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
陈嘉庚（1874—1961年），著名爱国华侨。福建集美人。少年离乡到南洋谋生，成为南洋一带富豪之一。后因一系列社会与政治成就成为华侨领袖。从新中国成立到1958年，陈嘉庚先后担任过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等职务。毛泽东称其为“华侨旗帜”。
毛泽东点评陈嘉庚
嘉庚先生：
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1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陈委员：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写了集美解放纪念碑七字，未知合用否？先生近日身体如何，时以为念！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六日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陈嘉庚小传】
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的一个华侨世家。曾祖父陈时赐兄弟五人中有两个出国定居；父亲陈杞柏远渡新加坡开了一家米店；大伯父和二伯父也出过国。
陈嘉庚9岁入私塾读书，但识字不多，16岁才对古文和报刊有“一知半解”，后来能够写文电，著书，完全靠自学。乡村文化落后，私塾学生很少，女孩不得入学，十余岁儿童还光着屁股成群游戏，给他留下触目惊心的记忆，促使他日后下定决心办教育改变家乡的面貌。
他17岁离开故乡集美，南去新加坡，在父亲的顺安米店学做生意。20岁返回故乡集美社完婚，又从塾师读书数月。22岁再度去新加坡，仍旧在父亲的米店做事。31岁那年，即1904年，顺安停业，他集资7000多叻币创设菠萝罐头厂，号曰“新利川”公司，不久又接管同是经营菠萝罐头的日新公司。两个企业在三个月中获利近4000元，这给他莫大鼓舞。
当橡胶第一次从巴西移植到马来亚时，陈嘉庚认为前景看好，遂花费2000元购种子，播种在菠萝园中。到1925年，他拥有橡胶园15000英亩，被称为新加坡马来亚橡胶王国四大开拓者之一。同时陈嘉庚开办橡胶制品厂，生产胶鞋、轮胎和日用品。先后在国内各城市、南洋和各国大埠设立分销店100多处，直接代理商遍及五大洲。他还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革厂、肥皂厂等，厂房达30多处。他的资产在全盛时期达到1200万叻币约值黄金百万两，雇用工人逾万人。
陈嘉庚经营制造业还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就是为祖国民族工业训练人才。他说：“二十世纪为橡胶之时代，日本小国尚有胶厂四百多个，以我国之广大竟无一相当橡胶厂。新加坡为产胶区域，政权虽属英国，但所需男女工人概我华侨，化验制造各机器可臻完备，出口种类众多，可以训练职员工人，如师范学校之训练学生，将来回国可以发展胶业。”可见，实现祖国工业化和引进人才早就是他的夙愿，他的理想。
陈嘉庚虽身居海外，但心系祖国。他十分敬佩孙中山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所表现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1909年，他由友人介绍认识孙中山，第二年春正式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慷慨解囊，以救济会名义汇回巨款，支持上海革命军政府。随后福建光复，新加坡召开闽侨大会，他被推举为福建保安会会长，筹款20多万叻币支援福建，另筹5万元支持孙中山，充分体现了他爱国爱乡的政治热情。
当时，福建光复，民智未开，陈嘉庚感到普及教育是当务之急。他“思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回乡创办集美小学，接着创办了集美师范及中学、水产及航海学校、农林学校、商科学校、女子师范及幼稚师范，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的规模和完整体系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
五四运动发生后，陈嘉庚看到了新的希望，1921年，他以愚公移山的气概创办厦门大学，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用共300万元。厦门大学是华侨创办的惟一大学，也是全国惟一的一个个人独资创办的大学，陈嘉庚独立维持了16年。1934年，因世界经济不景气，加上垄断资本的排挤、同行的倾轧，陈嘉庚的企业陷入困境，处于自身难保的逆境中，但他仍不遗余力地支持厦门大学的发展，他变卖自己的三座大厦作为维持厦大经费。1937年，厦门大学改为国立，他十分沉痛：“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贻累政府，抱歉无穷！”但他独资创办的厦门大学为后人留下了一座值得永远纪念的丰碑。
陈嘉庚还以同样热忱发展侨居地的教育事业，在新加坡创办和赞助许多学校，其中有道南小学、爱同小学、崇福小学、南侨师范、新加坡水产航海学校和南洋华侨中学，后者是南洋第一所华侨中学。
从办学主张和办学实践看，陈嘉庚不但是一位教育事业家，而且不愧为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突破封建禁锢，提倡女子教育，开风气之先；强调优待贫寒子弟，奖励师范生；提倡学生要德智体全面发展；主张“没有好教师就没有好学校”，确立教师在学校的主导地位；培养生产技术人才，倡办职业技术教育，以振兴实业；设立同安教育会和教育推广部，普及教育。
陈嘉庚不仅倾家兴学，而且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呕心沥血。1928年日本制造山东惨案，他毅然挺身而出领导筹赈会，号召海外华侨慷慨捐款。这一次筹赈会的成功，使他建立了无比的威望与领导地位。他的当仁不让、鞠躬尽瘁的爱国精神，以及他的敢言、敢怒、敢做的作风，获得绝大多数侨民领袖的拥护与支持。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他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遂发动组织规模宏大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被推选为主席。他领导总会长期募捐支持祖国抗战，共为中国国库输捐了400亿元庞大数目的国币，在物质与财政上支援中国持久的抗战。
派遣机工回国服务，是华侨支援抗战的另一大事。当时中国沿海口岸都被日军占领，中国政府派兵打通了滇缅公路。由于缺乏司机和修理技工，对外运输感到困难。国民党官办“西南运输公司”委托陈嘉庚代为招聘。南侨总会六号通告发出后，热诚报名回国者达3200余人，出现了极为动人的父送子、妻送夫的场面，对于支援前线起了显著作用。
1938年10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发表对日和平谈话，一时妥协气氛弥漫重庆。陈嘉庚致电汪精卫，义正词严地斥责其主张同日本“谈和”的错误，并以参政员身分，向重庆国民党参政会提出一件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表现了他的凛凛正气和崇高的民族气节。
1940年3月，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简称“南侨慰劳团”）回国参观。他先到了重庆，从与许多要人和平民的广泛接触中，看到了国民党政治的腐败，贪官污吏到处皆是，那种消极抗战、积极搞内战的政策使他感到痛心，特别是国民党搞的两次反共高潮，使他深感失望，促使他要求考察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到延安后，陈嘉庚看到了和重庆完全不一样的景象，那里生气勃勃，官兵平等，没有贪污腐化，有的只是抗日热潮。他亲眼所见边区军民在日寇和国民党经济封锁下，采取生产自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轰轰烈烈场面，特别是看到朱德等同志与军民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受到很大感动，他认为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才有此现象。在延安期间，他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会见，详细了解了边区政府的情况。他还接触了许多从敌后根据地来的同志，进一步了解到抗日的形势。边区军民团结抗日和敌后根据地的抗战情况，使他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
这次回国考察，是陈嘉庚一生的大转折，思想认识出现了飞跃性变化。从1927年到1940年回重庆之前，他是坚决的“拥蒋派”。访问重庆和延安之后，陈嘉庚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把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身上。他感慨地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回到南洋后，他不顾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威胁，揭露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称颂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及其英勇抗敌的功绩，断言：“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国民党派人专程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搞“倒陈”活动，但阴谋未能得逞，陈嘉庚在第二届南侨大会仍当选为南侨总会主席。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陈嘉庚领导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英总督与官方曾“三顾茅庐”，多方设法要求他出来领导各党各派各阶层的抗日运动，结果出席总督府会议的200余名华族各界领袖，一致要求他做领导。在紧要关头时，他在道义上与实际上接受此重担，成为新加坡各帮、各界、各种族的政治领袖。为此，日寇对他深为仇恨，千方百计想缉拿他。新加坡等地沦陷后，在敌军警四处搜捕华侨领袖的风声鹤唳中，他隐姓埋名，剃掉留蓄数十年的胡子，避居玛琅。此间，多次险象环生。为避免被俘时成活口，他怀藏氰化钾，随时准备以身殉国。避难期间，他写成《南侨回忆录》，旨在“不但使海内外同胞知南侨对抗战之努力，以及对祖国战时经济之关系，亦可免后人对今日侨胞之误解”。全书30万字，全靠记忆写成，叙事真实，文字无华，体裁别具一格，为传世之作，在华侨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抗战结束后，陈嘉庚回到新加坡，受到500个社团的联合欢迎。同年11月8日，重庆10个团体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送来祝贺条幅，高度评价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和王若飞亦致祝词：“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此赞誉传诵海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