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跌荡一百年(下)
1285900000033

第33章 ·1956年:“绝种” (1)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芦芒: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 ,1956年

私人资本在中国的“绝种”,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私营企业家积极配合了政府的决策,其中,北方的代表人物是乐松生,他是国内最出名的百年药号同仁堂的总经理,南方的领头者则是最大私营企业集团上海申新公司的荣毅仁,他们先后都当上了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副市长,一时人称“北乐南荣”。

1956年1月1日,北京市私营工商业者提出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到1月10日,只用了10天,全市的私营工商业宣告全部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同日,毛泽东南下到上海申新棉纺织印染厂视察。他风趣地对时年40岁的荣毅仁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老板换了。”随后他问:“公私合营后生产怎么样?”荣毅仁回答说:“比以前要好。”

在视察后,荣毅仁当即代表上海工商界集体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要在6天内实现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新华社记者问起荣毅仁今后的打算,他回答说:“我的企业已经实行公私合营,还准备实行定息的办法,这样每年利润更有了保证。我已经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表示了决心:我一定把所得的利润以投资企业和购买公债的方式,用来支援国家的建设。我个人愿意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来尽我的责任,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

1月15日,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在20万民众的欢呼声中,乐松生登上天安门城楼,代表北京工商界向毛泽东主席献上北京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喜报。由新华社摄影记者侯波拍摄的《乐松生向毛泽东送喜报》,第二天登上了全国所有报纸的头版,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远大的理想,已经开始变成现实,在我们的国家里,已经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城市。”

1月20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工商界报喜队的一名代表装扮成“天官赐福”的样子来到会场向人们报喜,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第二天,在早春的细雨中,上海举行20万人的盛大游行,敲锣打鼓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据当时的报纸描述:“大会在诵读完写给毛主席的报喜信后,人群立即欢腾起来。无数气球在人们头顶上方飞舞,宛如五彩缤纷的海涛。鞭炮的青烟在蒙蒙细雨中凝结成一片片云雾,久久挥之不去。人群中最惹人注目的,是由西装革履的工商界人士组成的队伍,诸多年老的资本家一边扭着秧歌,一边向周围的群众欢呼招手。从这一刻起,他们及其家属将放弃剥削,学会本领,争取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热烈的人群中,荣毅仁大声地朗诵道:“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失去的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友爱和信任,这是金钱所不能买到的。”

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天津,盛大的游行队伍第一排是由一群资本家的太太们组成的,一年后的《人民画报》对其中的7个人进行了追踪采访,龚锦成了天津市第四医院X光部的护士,沈恩秀进入天津人民造纸厂当了文化教员,张玉英成了社区托儿所的一名老师,岳东平进入夜校学习,蒋恩钿大部分时间在做翻译工作,另两位也在“努力学习,争取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应于1967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基本完成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12年。这个速度不仅超出我们大家的预料,而且也超出毛主席本人的预料。”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

变化比计划快,这是中国常有的事。不过,事情快起来之后,也会发生预料之外的状况。正是在这次重要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向陈云提出了一个“小问题”:为什么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

东来顺是北京城里一家有150年历史的老字号饭馆,它以涮羊肉出名,其羊肉“薄如纸、匀如晶、齐如线、美如花”,投入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又香又嫩,不膻不腻。1955年,东来顺搞了公私合营,改名为民族饭庄,从此它的羊肉再也涮不出原来的鲜美味道了。民间因此有人调侃说:“资本主义的羊肉经社会主义改造后,就不好吃了。”这些言论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

陈云对这一现象也早已观察到了,自从公私合营之后,很多老字号的质量明显下滑,除了东来顺的羊肉,常常被群众议论的还有全聚德的烤鸭,这家烤鸭店的烤鸭变得“烤不脆,咬不动,不好吃了”。陈云专门针对东来顺羊肉和全聚德烤鸭去作了调研。所以,当毛泽东向他提问时,他当即给出了回答。

东来顺的问题是“我们轻易地改变了它的规矩。东来顺原先只用35~42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肉相当嫩。我们现在山羊也给它,老绵羊也给它,冻羊肉也给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羊肉价钱原来一斤是一块两毛八,合营以后要它和一般铺子一样,统统减到一块零八,说是为人民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这样它就把那些本来不该拿来做涮羊肉的也拿来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来一个人一天切30斤羊肉,切得很薄,合营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规定每天切50斤,结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当然就不如原来的好吃了”。

全聚德的烤鸭也是同样的问题,原来的烤鸭用的是专门喂养100天左右的鸭子,有严格的喂养规矩,饲料主要是绿豆和小米,粮食统购统销和公私合营后,烤鸭店的原料由国家统一调配,给他们的是农场喂养的老鸭子,结果自然是不好吃了。

毛主席问陈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陈云坦言了他的看法,他谈道:从北京开始发起全行业合营后,全国各地的私营工商业很快都公私合营了,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但是应该看到,现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工作仅仅是开始,并不是已经结束了……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以北京为例,私营商业共20万户,雇店员的不到1万户,50%以上是不用店员的。政府对于不雇店员的商店本来是要采取经销、代销的方式,但是高潮一来,他们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公私合营。没有办法,只好批准。他们人数很多,铺子很多,如果一律采取对待资本主义商业那种方式,对营业是不利的。

陈云还以自己家门口的一个小铺子为例,详细阐述了他对个体小商业的看法。他说:“那是一个只能站两个顾客的小店,但是它卖的东西适合那个地方群众的需要,有文房四宝、牙刷牙膏、针头线脑,直至邮票,样样都有。这种小铺子看居民需要什么就卖什么,对群众很方便。他们卖的方法也跟百货公司不同。百货公司的信封,是成扎卖的,他们一个也卖。百货公司的信纸是成本卖的,他们一张也卖。售货时间也不一样,百货公司是8小时工作制,到点关门,他们是晚上12点敲门也卖东西。这样的铺子居民很需要,所以能够存在下去。如果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干不干二斤半,做不做二尺五,一律30块、35块发工资,我相信品种就不会那么齐了,半夜12点钟门也敲不开了。全部改变以后,他们的经营积极性就会大为降低,对消费者造成很大的不便。所以,对这些人要继续采取经销、代销的方式。

这种小铺子可以向两方面发展,一部分吸收到国营公司里来,或者变成公私合营的商店;还有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要保留单独经营方式。手工业者、摊贩等,更要长期让他们单独经营。比如雕刻,如果这种人也组成合作社,进货是统一的,销路是统一的,那他的手工艺品就做不好。北京的馄饨担怎么办?上海弄堂里的白糖莲心粥怎么办?对他们应该很宽很宽。他要求加入合作社,也只能是挂个牌子,报个名,登记一下就算了。把他们组织起来,每个人要在一个小组,统一进货,统一经营,统一核算,那就有一种危险,即馄饨皮子就不是那么薄,而是厚了;肉不是鲜的,而是臭的了。所以要长期保留这种单独经营的方式。把他们搞掉了,对人民对国家都是不利的。我们是要改组工商业的,但并不是每个小厂统统需要改组,也不是所有的商店都要调整。如果轻率地并厂并店,就会给经济生活带来很多不便。”

陈云因此得出的结论是:“我看社会主义社会,长时期内还需要夫妻店。”此外,他还对私营工厂的效率和质量下降提出了建议,认为,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原有的生产方法、经营方法应该在一个时期以内照旧维持不变,以免把以前好的东西也改掉了。“不能保持好的品种、好的质量的情况,在统购统销以后就发生了,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竞争,统统是国家收购的,结果大家愿意生产大路货,不愿意生产数量比较少和质量比较高的东西。”

在热火朝天的1956年,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看上去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问题。但是,敏感的人还是从中读出了巨大的体制性隐患,它将困扰人们长达22年之久。就当陈云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时,中国两位学者却从制度层面上开始了破冰式的反思。

他们是顾准和孙冶方(原名薛萼果,1908~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