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著的凯旋
保罗·沃尔克的这部传记现以中文版与中国读者见面，我有幸应邀为此作序。这部书洋洋洒洒，篇幅很大，但是读完原文全书之后，我还是忍不住要写篇不算很短的序言。我感到，沃尔克有太多鲜为人知的经历，他事业生涯中遇到过太多的重大历史事件，应当让人们去了解、回顾和思考。作为金融界的领袖人物，他的智慧、技巧和职业操守更是值得大家学习。任何一个重要人物的传记，都不可能只是个人的历史。同样，沃尔克的事业和经历也是紧紧地和美国的这段历史交织在一起的。我们从本书中读到的是美国乃至国际社会将近半个世纪经济和金融历史的缩影。每个人初次见到沃尔克，总会因他那高大魁梧的身躯而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但是他并不只是体魄上的巨人，历史记录的将不是他的身高，而是他的思想、他执掌美联储的业绩，以及在此后他所作出的方方面面的贡献。
英文原书题为《沃尔克：执著的凯旋》，可说是对这位纵横美国财经金融界几十年的风云人物迄今为止的表现最简约、最精辟的总结。我之所以说是“迄今为止”，乃是因为沃尔克先生始终没有离开他熟知的这个舞台。2008年，当奥巴马总统首次竞选时，沃尔克那为世人所熟悉的高大身影出现在他的右边，其影响力不言自喻。
在美国历史上，鲜有专家像沃尔克那样得到如此殊荣：先后有六位美国总统--其中三位是民主党，三位是共和党--聘请他出任公职。他担任过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他在年逾八十高龄之时，还出任奥巴马政府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
沃尔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活跃于美国政治和经济的舞台。需要强调的是，他是一位专业人员、金融专家，不是一位纯粹的政客，但又兼备优秀政治家的素质。政治和经济往往是密不可分的，更何况在美国政府里担任财政金融部门的要职，更脱不了政治的干系。沃尔克作为一位坚持自己的信念、原则和职业道德的专家，懂得如何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绝不会迎合任命他的总统，只是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置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的客观现实于不顾。另一方面，他也非常得体巧妙地处理了很多复杂的问题，我想认真读过这本书的人对此都会有很大的感触。
1962年，沃尔克离开大通曼哈顿银行，开始涉足于公共财政和金融事务。二战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过程中，美国经过和英国的一番博弈，终于在国际上奠定了其经济和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牢牢地掌握着全球金融大权。战后最初几年，欧洲和亚洲各国恢复生产，对外的物资和产品需求旺盛，尤其是对美国的产品需求旺盛。但是，这些国家的美元支付能力不足，一时形成“美元短缺”。美国政府顺应潮流，放远目光，实施“马歇尔计划”，向欧洲诸国提供了约300亿美元的资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些国家美元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也为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提供了动力。
但是，欧洲国家毕竟不是等闲之辈，是有再生实力的。从1958年开始，欧洲各国的国际收支状况逐步得到改善；与此同时，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却急剧增加。美国是否有能力继续维持黄金和美元之间的法定平价，日益成为疑问。1960年，伦敦市场出现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黄金价格攀升到每盎司41美元的水平，爆发了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
众所周知，战后各国央行信任美元，美国政府承诺外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可以按确定的比价兑换成黄金。这是二战结束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的基石，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制的根本保证，也是进入20世纪后期美元逐步取代英镑之后，美国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应尽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国来说，放弃黄金和美元挂钩，其结果将是令人恐怖的。这无异于自毁长城，将会彻底粉碎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无疑，美国不到万不得已之时，绝不会轻易采取这一措施。
1971年，时任财政部主管货币政策副部长的沃尔克深切感到，这种局面已经难以为继，美元和黄金脱钩势在必行。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关闭“黄金窗口”，停止对外国央行的美元承兑黄金业务，实施10%的进口附加税，迫使日本、德国等实行贸易升值。实际上，这是美国的一次重大违约事件。美国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沃尔克受命负责和有关国家就实施浮动汇率制度谈判，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
美国的实力究竟在哪里？肯尼迪总统说：“一国的实力，无异于其货币的实力。”美元和黄金脱钩势在难免，但是脱钩之后，美国的形势是否会好转？每盎司黄金兑35美元的价格是否会一路贬下去？谁也说不准。毫无疑问，按原定比价美元挂不住黄金，这说明了美国实力在衰退，那么，如果硬着头皮撑下去，是否有任何出路？戴高乐总统将价值4亿美元、重350吨的25 900块金砖从纽约美联储的金库里运回法兰西银行，保存在自家中央银行的金库里，其影响，和法国退出北约的轰动效应不相上下。
这是战后美国金融史和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沃尔克在这一进程中，亲历了事件的经过，虽然在当时尚不能起到主要的作用，但也经受了一次重要的磨炼，也使他对有些重大的问题开始作出自己独立的思考。
沃尔克一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守望者，因为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维护美国与欧洲主要盟友的关系，就是维护美国的国际地位。但是，形势发展使他不得不纠正以前的某些观点。当原来的各种因果关系发生变化之后，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受到严峻的挑战。按我们惯用的话来说，美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至少到了危险的境地。美国必须作出调整。美国一些智囊的看法是，关键是保护美国核心利益，而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旦这个体系成为累赘，美国应当不惜将之拆除。沃尔克有他自己的认识，眼下局势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各国的生产力已经开始赶上美国，相对而言，美国竞争力日趋下降，逆差增加，美元贬值。只要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得不到改善，仅仅在美元和黄金之间的关系上做文章，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形势所逼，美国国会逐步降低了黄金准备金（goldcover），即不能随便动用的黄金储备，直至完全取消这个规定，拿出全部库存的黄金储备来应付全球的兑换。没错，取消黄金准备金能使美国动用全部黄金来应对各国央行的承诺，但是这仍然无法应对市场抛售美元的压力。这时，美国已经没有任何掩护了，完全暴露在各国央行和投机者的炮火之中。这种情况和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东亚一些国家死命维持和美元的盯住汇率，而最终将外汇储备耗尽的情况何其相似！但是，美国很快采取了务实的策略。事实上，美元贬值并不等于美国经济的灭亡，相反这使美国摆脱了金本位的魔咒，获得了新的机会。当然，必须指出，对其他国家来说，此举有以邻为壑之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沃尔克相信国家实力和货币实力之间的关系，因而坚定不移地反对通胀，主张控制公债，保证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如果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进程中，沃尔克所起的作用有限，那么在他当美联储主席之后抗通胀的进程中，他是总指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信念是，美元和黄金脱钩并不是美国的末日，也不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终结，只要美国能增强竞争力，不断提高生产力，维持物价的稳定，就没有理由怀疑和黄金脱钩之后的美元会失去世界各国的青睐。
1976年，吉米·卡特击败福特总统，入主白宫。但是，迎接他的是经济形势的巨大挑战，巨额赤字和通胀严重地困扰着美国政府和民众。美国需要一批精英来应对这一挑战。
当时的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看到沃尔克一贯醉心于公共事务,决定聘请聘沃尔克担任纽联储行长。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因为整个美联储体系的公开市场操作是由纽联储银行执行的。在美联储十二个地区分行中，要数纽联储的影响力最大。值得一提的是，沃尔克在当财政部副部长期间，和伯恩斯的争执是家常便饭，从来就没有消停过。如果按阴谋论来解释，那就是伯恩斯意欲将沃尔克收编，归到自己麾下，从而可以化解一个主要对手的挑战。果真如此，倒也显出伯恩斯的大度。人才总是有人追逐的。当时，有名的猎头公司罗素·雷诺兹正在为业内一家领先投资银行物色高端管理人才，沃尔克早早就进入了这家猎头公司枪口的准星。雷诺兹公司的目光是不凡的，对人的观察和判断十分精准。我和罗素·雷诺兹公司的高管相识，有过一些交往--不过这是三十多年之后的事情了，但他们办事的风格和严谨的传统始终没有变。当时，那家投行为沃尔克开出的年薪，是百万美元的天价，别的不说，供他一辈子享用古巴雪茄是一点没有问题的--当然，美国对古巴禁运，沃尔克遵纪守法，自觉不抽古巴雪茄，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想可以认为，伯恩斯聘请沃尔克担任纽约联储主席是出于公心，而非阴谋论驱使。沃尔克代表的不是一种势力，不是党派利益，而是一种理念，一种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心。
沃尔克在纽联储期间的任职，为他今后在美联储担任更加重要的职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事态的发展说明，对沃尔克最大的考验是他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面临的局势。1979年8月5日，卡特总统提名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接替威廉·米勒。此时，美国正遭受着高通胀的困扰。美国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通货膨胀无时无处不是一种货币现象。”根据弗里德曼的研究，在1929～1933年期间，由于美联储实施了错误的货币政策，容忍货币供应量减少了三分之一，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当时，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对峙，美国的“大萧条”促使很多人预言：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指日可待。弗里德曼近乎狂热地宣扬他的理论和主张，犹如中西部牧师原教旨主义式的布道。弗里德曼的影响力，还在于他是尼克松、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咨询专家的地位。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之后，弗里德曼发给他一封贺信，且戏称为“吊唁”，最恰当地表达了他对沃尔克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同情”。沃尔克和弗里德曼都是坚决反对通胀的，但是对于如何处理当时美国遭遇的通胀之难，他们俩的意见则往往相互抵触。在这方面，很难说是谁对谁错。简言之，弗里德曼是纯粹的学者，而沃尔克是实践者。前者的学术遐想，可以像他在佛蒙特州休假时那样，在山林间纵横驰骋，而后者只能是在华盛顿绕城环路（Beltway）之内充满交通灯和路障的政治迷宫里回旋。不过，虽说是“吊唁”，弗里德曼也不否认，沃尔克所接受的摊子已经烂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怎么干都不可能更糟糕了。
弗里德曼是阿瑟·伯恩斯的学生，对他老师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的货币扩张政策及其造成的恶果，更多的是为其开脱，而不是谴责。这倒不是学生偏袒老师，确实是情有可原。伯恩斯的过错是，虽然他始终向国会主张减少货币供应，以降低通胀，但是他未能顶住国会的压力。其实，这是美联储成立64年来司空见惯的事情，只是此前形势从未如此严重，故人们不太在意。弗里德曼没有直截了当地说伯恩斯不够强硬，只是说，如果纽联储行长本杰明·斯特朗能再多活一年多，而不是在1928年就谢世的话，也许历史就要改写，美国错误的货币政策就不会推行，“大萧条”就可得以避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即使是在一个设计较为完善、相互制衡的制度里，个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应当承认，在一个强大的体制内，任何执掌者想要挣脱其运行的规则，无论是明规则还是潜规则，都是很困难的。试图改变这个体制的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想，更是谈何容易。即便如此，也不能低估个人的作用和力量。舆论对沃尔克就有这样的期望，相信他会带来一番新气象，不会像威廉·米勒、阿瑟·伯恩斯或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那样随波逐流。问题是，卡特政府面临的是滞胀，既要治理通胀，又要促进增长，采取任何一种措施，都会伤及其中一个目标。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对亚洲的影响，远不能和今天相比，但是和欧洲的相关性非常密切。欧洲各国政府欢迎沃尔克担当美联储主席，也就毫不奇怪了。法国总统德斯坦和德国总理施密特都当过财长，和沃尔克过从甚密，对他充满期待。沃尔克必须应对美国国内的经济挑战，也要关注他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对外部世界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