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克对肯尼迪维持美元金价在35美元水平的誓言大加赞赏。但他也知道，如果仅说说而已，是无法阻止投机行为的。奥斯卡·莫根施特恩教育他说，经济学家对很多事情不甚了了，甚至一无所知，但有一样除外。经济学家知道得最清楚，即决定价格的是供给和需求，而不是靠口头上说说。当时投机商的购买行为（需求）推高了金价，而且只要投机商怀疑美国不能源源不断地按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向市场上供给黄金，金价就会持续攀升。沃尔克再清楚不过了，引发市场疑虑、造成1960年10月20日黄金炒作狂潮背后的根源，就是美国脆弱的国际收支。
投机商研判国际收支与赌徒分析赛马情势并无二致。国际收支记录反映了一国的进出口状况，也决定了外汇市场上对该国货币的供求。如果美国人想从日本进口电视机或从德国进口收音机，就要将美元换成当地货币用于支付。当德国人或日本人想购买美国飞机或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投资，就需要用本国货币换来美元以达成购买或投资。如果美国出现国际收支赤字，就意味着美国对日本索尼电视和德国蓝宝收音机的需求，超过了日本和德国对美国波音飞机和通用电气公司股票的需求，其结果就是美元在国外越积越多。
国际收支赤字预示着麻烦的到来。
1959年12月，美国骄傲地拥有价值达195亿美元的黄金储备，这一数量与14年前的1945年末一样多。［59］然而，不出9个月，到了1960年9月，也就是投资狂潮爆发前一个月，美国的黄金储量减到187亿美元，减少了差不多10亿美元。［60］《华尔街日报》对截至1960年9月21日那一星期金价的跌势作了如下报道：“自1931年以来的最大单周下跌。”［61］该报对金价下跌根源的解释是“美国针对全世界持续的国际收支赤字”。［62］
外国人手中的美元超过了其所需的数量，所以欧洲和亚洲的中央银行都将多余的美元送回给美国财政部，虽客气但也很坚决地请求将美元兑换成黄金。根据《布雷顿森林协定》，这些国家有权要求美国这样做。
对肯尼迪可能在大选中击败尼克松的推测，加剧了投机商对美国国际收支问题的担忧。根据媒体报道，欧洲的中央银行家把这场黄金投机炒作，归因于市场预期“肯尼迪参议员即将赢得大选……而且肯尼迪获选将导致通胀在美国卷土重来”。［63］通胀意味着价格上涨，美国货物在国外的竞争力下降，从而使美国的出口下降，加剧国际收支赤字问题。不仅投机商针对肯尼迪的经济政策展开了推测，他的经济顾问班子也支持采取提高通胀水平的政策，以达成另一个目标：充分就业。
保罗·萨缪尔森是肯尼迪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方面的导师，他刚刚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同行罗伯特·索洛（他也与萨缪尔森一样，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合作完成了一篇文章，提到如果一国容忍通胀的上升，就可降低失业率。［64］在一代学人眼里，通胀与失业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是主流经济学的指导原则。后来，这个信条遭到了“货币主义学派”开创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攻击，并被指应对不断加剧失控的通胀负有责任。但在1960年，萨缪尔森的言论不仅主宰了主流经济学，也当然为年轻的总统候选人所信服。
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后，萨缪尔森高度评价卢萨的能力，向总统推荐其担任主管货币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肯尼迪当时也在寻找担任财政部长的人选，他说：“如果这个人能力这么强，为什么我们不给他财政部一把手的职位呢？”［65］萨缪尔森说：“不行，他太年轻了。”萨缪尔森的话逗乐了肯尼迪，他说，可是卢萨才比我年轻一岁呀。当然，肯尼迪最后还是遵从了萨缪尔森的意见。［66］
对通胀的预期使黄金投机商更壮了胆量，迫使肯尼迪承诺忠实维护美元价值。他任命卢萨担任财政部这一关键职务以平息市场投机。卢萨在纽联储历经磨炼打造的反通胀口碑，与肯尼迪信守《布雷顿森林协定》的诺言一拍即合。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卢萨反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中，萨缪尔森阵营所提出的用温和通胀政策实现充分就业的主张。那时，沃尔克已开始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为卢萨工作了。他回忆道：“在财政部，我们有两大敌人：一是国务院，他们不希望国际收支问题影响外交政策；二是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他们不希望国际收支问题影响国内政策。我们的回旋余地很小。”［67］
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设在白宫隔壁的行政楼里，其中有三位总统任命的成员，再加上一个约20位从学术界停薪留职来就任的经济学家组成的团队。在那些年里，装点该委员会门面的是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包括耶鲁大学的詹姆斯·托宾、斯坦福大学的肯尼斯·阿罗，还有萨缪尔森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罗伯特·索洛。这些经济学家相信他们能推动实现充分就业，就像物理学家们笃信自己能让人类登上月球一样。
卢萨推动了一项总统任命，让沃尔克担任具体负责货币事务的副财长帮办，这样一来，沃尔克就成为财政部对付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马前卒。［68］沃尔克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职业棒球联赛的新秀，刚一出道就要跟纽约扬基队1927年赛季那样历史上最辉煌的阵容去较量全垒打，而他能挥舞的球棒不过就是莫根施特恩教给他的怀疑论。
沃尔克回忆道：“他们的做法听起来简直太容易了，按两次键，程序就能弹出充分就业的结果。公式是发射火箭用的，但对人的行为就不一定管用。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坐在哈佛的教室里听（财政政策专家）阿瑟·斯密西斯讲道：一点点通胀有利于经济增长。此后我唯一能记住的就是大脑中一直闪现着的一个像是黄色警示牌一样的东西，上面写着‘胡说八道’四个字。我真不知道它来自何方……但那种想法总是挥之不去。”［69］
注 释
［1］ 见第4章，小册子，蒂内克公立图书馆藏书，www.teaneck.org/virtualvillage/teaneck12years。
［2］ 对保罗·沃尔克的私人访谈内容。
［3］ 华盛顿的语录内容引自他致乔治·贝勒上校的一封信，信中提醒上校在为其统领的部队遴选军官时应注意的事项：“我衷心地奉劝你在选择军官的问题上要慎之又慎……不要听任你的善良本性，对那些申请，不要在本该拒绝的时候却说同意，记住这是一项公职，而非私务，你的选择如不能有利于事业，就会造成伤害。”Jared Sparks，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Being His Correspondence，Addresses，Messages，and Other Papers，Official and Private，vol.4,（Boston: Russell，Odiorne and Metcalf，and Hilliard，Gray，and Co.，1834年），p.269。
［4］ 对保罗·沃尔克的私人访谈内容。关于迪克·罗达的情况，参见“Oral History of Teaneck,” Teaneck Public Library，transcribed interview with Richard Rodda，July 10，1984。又见Joseph Treaster，Paul Volcker：The Making of a Financial Legend（New York：John Wiley，2004），pp.84-85。
［5］ 对保罗·沃尔克的私人访谈内容。
［6］ 同上。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参见John von Neumann and Oskar Morgenstern，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4）。
［12］ 参见Oskar Morgenstern，The Limits of Economics（London:William Hodge and Company，1937），p.4。
［13］ 同上，p.14。
［14］ 参见Oskar Morgenstern，On the Accuracy of Economic Observation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nd ed.，1963），p.190。
［15］ 对保罗·沃尔克的私人访谈内容。
［16］ 参见Friedrich A.Hayek，The Road to Serfdo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4），reprinted 1976。
［17］ 对保罗·沃尔克的私人访谈内容。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同上。
［23］ 参见Robert Roosa，Federal Reserve Operations in the Money and Government Securities Markets（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July 1956）。作者在本书注释中曾写道：“必须单独提及蒂尔福·盖恩斯先生和保罗·沃尔克先生，他们大方地施予援手，伴随着本书从初稿到编辑、校对和印刷的整个过程。”
［24］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5，1993，p.A37。
［25］ 原文为：“9 bid，offered at 10，100 by 100”。出价意味着交易商要买，报价意味着交易商准备要卖。9是出价的简写，全称是100 9/32美元，10是100 10/32的缩写。“100 by 100”指的是交易的数量，即100张债券，每张债券面值1 000美元。
［26］ 参见Robert P.Bremner，Chairman of the Fed: 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Jr.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American Financial System（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p.161。
［27］ 同上，p.271。
［28］ 对保罗·沃尔克的私人访谈内容。
［29］ 同上。
［30］ 参见Paul Volcker and Toyoo Gyohten，Changing Fortunes: The World’s Money and the Threat to American Leadership（New York: Times Books，1992），p.5。
［31］ 参见Robert V.Roosa，The Dollar and World Liquidity（New York: Random House，1967），p.1。根据Arthur Schlesinger，A Thousand Days: John F.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5），p.654 的描述，肯尼迪“曾对顾问说，两件最骇人的事莫过于核战争和国际收支赤字”。
［32］ Schlesinger，A Thousand Days，p.154。
［33］ New York Times，October 31，1960，p.1。
［34］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1960，p.25。
［35］ Volcker and Gyohten，Changing Fortunes，p.4。
［36］ New York Times，July 2，1944，p.14。
［37］ 同上。
［38］ New York Times，July 2，1944，p.14。
［39］ 参会名单详见报纸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July 1，1944，p.1。
［40］ Washington Post，July 28，1944，p.1。
［41］ 怀特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经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教授引荐加入财政部。维纳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方面的顶级专家，也曾在财政部借调工作。参见James Boughton，“Harry Dexter White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Finance and Development 35，no.3（September 1998）。
［42］ New York Times，July 6，1944，p.1 待续。
［43］ 参见Charles Kindleberger，“Competitive Currency Depreciation Between Denmark and New Zealand，”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2，no.4（July 1934），pp.416-426；以及Sebastian Mallaby，Wall Street Journal，Saturday/Sunday，October 25-26，2008，p.W3。
［44］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9，1964，p.F1。
［45］ New York Times，March 22，1954，p.35。
［46］ 每日两次公布黄金定盘价是从1968年4月开始实施的。
［47］ New York Times，October 21，1960，p.1。
［48］ 财政部要为这一承诺收取8.75美分的办理费（参见 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 23，1960）。
［49］ Volcker and Gyohten，Changing Fortunes，p.21。把日期写成了1960年10月30日，实际应是10月20日。
［50］ 同上。
［51］ New York Times，October 20，1960，p.51。
［52］ New York Times，October 22，1960，p.22。
［53］ New York Times，October 30，1960，p.E10。
［54］ New York Times，October 25，1960，p.1。
［55］ Volcker and Gyohten，Chonging Fortunes,p.25。
［56］ Schlesinger，A Thousand Days，p.654。
［57］ 同上。
［58］ 对保罗·沃尔克的私人访谈内容。
［59］ 黄金储备从1945年的200亿美元提高到1949年的245亿美元，到1958年又减到200亿美元。参见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U.S.Bureau of the Cens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D.C.，1975），p.995。投机商主要围绕美国自1958年开始的国际收支逆差做文章。又见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1961，pp.107-108。
［60］ 参见 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 23，1960，p.3。
［61］ 同上。
［62］ 同上。
［63］ 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31，1960，p.2。
［64］ Paul A.Samuelson and Robert M.Solow，“Analytical Aspects of AntiInflation Polic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0，no.2（May 1960），pp.177-194。
［65］ Schlesinger，A Thousand Days，p.154。
［66］ 同上。
［67］ 对保罗·沃尔克的私人访谈内容。
［68］ 沃尔克的任命登载于New York Times，November 18，1963，p.22。
［69］ 对保罗·沃尔克的私人访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