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
冼星海（1905—1945年），中国近现代著名的音乐家，原籍广东番禺，1905年生于澳门一个贫苦船工的家庭。1918年，冼星海入岭南大学附中学小提琴，1926年入北大音乐传习所，次年入国立艺专音乐系学习。1928年，冼星海进上海国立音专学小提琴和钢琴，并发表了著名的音乐短论《普遍的音乐》。1929年，冼星海去巴黎勤工俭学，从师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1931年考入巴黎音乐院肖拉·康托鲁姆作曲班学习。留法期间，他创作了《风》、《游子吟》、《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十余首作品。1935年回国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战斗性的群众歌曲，并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剧《复活》、《大雷雨》等谱写音乐。抗战开始后，冼星海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后去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开展救亡歌咏运动，1935年至1938年间，他创作了《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游击军歌》、《路是我们开》、《茫茫的西伯利亚》、《祖国的孩子们》、《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1938年，冼星海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女大”兼课。教学之余，他创作了不朽名作《黄河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等作品。毛泽东称其是“人民的音乐家”。
【毛泽东评点冼星海】
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摘自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的《冼星海》第75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出版。
【冼星海小传】
中学时的“南国箫手”
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出身，选择与生俱来的贫穷与富贵，中国音乐史上的巨星冼星海亦是如此。1905年，母亲将他诞生于星夜大海下的一艘渔船，为此给他取名“星海”。冼星海原籍广东番禺县，他出生前父亲就已去世，靠母亲做佣工和祖父的接济生活。尽管冼星海童年时受尽了生活的磨难，但祖父还是节衣缩食把6岁的冼星海送进了私塾念书，直到祖父病逝，他失学随母亲去了新加坡。
13岁时，冼星海回到广州。也许要感谢岭南大学基督教青年会所办的义学，让他参加了学校的管乐队，使他表现出了音乐天赋：冼星海擅长吹奏单簧管(也称黑管，民间称“洋箫”)，故冼星海早年在民间有“南国箫手”的美誉。1926年春，冼星海用卖掉心爱小提琴的钱，在朋友的资助下，考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第二年进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和钢琴。此时，他是一名热血爱国青年，不久，在该校学习时因参加学潮被迫退学。
巴黎的国庆让他感慨万千
1929年，冼星海来到巴黎学习音乐。巴黎素有世界音乐文化中心之称，吸引着欲求登上艺术圣殿的学子们。冼星海干过很多杂活儿，挣来为数不多的学费、生活费，他在餐厅跑堂，在理发店干杂役，生活仍是那么艰苦。在塞纳河畔梧桐树下，他几次晕倒，有次竟险些被法国警察送进陈尸所。幸运的是，他遇见了一位朋友马思聪，并由他引见了法国巴黎歌剧院首席小提琴家奥别多菲尔和音乐大师加隆。大师们钦佩他的毅力，破例免去了他每月400法郎的学费。在留学生涯中，冼星海根据唐朝诗人杜甫著名的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创作了奏鸣曲《风》，该部作品和他早期的作品《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一起排上巴黎音乐学院新作品演奏会节目单，并在电台播出，从此冼星海有了名气。
1934年，冼星海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习作曲兼指挥，师从著名提琴家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杜卡斯。他是该班自办班几十年来的第一个中国考生，考试时冼星海由于衣着不够华丽险些被法国门警所阻而不得入考场。考试后，主考老师杜卡斯代表全体评委对冼星海宣布：“我们决定给你荣誉奖，按照学院的传统规定，你可以自己提出物质方面的要求。”面对主考老师，冼星海只说了“饭票”两个字，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在法国的国庆节上，冼星海亲眼目睹了法国民众在广场高声齐唱国歌《马赛曲》的情景，激动人心的场面感染了每一位在场的人，而在被日寇蹂躏的中国，还没有一首深入人心，激荡民族魂的合唱歌曲。这种遗憾开始植根于他的心中。
第二年夏天，冼星海带着这种遗憾谢绝巴黎音乐学院的挽留，回到了多灾多难的故乡——祖国。
用音乐为民族呐喊
音乐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命运。冼星海求学期间回国途经伦敦时，英国海关竟不准他入境，已致他被扣几个小时。回国后，冼星海曾指挥上海工部局的管弦乐队演奏贝多芬的《第八交响曲》，可这个乐队从指挥到演奏者却没有一个中国人。民族受压迫的苦难是可以用音乐发出呐喊的，外国人的交响乐无法表达中国人民的这种呐喊。无疑，这也给他带来又一次深深的遗憾。不久，抗战全面爆发，使冼星海的创作激情顿时高涨。他参加洪深领导的上海演剧第二大队，深入田间地头、工厂矿井，给民众宣传救国救亡道理，一次，在上海学联与国民党保安队对峙时，冼星海当场把青年诗人塞克的一首诗朗诵了两遍，倚墙只用了5分钟就写出曲谱——“枪口朝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这首让人边唱边流泪的《救国军歌》马上在学生、老百姓、士兵中唱响。
冼星海的作品比较集中创作于他在武汉与延安的岁月。在武汉，他进入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1938年春，在中共领导下的政治部第三厅里，汇合着进步的文化人。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力求冲破重重阻碍，推进全国的抗日宣传工作。在短暂的时间内，冼星海建立了六十多个群众歌咏队。那时候的武汉，晚上是歌咏大会，白天是歌咏大游行，献金运动与唱歌并重，使武汉成为一个抗日歌咏之城。其间，1938年夏天召开的庆祝台儿庄大捷的水上火炬歌咏大会最令人难忘：宣传周的第三天，各个歌咏队在武昌集合。他们先在几条大街上游行，晚上登上了轮渡，举行水上火炬大游行。冼星海站在指挥船的高处，指挥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到最后关头》、《中国不会完》。歌声从船上一路传到岸上，岸上也是人山人海，歌声不绝。在学唱抗战歌曲的过程中，千千万万的群众也掀起了高昂的抗日热潮。
这时，冼星海创作了《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深受人民喜爱的歌曲。冼星海还在武汉开始了与词作者光未然的第二次合作。当时，冼星海、光未然两人同住在武昌昙花林后楼上一个房间里，两人朝夕相处。冼星海忙于领导工作、学生动员工作和一些艺术团体的歌咏活动，几乎每天在武汉三镇奔走，早出晚归。夜间，两人临睡前要交换一些意见，有时即兴长谈，不思睡眠，直到听到隔壁房间有人敲墙板，才各自入睡。他们在武汉过了“五一”、“五四”、“七七”纪念节，在每次节日来临之时，冼星海都要催促光未然当晚写出歌词给他当夜作曲，第二天过江去教唱。他们有时一同过江去听新歌试唱，一同在青年朋友们的高歌和欢笑中度过白昼，一同踩着夜色回到住地。
冼星海在武汉停留的363天里，谱写了数十首优秀歌曲，迅速转变成了共产主义战士，不仅使武汉掀起了惊天动地的抗日歌咏狂潮，自己还找到了心爱的伴侣——钱韵玲。来武汉时冼星海33岁，那时他的主要心思都花在谱写抗日歌曲上，汉口老通城是他作曲的主要地点，著名的《游击军》就是他在这里一气呵成的。过去，由于时局的动荡和生活的飘泊，使得他一直孤身一人。文化名流钱亦石先生是武汉人、著名社会学家、中共党员。钱亦石的女儿钱韵玲当时在第六小学任音乐教员，是歌咏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每周钱韵玲向冼星海学唱救亡歌曲，还学习指挥、作曲和音乐常识，然后又与冼星海分散去组建另外的歌咏队，到街头去进行抗日宣传。
冼星海的朴素、善良、热情给钱韵玲留下美好的印象，但两人一直没有深入的交往，直到钱亦石先生1938年1月29日逝世，在他的追悼会上，冼星海才知道钱韵玲是他敬仰的前辈钱亦石先生的女儿。
打这之后，两人逐渐有了较多的单独交往，感情发展很快。1938年7月20日，他俩在文化人聚会较多的普海春(后为汉口江汉路物资局招待所)举行了婚礼，来参加他们婚礼的有田汉等不少后来的文化巨匠。
1938年9月，武汉告急。10月1日，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冼星海与钱韵玲双双离开武汉，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中华民族的绝响——《黄河大合唱》
在延安，1938年冬，冼星海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负责讲授音乐理论、作曲等主要课程，还教授音乐史及指挥。在延安的艰苦条件下，党中央决定每月给冼星海15元津贴，而当时朱德总司令每月津贴只有5元。在延安的一年半时光里，没有钢琴，没有印刷的谱纸，冼星海完成了一生中主要作品的大部分，进入创作的巅峰期，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作品，并在延安“女大”兼课，培养出一大批音乐人才。在政治上，他追求进步，终于于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已3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