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报国光播大地——李四光
李四光(1889—1971年)，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私塾先生家庭，原名李仲揆，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和领导人。他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的研究和教育事业，成就卓著，蜚声海内外，是我国冰川学研究的奠基人。他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李四光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19年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从事古生物学、冰川学和地质力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建国后，李四光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古生物研究所所长、地质部部长、中科院地学部委员、中国科协主席，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他指导下的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的勘探工作打破了西方学者的“中国贫油论”。在地震地质工作方面，他强调在研究地质构造活动性的基础上，观察地应力的变化，为实现地震预报指出了方向。此外，李四光早在20年代初，实地考察了我国太行山麓、大同盆地、庐山和黄山等地，先后发现第四纪冰川遗变迹，推翻了国际上许多冰川学权威断言中国无第四纪冰川的错误结论。毛泽东十分称赞李四光寻找石油的功绩，称其“太极拳打得不错”。
【毛泽东评点李四光】
李老，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
——摘自李林著的《回忆毛主席周总理对李四光同志的亲切关怀》，见《自然科学争鸣》1977年第1期。
您的文章思想性很强，希望多写些文章。
——摘自李林著的《回忆毛主席周总理对李四光同志的亲切关怀》，见《自然科学争鸣》1977年第1期。
【李四光小传】
1889年10月26日，湖北省黄冈县的一名私塾老先生的家里传来了初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主人李卓侯的后妻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因他排行老二，李卓侯给他取名仲揆。小仲揆的爷爷库里本是蒙古族人，于19世纪上半叶长途跋涉来到黄冈县城以北25公里的下张家弯村落了户。库里吃苦耐劳，头脑灵活，通晓汉语，写得一手好文章，在村里开了一所私塾，教贫苦孩子读书写字。这所私塾就是李家惟一的经济来源，后来库里的儿子李卓侯继承父业，担任私塾教师。
小仲揆从小就在自己家的私塾里读书写字，私塾里的伙伴和他一起享受着童年的欢乐。下张家湾地势高低不平，有许多边缘齐削的土丘和土堆，小仲揆经常和小伙伴们在这些地貌奇形怪状的地方捉迷藏。有一天，李仲揆指着不远处的一块大石头问小伙伴们：“看这石头，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它就搁在土丘上面，周围再也没别的石头，你们说它是从哪里来的呢？”
小伙伴们都说不上来，打岔说：“这事没意思，咱们还是玩打仗吧！”李仲揆却仍然琢磨着这块石头的来历：“这么大的石头能从哪里来？如果是从别处搬来，谁能搬得动呢？用什么家伙搬来的呢？”他苦苦思索还是找不到答案，但童年的这一疑问却时常盘旋在他的脑海里。三十多年后，李仲揆在发表的论文《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中，专门解释了他小时候注意到的这种巨石。
既是父亲又是老师的李卓侯对于子女家教很严。李仲揆不负众望，用功学习，常常学到夜深人静。小仲揆也很爱玩，但他比别的孩子有意志力，从不因为贪玩而耽误功课。有一次，老师外出办事去了，孩子们纷纷跑出门去玩，但李仲揆却坐在那里，一丝不苟地做功课，从门口走过的人都夸小仲揆懂事。13岁那年，仲揆以黄榜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武昌西路高等小学堂。
13岁的小仲揆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求学，开始了他全新的人生旅程。在入学填写报名单时，李仲揆由于第一次出门到大城市，心情紧张，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当他发现后，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但他觉得“李四”这名字不好听，正当他不知如何是好时，他忽然抬头看到中堂上挂着一块匾，上面写着“光被四表”。他心头一亮，提笔在“李四”的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李仲揆就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7月，在小学堂刚刚学习了两年的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李四光先回黄冈，辞别了父母，然后赴上海，和其他官费留学生一起乘船从吴淞口出发，踏上了驶向日本的航程。来到日本，他进了日本弘文学院。在日本的弘文学院，他认识了当时中国留学生中的爱国积极分子宋教仁，进一步接受了先进的革命思想。1905年7月，孙中山从法国来到东京，从事筹组同盟会的工作。年仅16岁的李四光成为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曾领着李四光宣誓，并亲切地对李四光说：“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孙中山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07年7月，李四光在弘文学院毕业，考上了大阪高等工业学校。他刻苦学习造船知识，立志回国后为祖国的船舶工业服务。三年后，李四光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与湖北籍的7位同学一起告别了生活了7年的日本，乘船回到了武昌。
1911年，武昌爆发新军起义，李四光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
伯明翰因其丰富的煤炭资源，自工业革命后就成为英国重要的商业城，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属加工地之一，伯明翰大学是英国采矿专业最好的大学。李四光认为，学习先进的采矿知识可以用来推动中国落后的工业发展。在采矿系学习一年后，李四光感到学采矿，还是离不开地质，地质是采矿的基础，学不好地质就不可能学好采矿，于是他决定转向学习地质学。在地质系，李四光师从地质学家包尔顿学习。平时，包尔顿教授幽默风趣，谈吐诙谐，在走廊里常常可以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他是一位热心人，也非常喜欢这位来自遥远国度的勤奋好学的青年学子。在大师的引领之下，李四光确定了自己要为之奋斗终生的地质之路。在通过学士学位考试之后，李四光继续准备硕士论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查阅了大量资料，编出了一幅中国某些地区地质情况的踏勘图，得到了包尔顿的肯定。接着，他又广泛搜集有关中国地质的文献，对中国地质学发展的情况、矿藏分布及地层关系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写成了《中国之地质》硕士论文。这是李四光写的第一篇地质学论文，从中可以看出李四光初步表现出的两个治学特点：一是严谨扎实，一丝不苟，这是一个科学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二是他在科研中充满爱国热情。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地下必有数不清的矿藏等待着发掘。作为一个研究地质的中国人，有责任弄清中国有史以来各个时期地理的状况，弄清矿藏的分布，以解决工业生产的能源问题。
1918年，顺利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国内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了解到李四光是学地质的，千方百计找到李四光，十分恳切地对他说：“国内需要大量的地质人才，希望李先生能回国教书，培养地质人才以满足地质工作的需要。”李四光欣然答应。不久他收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来的聘书，请他回国担任地质系教授。
1920年初，李四光收拾行装，取道莫斯科回到祖国，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当时31岁的李四光是北京大学地质系很年轻的教授，也正是他精力最旺盛、最富有创造力的时候，又逢校长蔡元培大刀阔斧改革教育，北大校园生机勃发，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活力，这为李四光提供了教学和科研的广阔舞台。李四光把时间表安排得满满当当：上午上课，下午辅导学生实验，晚上搞科研，周末带领学生去野外实习。李四光经常带领学生到北京西山观测地质，每次他总是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讲，对每一个石头、每一条河谷都要仔细讲清，哪怕一堆石头、一道裂缝，他都要学生留意观察，得出自己的结论。他的教学方法很好，培养了学生们的实践精神。地质系在李四光来之前，没有一个实验室，他出任仪器委员会委员长后，先后建立了矿物学、古生物学、岩石学等专业实验室，修建了地质学馆，创建了地质陈列室和研究室等。这些实验室的建立，对教学和科研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李四光关于中国第四纪冰川和地质力学的研究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冰川的分布是研究地质构造的重要依据，李四光此时对冰川的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有些外国人对中国的冰川进行过考察，断言“中国没有第四纪冰川”。李四光却提出让事实说话。1921年，他先后在太行山的沙河县、山西大同盆地口泉附近发现了第四纪冰川遗迹。这些发现虽遭一些外国专家傲慢的否定，他却没有丧失勇气和信心，继续带领学生在太行山、九华山、天目山、庐山等地考察，又发现了许多有力的证据。1933年，李四光以《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为题，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次年会上作了学术演讲，会后专门请中外学者到庐山实地考察。有的外国专家私下对李四光说，如果这些遗迹在国外被发现，早就被公认是冰川遗迹了。此后，李四光加紧了对第四纪冰川的考察，先后在扬子江流域、黄山等地发现了大量遗迹，最终推翻了外国人的错误结论。其研究成果不仅对掌握地下的水文和构造十分有利，而且揭开了研究中国第四纪地质新的一页。
1927年的冬天，北平又干又冷，连续半个月没有下雪了。当时的中国正面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自从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平后，不学无术的政客刘哲攫取了教育总长的大权，九所国立大学被强行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凝聚了几代人心血的北大被迫停办，蔡元培校长辞职去了欧洲。38岁的李四光虽然精力还是那么旺盛，饱含着为地质事业奋斗的热情，但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丑恶的社会现实让他的心无法安定下来，动荡的政局迫使他要做出另外的选择。1928年，蔡元培受命于南京国民政府筹备中央研究院，聘请李四光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于是，李四光赴南京就职，不久，李四光又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李四光又开始专心致力于他心爱的地质学的研究工作。
1948年，李四光与夫人许淑彬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结束后，李四光没有立即回国，他和夫人迁到博恩默斯海滨公寓居住。博恩默斯是英国南部一座宁静的海滨小城，常年气候湿润，比起喧嚣浮华的伦敦纯洁静谧得多，人在这里，心灵似乎也得到了净化。在他们居所附近有一个小书店，他们每天都去那里买来英国共产党出版的《工人日报》，密切关注中国战争的新闻。李四光了解到国内政局紧张，心情非常焦急，对前途也有一丝迷茫。他记得在上海时，中共代表董必武曾说过一句话，蒋介石政权不久就要垮台了，但越是在这个时候，他们越是疯狂，越是不择手段。他和家人都盼着有好消息传到英国。
11月初的一天，女儿李熙芝兴冲冲地拿着几张报纸走进门，大声嚷着让爸妈来看。李四光接过报纸一看，报纸的头条刊发了中国沈阳解放的消息。李四光脸上显出激动的神情：“祖国快要解放了，我们要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49年1月初，李四光接到中央地质研究所同事的来信，信中说，地质所接到院里通知，要求机关南迁，地质所被要求搬迁到广州中山大学，他们要就此事征求李四光的意见。李四光看到信后，非常着急，他立即回信并拍电报反对地质所南迁，还提出将存在自己名下的部分积资捐献出来，接济所里的研究工作和生活困难的同事们。在地质所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地质所终于留在了南京，设备和资料也没有受到损失，到南京解放时，这些设备和资料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李四光收到一封辗转到他手中的来信，信中由出席布拉格世界和平大会的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带头签名，后面是许多科学家的签名，希望李四光早日回到祖国。李四光激动不已，他把这封信反复看了好几遍，上面的字句他都已经一字不差地能背下来，他仿佛听到了祖国母亲的殷切呼唤，他应该尽快回到祖国！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李四光为全国政协委员。这条消息李四光还没有收到，却早已震动了国民党，台湾当局立即命令驻伦敦大使设法阻止李四光回国。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李四光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此时回国的心意已决，他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李夫人旋即赶到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