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跌荡一百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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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1958:“超英赶美” (2)

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接着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赵敏说可以。又问武汉、太原、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市委书记、工业书记,行不行?回答都是,行。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毛泽东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答,“可以,我们都作计算了。”问到冶金部办公厅主任袁宝华:“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袁宝华答:“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有10个环节,我们树了10面红旗,只要10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问到冶金部部长王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最后问薄一波,薄一波出了一个破釜沉舟的主意:“我建议把1 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毛泽东说,这是个好主意。

尽管所有大将都立下了军令状,毛泽东还是有点不放心,毕竟只剩下4个月,任务才完成1/3。他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提醒在场各位,“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

同工业书记们谈话后,毛泽东对陈云说:1 070看来还是可以的。陈云把王鹤寿和袁宝华找来谈了一次,他说:“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账给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细账,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账。”袁宝华、王鹤寿两人当即把数字细细算了一遍,从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能生产多少,所有的生产能力还都打了折扣。这样一路细算下来,连谨慎的陈云也觉得,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9月1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 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四天后又发表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号召与钢铁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

就这样,一个全民炼钢的高潮被掀起了。全国各地建起了数以十万计的小高炉,人们满怀热情地日夜炼钢,很多人把家里的铁锅、铁盆、铁门把等都捐献了出来,倒进火红的炉膛中。从当年的报纸中,仍能读出那份难以想象的狂热景象。

8月22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很抒情的小特写:月光下,一片叮当之声。我一口气穿过了几条大街和小巷,看到家家都在敲碎碗片。我问一位老大爷:“你敲这干吗?”老大爷回答说:“做耐火砖呀!”说罢用手指指月光下的红字标语,一字一字地念道:“全党全民动手大办钢铁工业!”老大爷接着说:“我们泰州市计划要造300个高炉,20天内就要全部出铁呢!造高炉就要耐火砖,现在我们每家计划要交6斤碎碗片敲成的细粉,可单是前四天我就敲了20斤。我和我的小孙子要争取交60斤呢!”老大爷停了一会儿,转过脸来问:“小牛你能保证吗?”在旁边筛粉的小牛,大声喊着说:“爷爷,能保证!”

9月28日的《工人日报》报道,“鞍钢二钢厂发射高产卫星,九座平炉一日炼出7 030吨钢”,他们的经验是“工人们在溶化时间冒着高温往炉里吹压缩空气,用大铁棒来回搅动提高温度。”该厂的钢水罐只有20个,一班出九炉钢,需要27个罐,修罐工人在“出钢就有罐”的口号下,勇敢地跳进火红的钢罐里去,防热服被烤得冒烟,鞋底被烧得直响,汗水直流,不顾一切地进行抢修,使修罐时间由一小时缩短到二十多分钟,保证了平炉生产。鞍钢经理袁振还写了一首“有胆就有产”的诗歌:“人有多大的胆,钢就有多大的产;二炼钢有那么些胆大包天的好汉,又放了个卫星上天;同志们,有了六千就不愁七千,有了七千就一定会来八千,有八千就一定会来一万……”当时,中国人对苏联造出了人造卫星十分羡慕,于是就把高产的典型都称为“放卫星”。

《光明日报》报道了教育界的炼钢热潮,10月4日的报道称,开封师范学院和河南医学院两校停课炼钢,日夜鏖战,仅用24小时就炼出优质钢17吨。一个叫闻传烈的教授把自己家里烧饭用的破煤火炉抬出来支援炼钢,别人说他年纪大,冬天还要烤火,他坚决地说:“烤火是小事,炼钢才是大事。”23日,该报报道四川农学院的师生在“分秒必争,斤两必抓”的口号下,对本单位和自己家里的东西进行了翻箱倒柜的清理,一周时间里捐献了“废铁铜”12吨半。26日,又报道洛阳市西工区的12个小学联合起来办了一个红领巾钢铁厂,有3个化铁炉、10个铁水包、14个小型土法炼钢炉和两个0.5公尺的转炉,可日产钢40吨,有4700多个小学教师和小学生参加了炼钢工作。小学生半天学习,半天炼钢,从7岁到9岁的低年级学生参加拾废铁、挖掏铁砂、捡木柴和拾缸瓦片等劳动,十四五岁的参加砂型、配料、机械管理、吹氧等劳动,年纪更大一些的就抬铁水包、锻造、搪炉子等。14岁的少先队员白春祥还当上了吹氧炼钢车间的副主任。

10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广西鹿寨县放出了全国最大的生铁卫星。这个县在一天内生产出生铁20.7243万吨,另产烧结铁28.8139万吨,这个产量等于当年国家分配给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全年任务。为了放出这样大的高产卫星,全县涌上前线的“钢铁野战军”有11万人,同时还得到了邻近四个县2.7万人的大力支援。它的主要经验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把小炼铁窑改成大窑,并广泛利用旧的砖瓦窑、石灰窑、炮楼、碉堡等来炼铁。

10月31日的《天津日报》报道,该市河东医院建成了一个小土炉,在欢腾的锣鼓声中,150多位白衣战士展开了一场夺钢的激烈战斗,年轻的女护士们组成了钢铁运输队,她们从十多里地远的地方一夜之间就运来了20多吨废铁。医生们在炼钢炉边忙个不停,有的用铁钎伸入炉里搅拌,有的用大锤锻打,留在科室的人一有空闲就放下听诊器,拿起20多斤重的大锤去砸钢。

后世的人们,读到这里,也许你在笑,但是,你的眼里也许带着泪。

12月5日,《人民日报》传来喜讯,大炼钢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到11月底,全国钢产量已达到969万吨,1 070万吨宏伟目标的实现已指日可待,山西、河南、山东、湖南等省份已提前超额完成全年计划。1959年1月,冶金部宣布,在全民炼钢的伟大运动中,钢产量达到创纪录的1 108万吨,超额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系列无比沉重的事实。

其一,1 108万吨钢中,有相当比例是靠土法上马的小高炉炼出来的,其中300多万吨是毫无用处的废钢。一份材料显示,小高炉炼出的900多万吨生铁,含硫量超过冶金部规定0.2%标准的有40%~50%,这些生铁既不能用于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

其二,全民炼钢不但中断了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一个个机关、厂矿、学校都搭起炼铁炉。有人回忆河南省大炼钢铁的场面:晚上在一个炼铁点,人山人海,火光映天,人们通宵不眠,大干特干。为了炼铁,山上的树全砍光了,群众家里的铁锅进了炼铁炉,正当收获季节,9 000万青壮劳力上山炼铁,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的庄稼却无暇收割而烂在地里。最终,小高炉炼出来的却是根本不能用的“海绵铁”。

其三,片面强调“小土群”——小高炉、土法炼钢和群众运动,宣称“愈土愈好”、“以土为主”。武汉钢铁厂置现代化设备不用,也在厂区遍设小土群,追求产量“大跃进”。所有的大钢铁厂拼命提高产量,不顾质量,不顾设备的加速损耗和能源消耗。为了图快图省,有的厂房建设连地基也没有打好,就匆匆上马炼铁炼钢。一些年产5万吨的炼钢车间也用砖木结构,甚至连勘察设计的基本程序都不顾了,画张草图就敢上马,工人不经任何培训,一窝蜂上岗。仅在下半年,建筑工程系统就因事故死亡435人。

其四,因为全民炼钢,使得劳动力空前紧张,从8月份开始,各地迅猛从农村招人进城,到年底,全国企业和国家机关职工人数达到4 532万人,比上一年末整整多了2 082万人,其中,从农村招收的人数就为1 104万人。城里一下子多了那么多人,粮食供应立刻严峻起来,而农村的生产力则同时在下降,这成为后来发生大饥荒的起因之一。

盲目的乐观和激进战略,造成了国力的严重虚耗。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中国正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除了钢铁之外,其他所有行业也都提出了大跃进的目标,机械部门提出“二五”计划期间要平均每年递增50%,铁道部门提出要“全民办铁路”,未来5年修铁路3万公里。1958年,仅中央和省一级的建设性投资就达235亿元,比上一年猛增87%,几乎是“一五”计划的一半,全年建成的大中型厂矿项目就达700个,平均12小时就有一个,地方的中小型工厂更如雨后春笋。因为投资效率极其低下,稍稍积蓄起来的国力被无端消耗掉了一大半,从而造成财政上的紧张。

这一年的9月,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顾准,下放到河北省赞皇县劳动改造,在那里他参加了大规模的土法炼铁运动。在十年后的一份交代材料中,他描述道:“我对土法炼铁根本没有信心,有一位青年同志到石家庄去学习地下炼铁炉,回来后传授大家照石家庄的炉式挖炉,他说了炉的式样、挖法以后,我追问尺寸大小,详细规格,他答复得不详尽,而且说差一点不要紧之类以后,我就大发脾气,说这怎么能算是传授先进方式云云。其实,我这不是对这位同志发脾气,而是对全民炼铁这一根本方针发脾气。还有一次,和另一位同志一起抬焦炭,我大发牢骚,说什么劳动中创造一点什么东西是极愉快的,可是这种劳动却根本无益。我明明知道全民炼钢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伟大决策,具有极其伟大的政治意义,我却用算经济账来代替政治账……”

在无比荒唐的1958年,无论是全民杀麻雀还是全民炼钢,都还不是荒唐的全部。当工业领域自乱阵脚、忙成一团的时候,在广袤的中国农村,5亿中国农民正在干三件事情:大炼钢铁、“放粮食卫星”和抱着免费吃饭的幻想集体迈进人民公社。

大炼钢铁的景象,在前面已经描述过了,大江南北竖起了上百万个小高炉,人们把山上的树都砍光,把家里的铁锅砸烂了扔进火炉里,昼夜奔忙,然后在欢呼声中,炼出一炉炉没有任何用处的“海绵铁”。

“放卫星”则是提高粮食产量的一个新发明。在大跃进的氛围中,粮食和棉花指标也当然水涨船高。1957年,粮食产量为3 700亿斤,棉花3 280万担,一开始,1958年的粮食指标初定为3 920亿斤,棉花3 500万担,当钢铁指标翻番之后,粮食指标也马上涨到8 000亿斤,棉花则窜上6 700万担,都比上一年增了一倍多。

如果说,1 070万吨钢指标还可以通过全民总动员的办法勉强“完成”——尽管炼出来的是废钢,至少还有东西堆在那里,那么,粮食指标就只能靠作假来“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