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工业部门，是绝对地租形成的条件，但不是它的原因；土地私有权的垄断，才是绝对地租的原因。土地私有权的垄断，决定了土地（包括劣等地）如果不交地租，就不能被耕种。这样由于农业部门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它的剩余价值不参加社会的利润平均化，而保留在本部门内部，就是绝对地租存在的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十分简单，一定的人们对土地、矿山和水域等的私有权，使他们能够攫取、拦截和扣留在这个特殊生产领域即这个特殊投资领域的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超过利润（平均利润，由一般利润率决定的利润）的余额，并且阻止这个余额进入形成一般利润率的总过程。”[6]
[1]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5年4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458页。
[2]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7页。
[3]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增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03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21页。
[6]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50页。
六、《剩余价值理论》
按照《资本论》“四卷结构”，第4卷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文献部分。
马克思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写作《资本论》过程中，非常重视吸取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继承和批判历史上重要理论家的重要思想和学说。正如恩格斯所说：“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事实中。”[1]
马克思早年在巴黎和伦敦曾经研读了大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写下了许多摘录和评论，奠定了写作剩余价值理论史的深厚基础；并且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断积累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
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把历史文献部分作为理论部分的附论。接着他写了1861-1863年手稿，准备把这部手稿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分册，即第三章《资本一般》。《剩余价值理论》是第三章第一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的附论，放在（1）货币转化为资本、（2）绝对剩余价值、（3）相对剩余价值、（4）相对剩余价值与绝对剩余价值的结合之后。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包括23册笔记本，大约200印张。马克思准备用来作为“资本的生产过程”附论的第五节《剩余价值理论》，写于1862年3-11月，从笔记本第Ⅵ至第ⅩⅤ，共10本；在后面一些笔记本中，又插入一些评论和札记，总计共有110印张，占了1861-1863年手稿的一半以上。
马克思原来打算把这部手稿作为“资本的生产过程”的附论，后来改变这个想法。其原因，一是在写作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决定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名改为《资本论》，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因而整个内容需要重新调整。《资本的生产过程》已经不是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资本一般》的一部分，而是《资本论》的第1卷。二是马克思已决定把历史文献部分作为单独一卷，而不是作为理论部分的附论。三是这部手稿的内容和篇幅已远远超过“资本的生产过程”附论的需要，它已经成为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政治经济学理论史，论述了“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进行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2]。
写完《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以后，马克思忙于出版《资本论》第1卷和修改第2、3卷，完善《资本论》理论体系和表述方式，没有再回到历史文献部分来。因此，1861-1863年手稿是第4卷的唯一手稿。
马克思生前只整理和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没有能够整理和出版其余各卷。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2卷时，已经发现了这份手稿。1885年5月他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写道：“1861-1863年手稿，包括了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的批判史，以同前人进行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大多数后来在第2卷和第3卷中研究的问题。这一部分，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4卷出版。”[3]
恩格斯原以为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3卷的工作比较容易，但实际情况比想象的困难得多。因此他在整理第3卷时，已考虑到第4卷的整理工作，必须后继有人。1889年1月，他决定教会当时德国党内两位年轻理论家考茨基和伯恩斯坦，辨认马克思“潦草的笔迹”，协助做些出版的准备工作，为此把一部分手稿交给考茨基。
整理完第3卷后，恩格斯虽然筋疲力尽，但他整理出版第4卷的决心未改。他强调：“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史，只要有可能，我就着手去编。”[4]1894年底，他还要求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承担抄写原稿的工作。直到1895年8月去世前，他一直在从事第4卷的整理。
恩格斯逝世后，受马克思遗稿继承人爱琳娜的委托，考茨基全力以赴进行第4卷的整理和出版。他为此进行了大量研究，确定基本框架，选择和编排材料，划分章节和结构，拟定标题和统一术语，以及其他编辑工作。经过十年努力，1905年出版第一分册和第二分册；1910年出版最后一册：第三分册。
考茨基整理和编辑的以《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书名出版的著作，第一次把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历史文献部分公之于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治意义。虽然整理和编辑中存在一些问题，但基本上按照马克思手稿的内容编排，成绩很大。有些学者对他的严厉指责，是不够实事求是的。
后来，在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时，明确把《剩余价值理论》作为《资本论》第4卷，按照手稿原有顺序和逻辑进行编排，未对手稿进行删节和移动，保持了手稿的完整性。
《资本论》第4卷分为三个分册：研究了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重要经济学家的重要著作，对重要理论观点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科学的评论，是一部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史。
第4卷第一分册论述了李嘉图以前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重点考察了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的理论。
马克思首先研究了重商主义代表人物詹姆斯·斯图亚特的学说。这个产生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学派，反映了当时新兴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派别；斯图亚特则是“重商主义体系的合理的表达者”[5]。这个派别关于利润来源于流通领域的观点是错误的。
马克思以很大篇幅研究重农学派，这个派别产生于18世纪中期的法国。与重商主义相反，它认为剩余价值来源不在流通领域，而在生产领域。它的重大功绩在于，“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正是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6]。但是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创造者，则是不正确的。
重农学派体系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一方面它把剩余价值看做是对剩余劳动的占有；另一方面，它又认为剩余价值是“自然的赐予”。
重农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弗兰斯瓦·魁奈的《经济表》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肯定，认为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杰出创作，是最早提出并试图解决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这一复杂问题的尝试。
第一分册主要篇幅论述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亚当·斯密的经济观点，对斯密的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生产劳动理论，作了详细的考察。
马克思说，斯密在价值决定上认为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就克服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配第在价值决定上的局限性，比配第前进了一大步。但他的价值理论是自相矛盾的，几种价值定义同时并存。他一方面认为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一方面又认为商品价值由购买到的劳动决定，不了解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与联系。
斯密在分析利润、地租时实质上是把它们还原为剩余价值。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三个基本阶级：劳动者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与此相适应，社会也存在三种基本收入：工资、地租和利润。他认为雇佣劳动者的工资是其劳动产品的一部分，而利润和地租则是雇佣劳动者创造的产品价值扣除工资后的余额。在这里，斯密已经“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7]，是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重大科学贡献。但是他混淆了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提出了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局限。
斯密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也受到马克思的关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分册，以很大篇幅分析斯密的生产劳动理论。
与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一样，斯密的生产劳动理论也是矛盾的。他对生产劳动下了两个定义：（一）生产劳动是直接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非生产劳动是不与资本交换，而直接与收入交换，即同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二）生产劳动就是生产商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就是不生产任何商品的劳动。马克思认为，第一个定义“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要领，这是他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8]。第二个定义则是不科学的，错误的。
马克思在分析批判斯密生产劳动理论的同时，精辟地阐明了这一理论的科学内容，是对《资本论》理论部分的重要补充。
《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分册的主要内容是分析研究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完成者大卫·李嘉图的经济思想。
马克思认为李嘉图在价值理论上比斯密更彻底。他不仅主张劳动决定价值，而且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量的概念，把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作为其他经济关系的出发点。马克思认为，这个观点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科学必然性。李嘉图的工资理论和利润理论也得到马克思的肯定，认为他关于工资的价值（因而还有利润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工作中工人为自己的劳动的那一部分和归资本家所有的那一部分劳动时间的比例，“这一点在经济学上非常重要，事实上这只是对正确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另一种表达”[9]。李嘉图认为工资与利润是对立的。工资增加，则利润下降，说明了资本家与工人利益的对立。但是李嘉图混淆了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因而妨碍了他理解商品与商品的交换及资本与商品的交换的特殊区别，妨碍了他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
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生产价格理论是不科学的。他没有把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没有建立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也没有区分部门内部竞争与部门之间竞争，甚至以部门内部竞争代替部门之间竞争，因而不能解释平均利润的形成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在他看来，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是违背交换规律的。马克思深刻地论述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建立了科学的生产价格理论。
在地租问题上，李嘉图的理论贡献在于把地租理论与价值规定直接地、有意识地联系起来，并且把级差地租分为两种形态；但他只承认存在级差地租，不承认存在绝对地租，“实际上否认土地所有权有任何经济影响”[10]。他还把级差地租与土地收益递减规律联系起来，这个错误观点受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
在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问题上，李嘉图的许多观点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马克思认为，在商品形态变化中，已经包含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经济危机从可能性发展成为现实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的。
《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分册，马克思主要考察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解体和庸俗经济学形成的历史过程，研究了许多经济学家及其著作。
马克思在第三分册开头，就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进行批判。他代表土地贵族阶级的利益，“只是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贵族的利益一致时，马尔萨斯才拥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即拥护他们反对人民群众，反对无产阶级；但是，凡是土地贵族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分歧并且互相敌对时，马尔萨斯就站在贵族一边，反对资产阶级”[11]。
臭名昭著的《人口原理》是马尔萨斯的代表作。他在这部著作中宣称：“人口在无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按照他的说法，结果必然是人口增长永远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为此，他主张通过瘟疫和饥荒等所谓“积极抑制”的办法来抑制人口增长。马克思严厉批判了马尔萨斯的谬论，认为这是“伪造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