名经济学家。这个倔犟的苏南人却不肯低头认罪。他写出了一份又一份检查材料,进一步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工作组对他的评价是“抗拒党和群众对他的原则批评,态度十分骄横”。1965年9月,他被下放到北京城郊的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大韩集大队进行劳动改造。

孙冶方的朋友们也纷纷遭殃,张卓元、桂世镛等人被认定是“张、孙反党联盟”的“八大金刚”,一直受到他庇护的老“右派”顾准这次自然也是在劫难逃,他被隔离审查,挂牌批斗,然后同样送到周口店劳动改造。在日记中他很内疚地写道:“我更进一步猜测,孙冶方的问题是任用我这个右派分子而引起的,我这个人,到哪里都要害人,这回又害了这个老朋友,觉得很对不起他。”顾准的爱妻汪璧为了替五个子女着想,提出与他离婚,在给顾准弟弟陈敏之的信中,她说:“只要顾准有一天脱掉右派帽子,就可立即复婚。”可惜,她与顾准都没有等到那一天。

发生在1964年的这场关于价值规律的思潮,是1978年之前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它很轻易地被击溃了。而随后展开的批斗,事实上也成为即将拉开序幕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战。

1965年11月10日,正在周口店公社的菜地里一起浇粪抬土的孙冶方和顾准从上海《文汇报》上读到了一篇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篇评论,作者为姚文元。它十分罕见地点名批评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这是一篇充满了不容辩驳的“革命”口吻的讨伐性雄文,而批判吴晗的首要事实就是一个经济话题——退田。

吴晗在《海瑞罢官》一剧中,主要讲述了明代清官海瑞在出任应天巡抚期间,针对当时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佃农深受剥削的现状,采取了退田分耕的政策,此举受到豪强抵制,海瑞以“罢官”来推动改革。姚文元写道:戏剧冲突围绕“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的。“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 ……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以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做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

姚文元用大量的“史实”证明,吴晗对“退田”的描写是虚假的,海瑞的改革政策只对小地主和富农有益,是“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紧接着,他的笔触很快衔接到了几年前的包产到户: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1961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在这篇当时十分轰动、日后非常著名的文章中,姚文元创造了一种判断方式:任何对计划经济的反思或推敲,都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反革命的行为。这样的霸道逻辑,让崇尚理性的孙冶方和顾准不寒而栗,直觉告诉他们,此文来头不小,绝非偶然。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雨正在剧烈而可怕的酝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