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跌荡一百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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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1929商人的抗争 (4)

多年来,阎锡山在山西采取的是休养生息的政策。1930年前后,他提出 “造产救国”的口号,成立经济建设委员会,制订了山西省政10年建设计划,组建了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大力投资创办公营企业,如山西银行、兵工厂、炼钢厂、机器厂等。他还组建了一家西北实业公司,自任总经理,近10年中改造及创建企业33个,拥有员工2万人,成了一个涉足多个产业的“工业托拉斯”。其平均资本是全国2 800多家最重要工厂均值的6倍,其机器厂工人占全国机器工人总数的40%,炼钢厂可产48种合金钢,技术和产能在全国首屈一指。到1937年,山西形成一个庞大的国营资本体系,资产达到 2亿元,成为一个稳定、繁荣的“模范省”。与山西情况相近的是广东省,两省的国营工业资本额竟占到全国地方国营工业资本总额的60%。据许涤新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中的研究,到1936年,中央政府控制的国营工业资本总额为1.16亿元,地方国营工业的资本额为1.56亿元另加61.6万两白银,后者的成就超过前者。

除了山西、广东的实业发展之外,东北是一个更特殊的情况。跟阎锡山一样,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曾经长期统治东三省,号称“东北王”。到1929年前后,东北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和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其规模已经比肩江南。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的国际大都市是哈尔滨,有34家外资银行在哈埠开设分支机构,它与巴黎、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直接业务往来,哈埠的金融动态左右远东的金融形势,在哈尔滨的外国商业机构达 1 809个。

在1928年,以出超实际利益比较,哈尔滨的滨江海关稳坐全国六大海关头把交椅,成为全国最大的面粉生产和出口基地、酒精和啤酒生产基地,而辽宁的大连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海港。1928年5月,哈尔滨车站已经可以出售直达欧洲各城市的客票。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霸占东三省,建立满洲国。在后来的14年里,日本先后投资20亿美元用于交通运输网络和工业化建设,满洲全境的铁路里数达到6 000英里,公路约6万英里,为全国铁路、公路最密集的地区,煤的产量达3 000万吨,鞍山钢铁厂每年能生产200万吨生铁和150万吨钢,众多的机器、化学制品、汽车甚至飞机工厂建成。大连、长春和沈阳相继成为大工业城市,其中长春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抽水马桶和管道煤气的城市。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认为:“满洲作为一个工业基地,在日本人的开发下,其工业产值超过了中国其他地区的总和。”

对1928~1937年这10年进行评价是十分困难的,这在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

整体而言,这段时间的经济成就还是显著的。国民政府在收回国家经济主权以及重建金融秩序上的努力值得称道。在中央政府及地方军阀政权的努力下,工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扶持国营事业为宗旨的国家主义成为主流的经济思想。强大的国家主导意志,产生了聚集能量的专制力量,并提高了投资的效益和效率。经过这一段集中式建设,中国基本完成了重化工业和全国运输网络的布局,也完成了诸多中心城市的市政建设。

与此同时,私营资本集团受到了压抑和排挤,国营体制内在的制度弊病无法避免。早在1935年,一个叫A·H·约翰的英国人便在《中国的贸易与经济:1933–1935》一书中观察到:“中国的工业投资,尤其是在那些享有垄断便利的领域中,官方的参与常常导致企业运营过程中对技术和商业因素的忽视,并因政局的变动而导致企业行政管理的非连续性。”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评论更是生动:“我们国营事业,证诸以往,率皆有始无终,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为政府之惯技。计划迭出,实行无期,堆积案头,徒壮观瞻。”

除了体制的弊端之外,一个更具危害性的流弊是,在国家主义和发展国营实业的大旗下,官僚资本迅猛壮大。国民党政府最主要的经济操盘人宋子文、孔祥熙及张静江等人都拥有庞大的私人资本,由实业而入政府服务的诸多人士也身兼政经两职,他们成为困扰经济健康发展、滋生严重腐败现象的最大毒瘤,最终导致了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1929年之后,国家力量如日中天,群星顿时黯淡失色,中国商业界告别了市场型企业家辈出的时代。此景再现,将在整整50年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其间,唯一的“异数”,是一个远离中央控制范围的企业家。

这年开春,卢作孚(1893~1952)从一个叫谭谦禄的商人手里买下一艘轮船,改名“民望”,这是他的民生轮船公司的第三艘船。从此,民生逐步成为重庆长江水段最主要的民营航运企业。这个人有着典型的川人长相,面庞瘦削,个子很小,看上去显得十分文弱,做起事来却干劲儿十足。这一年他才37岁,但是见到他的植物学家胡先则在一篇《四川杰出人物卢作孚及其所经营之事业》一文中描述说,“在人眼里已是貌若五旬,须鬓苍白”。胡先继而说,一经接触,就能感受到卢作孚的理想家气质,他目光冥然而远,声音清而尖锐,办事的热忱,舍己为人的精神,处处都像个宗教改革家。这是一个乱世中的理想主义者。

卢作孚出身贫寒,父亲是一个麻布小贩。他少年时是一个“爱国愤青”,18岁就加入了同盟会,能把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他只有小学学历,却当过算术老师、国文教员、《川报》主笔和总编。快到30岁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在这个乱世之中,靠一支笔不但救不了国家,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被虚耗。他曾去南通拜访张謇,目睹“状元企业家”的实业发达及南通面貌的更新,一时颇受鼓舞,终于下定了投身实业的决心。1926年10月,他筹集5万元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购船一艘,来往于重庆到他家乡合川县的航运生意。

卢作孚是文人出身,却有惊人的商业天才。当时长江航线上的民营船运业非常落后,航期不固定,往往客满才发,客运与货运也混搅在一起,船上脏乱不已,客户服务更是谈不上。民生在制度设计上有许多创新,比如定期航行,新辟航线,以客运为主,避开以货运为主和船舶拥挤的航线,再就是稳定运价,建立信誉。卢作孚为公司设计了很多基本管理规则,从“经理须知”、“船长须知”到“驾驶员须知”、“轮机须知”、“理货须知”、“茶房须知”、“水手须知”,实际的工作方式、程序,从早到晚,从开船到靠岸,应有的工作都规定得详细无遗,分工明确,责任到位,从一开始就俨然是一个现代的航运企业。长江有一个冬季枯水期,航运往往无法保证四季定期,卢作孚的第二条船就是专门在上海定造的,载重只有34吨,吃水很浅,适合枯水期航运。

当时的四川省被川系军阀刘湘、杨森控制,名义上服从南京政府,却是割据的局面,所以,卢作孚的事业没有受到国民政府的国家主义的影响。到1929年,民生三条船的总吨位不足230吨,还不如许多公司一条船的吨位,但卢作孚却雄心万丈,决心以小搏大、统一整个长江上游的航运业。他实施了有效的兼并策略,将重庆上游至宜宾一线、下游到宜昌一线的华商轮船公司逐步吃掉。民生的原则是,只要愿意出售的轮船,不论好坏,民生一律照价买下。愿意与民生合并的,不论负债多少,民生一律帮他们还清债务,需要现金多少即交付多少,其余的作为股本加入民生。卖船给民生或并入民生,所有船员一律转入民生工作,不让一个人失业。接收一条船,就按民生的制度运转。到1931年前后,民生船只数达到12艘,总吨位扩张到1 500吨,员工人数500多人,已成长江上游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

卢作孚从投身商业的第一天起就怀抱着济世的理想,因而有着特别的焦虑与悲悯。在日后一篇总结毕生经商心路的文章《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他写道:“我自从事这桩事业以来,时时感觉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年轻时的他崇尚革命,时刻准备做一颗唤醒民众的“炸弹”,而成为企业家后,却心境大改,愿意以更为建设性的方式来实现改善社会的理想。他自比为“微生物”。他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张謇式的理念成为他的目标。

在民生事业规模初具之后,他便仿效张謇在北碚开始社会试验。北碚是重庆附近的一个地区,山岭重叠,交通困难,地处四县之交,兵匪横行,无人管束,城区肮脏混乱。卢作孚就在这么一个地方实践他的理想。从1927年起的三年里,他建起了中学、工厂、医院、科学院、公园和植物园,倡导文明、整洁和健康的生活。他没有像张謇那样投入巨额资金改善北碚的硬件设施,却把大量人力、物力投注于人的教育。在所有的新设机构里,他聘请的都是20多岁的文化青年,试图以清新的朝气一点一点地改变沉淀千年的陋习。他的工作竟然收到了让人惊奇的成效。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北碚已成为四川境内最先进的地区,著名记者杜重远曾到北碚访问。他在重庆时,触目所及的是衣冠不整的军人、乌烟瘴气的鸦片馆和妓院以及委靡的民众,但一到距离重庆市区仅仅几十公里外的北碚,却全然是另外一番景象。杜重远赞叹说:“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北碚大名从此传闻天下,成了继南通之后的又一个“全国模范之地”。

卢作孚的思想中有十分朴素的社会主义色彩,在《建设中国的困难以及必循的道路》一文中,他曾经很详尽地写道:“我们的预备是每个人可以依赖着事业工作到老,不至于有职业的恐慌;如其老到不能工作了,则退休后有养老金;任何时候死亡有抚恤金。公司要决定住宅区域,无论无家庭的、有家庭的职工,都可以居住。里面要有美丽的花园,简单而艺术的家具,有小学校,有医院,有运动场,有电影院和戏院,有图书馆和博物馆,有极周到的消费品的供给,有极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习惯。”在后来的10余年中,他确实也是这么实践的。

卢作孚的实业和名气越来越大,但他本人却保持着苦行僧式的自律生活。他曾在民生公司的会议上描述自己的作息时间:“我从早上七点半迈进公司的大门,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够回家。”身为企业总经理,他的夫人、孩子坐民生轮船,一样按职工家属买半票的规定买船票,和其他乘客一样排队等候上船,规矩地坐在舱里。有时被船员认出,请他们到经理室去坐,他妻子坚持不肯。民生公司为职工在重庆修建了一个“民生村”宿舍,全部是平房,一家人住一套。但是,卢作孚本人却没有搬进去住。他的家租住红岩村2号,那是一栋一楼一底的房子,住了四家人,厕所在房子外面的菜地里。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描述过他的家居环境:“在他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霍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这段文字,如金如玉,百年不朽,照出了一个中国企业家的锐度和高远境界。

1930年开春,卢作孚出川东行,考察华东、华北和东北等地,历时半年。5月,他再度来到南通,此时张謇已离世四年。他停留三天,参观了张謇所创的学校、工厂和公共事业,斯人已亡,旧景犹在,卢作孚感伤与感奋交集。他对友人说:“我羡慕张先生的精神,羡慕他创造事业的精神,尤其羡慕他在无形中创造出伟大事业的精神。”他还来到无锡,参观了荣家兄弟的面粉厂和棉纺厂。之后,他考察东北,在那里,他目睹了日本人的经营活动,并深深震撼于日人的治理能力。“第一是秩序。从大连码头,沿着南满铁路,凡日本人经营的市场、车站和火车都秩序井然。第二是准确、清楚。从指引方向的地图、路标,到参观时介绍情况,凡数字都准确,凡情况都清楚,事业中的工作人员,都明了事业的全部情况。”正是在这种“有序”中,曾经当过报社主笔的卢作孚预感到了国家所可能面临的磨难。他在游记中写道:“德国已成过去,俄国尚有所未知,日本则方进取未已,为东北最可顾虑的问题,十分紧迫,尤其是我们应该觉悟的。”

东行归来后,他把所写游记感触编成《东北游记》一书,分送亲友政要。他在序言中说,看到日本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才知道他们的处心积虑,才对“处心积虑”这个词有了深刻的理解。

他的这个预感竟很快变成了噩梦般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