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撤离瓦窑堡来到保安后没几天，贺子珍生下了娇娇（李敏）。毛泽东对这个小生命十分喜爱，贺子珍却满面愁容，引不起一点兴趣。她此时想的不是享受做母亲的欢乐，而是工作。她觉得这个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妨碍了她愿望的实现。因此，娇娇生下刚4个月，她就把孩子送到老乡家，自己进了抗大学习。在抗大，既要学政治，学军事，每天清晨还要出操。贺子珍同大家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政治活动。抗大的学员集体住宿。这时，贺子珍的家已经搬到凤凰山下一家老乡的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两里路。可是除星期六外，她很少回家，坚持过集体生活。就在这时，他们的家庭发生了不幸的事情，夫妻间原来非常融洽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和中心，它像一颗闪闪发亮的红星，吸引着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青年男女。他们冲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给延安带来了生气。毛泽东是个博学的人，对许多问题都有兴趣，他很喜欢同这些知识分子交往。他在这种交往中得到启示，获得知识，也从中感受到很大的快乐，而与妻子贺子珍的情感和思想交流都自觉不自觉地减少了。这样，贺子珍产生了孤独感。她的文化程度比毛泽东低，这样的精神生活，这样的思想交流，过去在她和毛泽东之间，虽然不是很多，但总是有的。而现在，同某些同志相比，就显得过少了。这使贺子珍很苦恼。本来，夫妻间产生了一些误会，只要双方冷静下来，把事情解释清楚，误解就可以冰释。可贺子珍的性格过于倔强，她把这些痛苦埋在心底，思想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贺子珍的好友王行娟在《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一文中写道：“美国女学者史沫特莱也慕名来到了延安。她不懂中文，带来了一个女翻译。她们的出现，在延安卷起了一阵旋风。这个美国妇女的学识才华，她的生活方式，都令刚刚走完长征路程、钻山沟沟的土包子们耳目一新，那位翻译是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在那个年代就披着一头长长的秀发，更是引人注目。由于她们是外来的友好人士，受到了中央首长们的隆重接待，毛泽东也多次会见她们，并长时间地与她们进行了愉快的对话。
“这两位女子与长征过来的女红军真是太不一样了。她们衣着鲜丽，性格活跃。她们在哪里出现，就成哪里的轴心。她们是延安交际舞热的首创者和推动者，共产党的干部爱跳交际舞的风气，就是从史沫特莱在延安举办舞会亲自教毛泽东跳舞开始。那次舞会，轰动了延安，几乎所有的中央首长都去了。
“然而贺子珍没有去，还有同她一起长征过来的女战士，也没有去。她们太不能适应这种洋味十足的开放式社交生活了。她来自永新这个封建意识十分浓厚的小县城，以后又长年累月在大山包里转圈，她只适应红军内部那种除了夫妻之外的严格的、分明的男女关系，男男女女之间勾肩搭背在一起，她看不惯。从这方面说，贺子珍有点封建思想，有点狭隘意识，这个批评是对的。但这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她一时间不能适应，这是情有可原的。事实上以后她也学会了跳交际舞，而且跳得相当的好，这是她到了苏联以后学会的。
“她同毛泽东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是经过考验，共过患难的夫妻。他们两个人在性格上，在生活方式上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表现在生活上就会经常出现分歧，引起了纷争和争吵。
“比如说，买来了一只鸡，警卫员征求意见怎样做。毛泽东喜欢吃硬的东西，他的牙齿好，他主张炒来吃。而贺子珍则认为鸡喝鸡汤最有营养，难得弄到一只鸡，应该好好补补身子。两个人意见不一致，为这点小小的事情就吵了起来。
“贺子珍认为，她同毛泽东发生的争吵，包括一只鸡怎么吃，都是为了毛泽东的好，没有别的意思，因而吵过之后她仍然理直气壮，不肯认输。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把鸡一分为二，一半炒着吃，一半着吃，矛盾就解决了。
“贺子珍的性格中，既有柔弱的一面，又有暴烈的一面，名门望族塑造了她诚恳热情、举止庄重，温文尔雅的一面，许多同志称她有‘大家闺秀’的风范，这是她平时的行为举止。但她又是井冈山的女儿，这里出没的绿林豪杰，以及他们所传播的侠义的劫富济贫的思想，又造就了贺子珍性格上豪放的暴烈的一面。她极富同情心，有强烈的正义感，疾恶如仇，她认准了的事情不干到底绝不罢休，十头牛都拉她不回来。正是这种性格，使她在大革命失败后，没有像她的许多女同学那样，脱离革命，嫁了人，而是跟着袁文才、王佐这些被人称作土匪的队伍，上了井冈山，过着草莽式的生活。她的两重性格轮番地支配着她的言行，使她时而温柔，时而暴烈，漫长而残酷的战争岁月，出生入死的生活方式，进一步突出了她性格中不屈的暴烈的一面。延安时期的贺子珍，饱经风霜，与井冈山时期的贺子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贺子珍认为，变化的不只她一个人，毛泽东也在变。毛泽东也是多种性格的复合体。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她对贺子珍的爱情是深厚的，真诚的。而后来证明是终生不渝的。”
“毛泽东的性格中也有刚强、专断、说一不二的一面。他对待自己的家人，有时是家长式的命令作风，发起脾气来真有雷霆万钧之势。”“毛泽东有时也用这种家长命令作风对待贺子珍。”
王行娟在《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中详细地记叙了贺子珍离开延安的原因：“在史沫特莱和女翻译来到延安之后，他们夫妻之间有过不愉快的争吵。毛泽东是个以文会友的人，对于谈话投机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热情相待。他觉得同史沫特莱和女翻译的谈话很愉快，很有益，接触就多了些。“这本是极正常、极普通的事情，但是在一些‘男女授受不亲’封建思想浓厚的人看来，似乎是不正常的事情了。还有一些多事的人把无中生有的不实之词传到贺子珍的耳朵里，甚至有人给她提出了忠告。本来对这两个新派人物有些看不习惯的贺子珍，顿时心乱如麻，无法平静下来。
“有一天，贺子珍外出以后回家，经过一个窑洞，发现毛泽东的警卫员在门口站岗，她料到毛泽东就在里面，就推开门往里走。毛泽东果然在里面，同他在一起的，还有那位女作家和女翻译。这可能就是那位女作家的住所，他们三个人谈兴正浓，神采飞扬。
“贺子珍一见到这般情形，曾听到过的传言顿时涌上心头，脸色阴沉下来。
“屋里本来热闹的气氛刹时消失，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这是极尴尬的局面。那位活泼的女翻译想打破沉寂，就笑着拉贺子珍坐下。贺子珍想摆脱对方的拉扯，但摆脱不开，不由得使了点劲，嘴上还说：‘你少来这套！’她最后那一下子，力度大了点，不仅把女翻译的手甩开了，而且使她站立不稳，几乎摔倒。于是这位女士叫嚷了起来，连哭带闹的。
“不知她叫嚷时用的是什么语种，也不记得她都说了些什么。其结果是那位女洋人出来打抱不平，并且向贺子珍动了手。
“贺子珍的挨打是很冤枉的。站在门外的警卫员听到屋里一片嚷嚷声，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推门进来。他看到那位女作家气势汹汹地要打贺子珍，就想过去拦阻。这位小战士没有拉架的经验。他本意想保护贺子珍，这样，他应该去拉住那两只要打人的手，他却用双手把贺子珍的双臂夹住，让贺子珍动弹不得，使她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无法抗拒对方的攻势。于是，人高马大的史沫特莱一拳打到贺子珍的右眼上，她的右眼顿时充血，黑了一圈。
“正当她要挥出第二只拳头时，毛泽东说话了。他先对贺子珍说：‘自珍，你干什么，你疯了？’然后又对那位洋人说：‘你不能再打。你有什么话，你对我说。’说完，他把贺子珍带走了。
“贺子珍被打的眼睛肿得像个大核桃，无法出门。每当人们问她你的眼睛怎么啦，她都不愿说出真情，只是说自己不小心撞的。
“贺子珍自己叙述的经过就是这样。从她的叙说中可以看到，挨打的是她，而延安当时流传的是她打了人，而且传言中被说成是她打了毛泽东。贺子珍曾经委屈地说我怎么可能打主席呢？论力气我也不是他的对手呀。
“当贺子珍重述这段往事的时候，她已经能够比较冷静、比较客观地分析这件事情了。她承认，她怀疑那个女翻译与毛泽东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是没有根据的。那个女翻译有丈夫，而且不久就同那位女作家一起离开延安，回到西安。她当时的行动是过于鲁莽了。另外，毛泽东站出来说话，他的态度是公正的。他们两个人回家以后，毛泽东并没有责备贺子珍，再也没有提这件事，应该说，他的态度是克制的，宽容的。
“但是，当时挨了打的贺子珍心情不能平静，总是在生气。她无法使自己冷静下来，真正汲取这场风波的教训。她觉得自己太委屈，为了毛泽东，她作出了很多的牺牲，结果是身体搞坏了，工作能力没有，工作职务也没有，在剪刀、糨糊、报纸的陪伴下度过了十天。就在她情绪最波动的时刻，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了孕。她想奋斗、想重新开始生活的心愿，一下子落空了，她又要在怀孩子，分娩中度过一年。她越想越觉得可怕，她想离开毛泽东一个时期，避免过密生育的念头就这样产生了。
“按照贺子珍的性格、她决心要去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于是她向组织上打了口头报告，又向毛泽东宣布了她的决定，并着手走的准备。
“贺子珍要走，并没有提到他们夫妻间感情的裂痕，只是说留在身上的弹片使她浑身疼痛，她想把弹片取出来。她是在毛泽东不同意并且一再劝阻的情况下坚决要走的。”
毛泽东极力挽留。他知道她这个时候提出要走同自己有关，就充满了感情地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他又说：“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很多年以后，贺子珍每逢想起毛泽东说的这番话，就要流泪。这是性格刚强的毛泽东在向妻子袒露心扉，诉说他至深至爱之情。可当时贺子珍并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讲话的含意，用最冷漠的态度回答了他：“我一定要走。”不久，她又拿出当年不顾一切的劲头，把孩子托付给奶母，收拾简单的行李，一个人走了。时间是1937年底。
王行娟在《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中写道：“在她离开延安的时候，她完全没有想到，她作了一个多么错误的选择。这个错误，使得她遗恨终身，造成了她坎坷悲惨的一生。在她还没有离开延安之前，江青已经来到延安，正在用她那狡猾的眼睛寻找要捕猎的目标。贺子珍的负气出走，正好给她创造了机遇和条件。”后来，贺子珍在同好朋友蹇先任叙述这段往事的时候，她已经知道她在关键的一步时走错了路。她说：“这都怪我不好，我当时太任性，太不懂事了。人们说，一失足成千古恨，我是一步走错终身遗恨。”
贺子珍来到西安。毛泽东托人捎口信请她回延安，毛泽东还给她捎来一个装满日常用品的小木箱，也捎来了他想互相谅解的希望。贺子珍投桃报李，用自己的津贴买了一床新被送给毛泽东，但自己却继续留在西安。几个月后，贺子珍到了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中共驻新疆办事处。在她等待去苏联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口信来，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贺子珍还是没有理会。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她返回延安的好机会，可贺子珍没有动。她在新疆住了几个月，搭上了去苏联的飞机。
Δ不幸遭遇
1938年10月，贺子珍到达莫斯科。她怀着乐观而热烈的情绪，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信中没有提及他们之间的别扭。
她旅途的困顿还未消除，就匆忙地跑到医院，要求动手术取出身上和头上所有的弹片。医生仔细作了检查，发现深嵌在她头部、背部和肺部的弹片已经被头骨、肌肉和肺叶包住，长在一起，不可能也不必要取出了。这就是说，它们已经成为贺子珍身体的一部分，她必须长期忍受弹片留在身上所带来的痛苦。这些弹片直到贺子珍去世始终留在她的头上和身上。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不久，就生了一个男孩。满月后，她把婴儿送进婴儿室，自己进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培养亚洲地区的革命者专门开办的东方大学，开始了紧张而新鲜的学习生活。
到苏联不久，毛泽东发来了一份电报，仍然请她回延安。从国内陆续到苏联的同志也多次给贺子珍捎来毛泽东的口信，请她回去。这时，贺子珍同毛泽东怄气的情绪早就没有了。她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自己既然已经来了，学习也已经开始，怎能有头无尾半途而废呢？怎么也要把这期课程学完了才能回去。于是，她提笔给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上说，在这里的学习已经开始，不可半途而废，要等两年后学成再回来。这封信的语调是和解的、诚恳的。信发出后，她就把这件事丢在一边，专心学习起来。然而，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的头上。
她在莫斯科生的那个男孩，在十个月时得了感冒。婴儿室的医疗条件很差，没有护理好，转为肺炎，还没有来得及送医院抢救，就夭折了（在和毛泽东生活的10年中，贺子珍共生了6个孩子，但活下来的却只有娇娇）。她正沉浸在丧子的哀痛中，国内又传来了消息：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把她从迷糊中震醒。直到这时候，她才明白，自己一时的轻率行动铸成了多么大的错误！她永远失去了毛泽东！
两年的学习生活很快要结束了。她的同学高高兴兴打点行李，准备回国，贺子珍万分犹豫。按说，她出来学习，不正是为了有朝一日回去更好地工作吗？但她已经没有家了，她将何所归呢？再说，她能够坦然地面对毛泽东另有爱人的现实吗？贺子珍决定留下来。王行娟在《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中继续写道：“当她在苏联历经苦难，遭受到残酷的对待时，她才明白，不听毛泽东的忠告，坚持要去苏联，这只是她作出的第一个错误的选择。而她没有接受战友劝告，在学习期满后没有同他们一起回国，仍然留在苏联，是她的第二个错误的选择。第二个错误的选择，使她饱尝了比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比长征还要深重的苦难，要不是有党有毛泽东的援助，她将永远没有再见天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