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两会”，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大事。2012年3月，又到“两会”召开时。一如既往，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联合人民网如期推出“两会热点调查”。“社会管理”成为新宠，以93843票首次进入十大热点话题，位居第三位，成为全国性的关注焦点。
全国关注社会管理问题，源于民众对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现实关切，反映了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集体期待。
三十多年，13亿人口，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社会改革，导致了中国社会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利益格局持续调整，阶层群体冲突增加；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状态更加活跃，开放性、流动性问题增多；“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社会诉求不断提升，维权意识日益增强；转型社会出现价值真空，社会失范引发潜在风险……面对这些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权力高度集中、政府统管一切的传统社会管理方式越来越力不从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敏锐地把握了新时期社会提出的新课题，直面现实，积极应对。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由此，社会管理被列入中国政治的最高议程，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工作部署中。2007年，中共十七大强调“加强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管理体系”；2011年2月，“社会管理及其创新”被列为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的讨论主题，胡锦涛在开班仪式上从执政兴国的高度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2011年3月，“社会管理创新”首次以重要篇幅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并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单独成篇；同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对社会管理创新进行全面部署。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为中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理念决定方向，认识决定行动。创新社会管理首先要更新管理理念。“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切中肯綮。“管理就是服务，我们要把政府办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为社会服务，最终是为人民服务。”温家宝总理一句话道出了社会管理的真谛。
2011年9月，已有20年历史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成为中国社会管理的最高协调机构。从“治安”到“管理”，一词之换，体现了中共管理理念的飞跃：变由上而下、行政化的“治”，为以人为本、寓服务于其中的“管”。
现代社会管理是一个以政府干预和协调为主导、以基层社区自治为基础、以非营利社会组织为中介、动员公众广泛参与的互动过程。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的主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许多领域逐步诞生了不同类型的民间组织，政府对民间组织的认识和态度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各级党和政府对民间组织重要性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因而对各种类型的民间组织，日益采取肯定、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并开始与社会组织积极合作。2009年，深圳“社会工作服务纳入政府采购”；2010年，北京市财政拨款上亿元，购买300个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项目，每个项目获得3万元到30万元不等的资金支持；上海市创建中国首家社会创新孵化园，搭建政府、公益性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在应对社会问题时的协作平台，等等。由“不信任、不放心”到“相互合作”，由“面上参与”到“深度合作”，社会组织，这一曾经连登记都备感尴尬的社会建设主体，正在政府的视野中实现“华丽转身”，“社会协同”的观念逐步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已达44.8万个，其中各类基金会2311个。这些组织活跃在教育、卫生、环保、扶贫、灾害救助等各个领域，广泛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除民间组织在政府视野中的“华丽转身”外，近年来，随着网媒的发展、公民意识的成长和执政者对于网络民意的日益重视，“网络问政”成为中国公共治理领域的另一亮丽风景。
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超过5亿，微博用户已经突破3亿，这意味着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与互联网亲密接触，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开通了微博。对广大网民而言，互联网开辟了一个表达、参与和互动的新场域，微博成为民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新方式，“围观”成为草根网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新时尚。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通过微博“围观”，公民参与意识与参与效果正在大幅提升。
对政府而言，互联网成为听取民声、汇集民智的一个重要平台，网络问政越来越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的一个重要载体。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到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在线交流，成为“中国第一网民”，执政党对网络民意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目前，中国已在29个省的100个单位进行“网上信访”试点。2008年7月，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改版后重点推出，为全国除台湾地区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上千位各地各级“一把手”开通了专属留言板。
目前，已经得到了48位省委书记、省长的公开回复，18个省份以书面文件的形式确保规范化、制度化地办理留言。2012年“两会”，越来越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各大主流媒体意识到了网络的问政潜力，纷纷通过微博搜集民情民意、议政问政。
创新社会管理的一个本质要求，是建立以社会自我管理和公民广泛参与为前提的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体制。政府与社会组织“深度合作”，“网络问政”风生水起，说明在中国，“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正在形成。
社会管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亮点也在基层。近年来，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以及有关职能部门按照中央部署，在社会管理领域中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不断推陈出新，创新实践生机勃勃，并且总结出了许多具有推广价值的经验做法：为了对省内近3000万的流动人口实施有效的管理，2010年1月，广东省结束了流动人口暂住证制度，开始推行居住证“一证通”，实现了平等对待流动人口的人性化管理；北京东城区推行社会管理网格化，将全区划分为559个社会管理网格，整合配置网格的“七种力量”（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警员、网格督导员、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司法工作者和网格消防员），将辖区的人、地、物、事、情、组织等建设数据库，实现了社会的信息化管理；黑龙江大庆市建立了“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群众团体调解、行业协会调解、中介组织调解”的“六调联动”机制，以多元主体、多元手段化解社会矛盾；天津市在社区管理推行居委会事务公开，充分发挥居民代表大会、社区议事调解会、社区事务听证会的作用，让居民广泛参与社区事务，实现社区管理的民主化……这众多的案例还只是中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冰山之一角，根据“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组委会的数据统计，仅从2001年到2010年，向其提交申请材料的案例总计1500余个，而实际存在的创新实践案例无疑更多。
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构社会管理的新格局，到2011年社会管理创新全面提速，再到许许多多的地方结合本地的实际纷纷交出自己的社会管理创新答卷，创新社会管理成为了中国改革的新主角，中国开始了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