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上午，马叙伦为首的10位代表乘火车从上海出发赴南京，准备向蒋介石请愿，上海各界竟来了10多万人相送，“反内战、要和平”的呼声响彻车站内外，表达了人民的强烈愿望，这更使马叙伦等人坚定了为民请命的决心。可是，一路上险象环生，特务们想尽了各种卑劣手段来干扰和阻挠代表们的和平努力。在火车上，他们就受到了几个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特务们冒充列车员，要代表们填写履历，说是为了“特殊保护”。车刚抵镇江站，又来一伙人，乱哄哄地围在代表团车厢前。突然有七八个自称是“苏北难民”的人闯进车厢，指名要找马叙伦，说什么共产党使他们“有家难回”，逃亡到此，要求马叙伦把他们送回家乡。纠缠了半天见达不到目的，他们又转而要求马叙伦下车“讲演”，“抚慰难民”，企图乘机绑架马叙伦。在遭到拒绝后他们又威胁说：“如不下车，我们有人要卧轨，火车别想开。”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后经过代表们的巧妙周旋和其他旅客的谴责及站方和列车长的干预，大约两小时之后，列车才得以继续行驶。6月23日下午，列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一群暴徒一上来就朝代表们乱打一通。他们要求马叙伦带他们去见周恩来。马叙伦当即说明到南京的使命，又说：“我们没有带你们找周恩来的义务，而且我们来京，理应先拜访蒋主席。”特务们仍然纠缠不休，劝马叙伦回上海，又要求马叙伦出去同“难民”见面、“讲演”。马叙伦概不理睬，镇定自若，表现出极大的冷静和克制。在一片喊打声中，暴徒把代表们包围殴打了五个小时，使代表们大部分都受了重伤，而大批警察宪兵则在一旁袖手旁观，从而造成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在各方的努力下，受伤的马叙伦等人才被抬进医院。之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膝代远、邓颖超等人前来医院看望。周恩来亲切慰问每一位代表，他严肃地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马叙伦拉着周恩来的衣服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不久，毛泽东和朱德，从延安致电马叙伦等代表，称：“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当周恩来将毛泽东、朱德打来的电报转交给马叙伦等人时，马叙伦百感交集，更坚定了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努力的决心。上海各群众团体、单位，各阶层人士都写信、发表谈话或宣言，抗议当局暴行，声援人民代表。随着形势的发展，全国恐怖气氛愈来愈浓，马叙伦经常参加各种抗议活动，发表演讲，他为报刊撰写了百十篇战斗檄文，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揭露和声讨国民党当局不断制造流血惨案的严重罪行。人们劝马叙伦注意安全，他坚定地说：“革命没有不牺牲的，全国动员起来，光明也就很快到来了。”他在大学里讲演时大骂蒋介石政权，他说：“我知道今天台下有许多带着手枪的特务，我不怕，我还要讲话。”在镇压民主运动的同时，蒋介石集团还不断掀起反共恶浪，大肆造谣攻击共产党。马叙伦挺身而出，公开发表文章批驳，指出：“我们不必要替共产党辩白……，但是，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救星，至少他是人类里大多数农工的救星，只有极少数的地主和资本独占者看待他们如‘洪水猛兽’，代表地主和资本独占者的政府，当然要替背后的主人大加反对。”又坚定地说，“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新势力，他是时代的洪流，反对他也阻止不了他的生长。”马叙伦身处这种动荡的局势之中，预感到自己随时都可能遭到逮捕和屠杀，因此在一天深夜，他写下了遗书，然后继续参加革命活动。他这种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深为世人钦佩，鼓舞着人们勇往直前地奋斗。
为了保护马叙伦等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经过对路线、船只、时间的周密布置，避开特务监视，于1947年底将马叙伦和其他民主人士送上一艘德国货轮去香港。在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活动中，马叙伦和民进会其他领导人，在香港进行了大量的、积极的工作。1948年10月底，马叙伦响应中共中央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同郭沫若等人离开香港，乘船北上奔赴东北解放区。他积极参加党所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与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多次讨论时局，交换看法。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并提出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1月22日，马叙伦和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等55人，联名发表了题为《我们对时局的意见》的声明，表示：毛泽东先生发表的对时局的宣言，“提出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和平的八项条件。这正是对于蒋介石所提出的无耻要求的无情反击，我们是彻底支持的”。同日，在马叙伦领导下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在香港发表了《为争取永久和平宣言》，揭露蒋介石的“求和”是“企图阻止革命力量向前发展，挽救他将被灭亡的命运”。1949年1月31日，中共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古都北京和平解放。消息传来，马叙伦异常欣喜，翌日即与其他民主人士共56人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祝贺平津解放的伟大胜利，赞扬人民解放军劳苦功高，武功彪炳。并表示：“叠奉捷音，不胜振奋，窃愿竭力追随，加紧团结，为中国之建设奋斗到底。”2月2日，马叙伦收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复电云：“2月1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梁，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又说：“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马叙伦读后深受感动。2月25日，马叙伦同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人，由林伯渠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陪同，乘“天津解放号”专车抵达北平。第二天，马叙伦等民主人士、各团体的代表参加了欢迎大会，马叙伦与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人发表了演说，一致主张实现毛主席所宣布的八项和平条件，坚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贯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
3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从西柏坡飞抵北平，马叙伦与在北平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沈钧儒等人一起，到西苑机场欢迎毛泽东。这是毛泽东与马叙伦的初次见面。毛泽东与他亲切握手。随后马叙伦便陪同毛泽东一起阅兵。他当时心潮澎湃，作诗四首以抒怀。4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马叙伦、沈钧儒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就国共谈判的情况及今后的方针问题，进行了交谈。5月中旬，毛泽东特意邀请马叙伦，就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经济建设、外交和贸易诸问题，进行了交谈，并交换了意见。
不久，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马叙伦以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筹备会的常务委员。在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上，讨论成立了6个小组，分工负责建立新中国的各项筹备工作。马叙伦担任第6组组长，主持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之外，他还参加第1小组工作，负责拟定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后来，国旗、国徽、国歌的方案先后经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通过，又得到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和公布。1949年10月1日，马叙伦随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盛典。
新中国诞生后，马叙伦继续主持民进会会务，担任民进中央主席。1949年11月1日，中国国家教育部成立，马叙伦担任第一任教育部长。1950年9月，他主持教育部联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毛泽东、周恩来都亲临会议。马叙伦主持的这次会议成为我国工农教育的新起点。在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过程中，马叙伦了解到学生健康水准一般下降的统计情况，及时将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旋即手书批示“健康第一”，又批示：“营养不足宜斟酌经费，学习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别待遇。”不久，马叙伦又得到毛泽东的函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1951年1月11日，毛泽东得到中共华东局发来的一份电报，其中也提到有关学生的健康问题，于是他又马上给马叙伦写了一信，信云：“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一件付上请察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请与各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马叙伦得到毛泽东的手示后，即领导教育部积极贯彻，立即组织干部调查研究，提出具体措施。建国之初，整个国民的文化水平还很低，文盲在国民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身为教育部长的马叙伦，对此问题十分关注，决心扫除文盲，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他筹办了《学文化》半月刊，并特意在1951年1月23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在谈到注音问题时，希望毛泽东能为该刊物题写刊名。毛泽东接到马叙伦的信，立刻挥笔写了“学文化”三字，并随字幅附了一封信：“夷初先生：一月二十三日信收到。学文化三字照写，不知可用否？注音问题采取慎重考虑的态度是对的，我亦尚无成熟意见。顺致敬意。”马叙伦接到毛泽东的信和“学文化”的题词，感到毛泽东对中国文字改革和注音等问题上所取的态度都比较慎重，自己身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当然也应该慎重行事。毛泽东的题词也被作为《学文化》半月刊刊名。1953年，马叙伦就任高教部部长。1954年3月，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委员会成立，马叙伦任委员。他还先后兼任过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等职。
1953年秋，马叙伦年事已高，再加上工作繁忙，积劳成疾，难以坚持工作，在北京医院治疗。1954年4月，他身体健康再度不佳，请假休养一个月。毛主席十分关怀，写信说：“四月二十七日函读悉，休养甚好，时间可不限于一月，以病愈为度。”但马叙伦只休养了一个月，又回来主持工作。1955年，马叙伦神经和血管方面的疾病常常恶性发作，他知道已再难以恢复健康，便写了遗言，嘱咐后事。1958年6月的一天，护土柯贵贤见马叙伦精神稍好，邀他写几个字。当时他虽已不能正常书写，但还是坚强地提笔写了几个字：“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这是他一生追求的总结。1970年5月4日，马叙伦因并发肺炎，经抢救无效逝世，终年86岁。
【作者点评】
习仲勋曾代表中共中央对马叙伦革命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马叙伦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坚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他坚持真理，思想进步。在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时期里，他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为新中国的创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国人民无限忠诚的公仆，是同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
马叙伦的一生，是一个由受旧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民主主义斗士，后来又成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的典型。他的转变，是在不断的追求和奋斗中实现的。人们不难忘记，他探视学生，用文言演讲，慷慨陈词；“索薪运动”中，他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头部受重伤；“下关惨案”中，他遭围殴长达五个小时；白色恐怖甚嚣尘上，他不顾个人安危，大声疾呼，愤怒声讨国民党罪行；建国后，马叙伦为了人民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在做人方面，马叙伦讲究气节，树立了“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榜样。他甘冒生命危险，营救反袁猛将章太炎、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上海沦陷，他宁可借债典当也不事敌伪，不愿接受事敌的昔日好友和学生的帮助。在教育上，马叙伦也是一个勇于追求，奋斗不息的楷模。他曾在小学、中学、大学任过教；四次任北京大学教授；还做过校长、教育厅长、教育部次长及代理教育总长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一任教育部部长和第一任高等教育部部长。他的先进教育主张，丰富的办学经验，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丰富的学术著作，别具一格的书法艺术，充满爱国情怀的诗歌，都成为后代仰之弥高的瑰宝。
这位现代著名的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书法家和诗人的爱国革命、不断奋斗的一生所留下的光辉业绩，将永垂青史。
（常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