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禅宗入中国后，盲修之徒以为佛法本属直指本心，不立文字，见性即可成佛，何必拘拘名言？殊不知禅家绝高境界，系在利根上智道理凑泊之时，其于无量劫前，文字般若熏种极久；即见道以后，亦不废诸佛语言，见诸载籍，非可臆说。而盲者不知，徒拾禅家一二公案为口头禅，作野狐参，漫谓佛性不在文字之中，于是前圣典籍，先德至言，废而不用，而佛法真义浸以微矣！〔注释：《唯识抉择谈》黄夏年主编：《欧阳竟无集》，9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抨击不立文字，废除先言的参禅是盲修，是野狐禅。
从藉教悟宗到教禅一致，再到教禅一体，使语言文字与心灵体验、佛经言说与禅宗证悟的关系的辩论得以深入展开，表明禅林中一部分禅师越来越强调语言文字的作用。这其间，藉教悟宗说是由不离文字再归结到不立文字，偏重于证悟，偏重于不立文字；教禅一致说是主张不离文字与不立文字并行不悖，相对而言比较侧重于经教，侧重于不离文字；教禅一体说则主张不离文字而得禅的心印，强调经教对禅的极端重要性，认为文字即是禅，或者说文字是禅的表现、形式。
禅宗又是怎样在不立文字的宗旨指导下，实践不离文字，运用语言文字来参究禅理的呢？从禅宗的大量著作来看，禅宗大师们是充分发挥了自由自在地运用语言又不囿于其中的才能，创造出了机语、玄言、公案、偈颂、话头等互相重迭、交叉的语言类型、方式，构成了一座灿烂辉煌的语言殿堂，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迷宫。可以说，禅宗把中国的艺术语言推向了一个新的顶峰，禅宗语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艺术语言的宝库。
（1）机语。
禅家修持的根本旨趣是要直截了当地把握到成佛的根源——众生本来具有的本心。但只说本心又比较空洞、空泛，于是再从心思的外在表现即语言、行动等方面来讲，由此又形成了修持实践的种种新的形式，其中重要的有「机锋」、「机用」，相应地还讲「机境」。机锋是以含蓄的语言，试验对方是否理解。机用是善于掌握运用语言的原则与能灵活地运用语言。机境是语言表达的主题与境界。〔注释：参见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9讲《南北宗禅学的流行》，《吕澄佛学论着选集》（五），2807页。〕所谓「机语」，就是禅家机锋、机用、机境所表现出来的语言句式，是接引、启发学人开悟和讨论、交流禅法的语句。《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载：「被学人拈出个机权语路，向善知识口角头撺过，看尔识不识？」〔注释：《大正藏》第47卷，500页上。〕「机权语路」即机语。《五灯会元》卷20云，教忠弥光禅师「谒圆悟禅师于云居，次参黄檗祥、高庵悟，机语皆契」〔注释：《五灯会元》卷20，下册，1328页。〕机语是禅家独立创造的语言艺术，独具特色的言说方式，是不离文字又不立文字的生动表现。
禅家机语的常见形式是问答之间的语言紧张与怪谲、矛盾与冲突，表现为答非所问、答问背反、故作误答、循环回答，等等。例如，「问：『如何是佛？』师曰：『干屎橛』」〔注释：《云门文偃禅师》，《五灯会元》卷15，下册，929页。〕这是答问背反，回答的是反话，用秽语来比喻最高最神圣的佛祖，以截断问者的语路，返本归源，自求解脱。又，「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一寸龟毛重七斤』」〔注释：《南台勤禅师》，《五灯会元》卷15，969页。〕这种回答不仅是答非所问，而且本身也是荒谬绝顶的，是超出日常规范之外的话语，禅宗称此为「出格词」、「格外语」。出格词的运用，是把问题推向荒诞，以截断学人的情识测度，使之转向禅悟。再如，「问：『柏树子还有佛性也无？』师曰：『有』。「几时成佛？」师曰：『待虚空落地时。』曰：『虚空几时落地？』师曰：『待柏树子成佛时』」〔注释：《赵州从谂禅师》，《五灯会元》卷4，下册，206页。〕这是一种绕来绕去兜圈子的循环回答，以此种方式破除学人对语言的执着和迷信，进而跃入言语道断的直觉体证真性的境界。
（2）玄言。
禅门的沩仰、临济诸宗认为禅学不是「义学」而是「玄学」。义学是指关于佛教教义的学问，玄学则是玄妙的体证之学。玄学的语言不是直截了当地表情达意的一般语言，而是含有玄意的玄妙语言。玄言也是机语，因禅师对此另多有论述，故分出论列。关于玄言，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是临济义玄的「三玄门」说。《庄子》把所用的语言分为卮言、重言、寓言三类，临济受此启发，也主张讲话要讲三句，如同三关，作为测试、教导、接引学人的方式。他说：「一句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有权有用。」〔注释：《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大正藏》第47卷，497页上。〕临济关于三玄门和三要的具体解说，史无记载。大约的意思是，话要讲活，要话中有话，言中有玄，含有玄意，言外有旨，蕴藏禅理，以让学人领会语句中的权实照用。后人对三玄三要的说法不一，一般来说，三玄指「体中玄，句中玄，玄中玄」〔注释：《碧岩录》〔15〕，《大正藏》第48卷，155页下。〕「体」，体证，「体中玄」，体证中显现的玄奥。「句中玄」，言说中显现的玄意。「玄中玄」，真理自身显现的玄妙。所谓三要，据汾阳善昭说是：「言中无作造」、「千圣入玄奥」、「四句百非外，尽踏寒山道」〔注释：《人天眼目》卷1，《大正藏》第48卷，302页上。〕意思是说，第一要为言说没有分别造作，第二要为千圣直入玄奥，第三要为言语道断。总之，玄言是要求言中有玄意，在不离文字中贯彻不立文字的玄旨，以利于教化，也利于证悟。
（3）公案。
禅门自延寿大力阐扬教禅一致思想以来，日益重视教的作用，但是真正作为典据的，不是一般的佛教经论，而主要是古来有德高僧的言说、动作等的记录，以记录中的一些问题作为禅修的指示，参究的对象。这些问题犹如存放经年的档案，称之为「公案」。大力倡导参究公案的汾阳善昭说：「夫参玄大士，与义学不同，顿开一性之门，直出万机之路。……心明则言垂展示，智达则语必投机。了万法于一言，截众流于四海。」〔注释：《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下，《大正藏》第47卷，619页中。〕认为参禅是语必投合机缘，能于一言中直截了当地了悟万法。也就是通过参究公案语录以把握佛理，体悟本心。禅门有「一千七百条葛藤」之说，即公案的总数为一千七百则，实际上常用的是五百则左右。参究公案始自晚唐五代，至宋代，公案禅成为了禅门禅法的主流，禅师的语言文字也都围绕着公案这一主轴而开展。
公案禅的流行，进一步地推动了禅宗语言观的实践转向，并形成了如下一些特点：第一，重新回到用语言说禅，即由不能说，回到绕路说禅。参究公案，需要在语言文字上作更进一步的解说，但又不能直截了当地说，不能一语点破语言文字中的真意，这就要求用迂回曲折的方法，在运用语言文字的技巧上下工夫，使语言文字带有玄味，即用含蓄隐晦的语言来绕路说禅。这一方面表现了禅家坚持不立文字的初衷，一方面也是直接地肯定了语言是通向禅意和禅理的桥梁，从而也间接地肯定语言含有意义和真理的功能。第二，由尊崇佛教经论的权威，转向突出中国禅宗祖师语录的价值。从语录中衍化出的公案被禅门视为权威的法范，印证的符信，究竟的指点，其意义远远在印度佛教经论之上。这是中国佛教史、中国语言学史上高扬民族主体性和语言本土化的突出事例。第三，公案语言内容方面的突出特点是「机缘」语言所占比重最大。也就是公案内容多是乘机说法或应机接物的内容，其语言生动地体现了公案的禅的具体情境，展现了师徒或宾主之间多姿多彩的问答，表现了参禅方法与经验的具体情景。例如，《碧岩录》第9则：「举僧问赵州：『如何是赵州？』州云：『东门、西门、南门、北门。』」〔注释：《大正藏》第48卷，149页上。〕赵州是多意的指称，而僧是问赵州从谂的境界，赵州从谂则答以东、西、南、北四门，答非所问。据说这是暗示赵州境地是由发心、修行、菩提、涅盘四门而至的机语。问答既平常又反常，具体又隐晦，既富启发性又颇费揣摩。这与正面表述为主的其它佛教经典文字的内容是很不相同的。第四，公案语言形式方面的突出特点是口语化，通俗化。大部分公案的语言是用唐宋时代的方言记录下来的，其中有大量的口语、白话、俗话、谚语等，通俗浅显，又多采用反逻辑的言说方式，隐晦含蓄，从而与佛教的经论文字、义学的逻辑语言、印度的话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公案语言还增添了日常生活用语，淡化了语言的说教色彩。这是中古汉语特征的表现，也是本土平民特色的表现。
参究公案必然要阐释公案，随着参究公案的盛行，阐释公案日益向两个方向发展，这就是偈颂和话头。
（4）偈颂。
随着公案禅的流行，一些禅师越来越讲究陈述公案禅的文字技巧，重视文辞、文采，追求文字的优美、华丽、于是采用偈颂即诗歌的体裁，曲折地解说公案的涵义。「从纯形式的角度看，禅宗的偈颂在格式、声律、辞藻、对偶、意象等方面都与诗歌完全一样，有古体，也有近体，有五言古诗，七言歌行，也有五绝、五律、七绝、七律，因此常被人们称为『诗偈』或『歌颂』。」〔注释：周裕锴：《禅宗语言》，95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临济、云门、曹洞诸宗一些有文化的禅师纷纷采用偈颂这种形式来解说公案。偈颂体裁是禅宗文字禅形成的主要标志。《汾阳无德禅师语录》、《碧岩录》、《空谷集》、《从容（庵）录》、《无门关》等一系列陈述公案的著作，构成为文字禅的主流。
禅家采用偈颂体裁，并非偶然。从语言观角度来看，与具有概念化、逻辑性、说教式等特点的经论文字不同，偈颂则主要是由非逻辑的意象语言组成，具有强烈的象征性与模糊性，鲜明的暗示性与体悟性，以及优美的韵律感，这不仅体现了中土的文化色彩，也有利于据此坚持「不立文字」的原则，还适应文人的爱好从而使禅法易于传播。〔注释：参见上书，95～96页。〕
偈颂体裁的流行，进一步使禅风发生重大变化。禅师通过偈颂来表现自身的觉悟与境界，把生命体悟哲学与诗歌语言融合起来，这不仅引发了禅宗语言实践方式的深刻变化，也使禅风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分别为禅哲学和禅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
（5）话头。
如前所述，临济宗人大慧宗杲不满文字禅，他转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运用公案，即选取公案古则中的某些无意味语作为参究的对象，这称为「看话头」或「看话禅」。从语言观和语言实践形式来看「看话头」，其思想要点是：第一，认为公案文字并不直接反映古德的真面貌，若把公案文字直接当作具有意义的「有意语」，必然会堕入名相分别、情识知解的泥潭，是无法达到证悟目的的。第二，强调「话头」只是一种语言形式，一种启悟工具。在大慧宗杲来看，语言只是感性形式，并无表意指义的功能，参话头并非是参究其内容，「此事决定不在言语上」〔注释：《普说》，《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13，《大正藏》第47卷，863页中。〕，「此事决定离言说相，离心缘相，离文字相」〔注释：《答吕舍人》，《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8，《大正藏》第47卷，931页下。〕要超越语言文字，扫除分别知见，摧破知觉情识，专心以公案语句为题目，时时提撕，不得放下，以至大发疑情，不断追寻心性本原，以求彻悟本性，获得解脱。第三，与上相联系，还强调「话头」只是无解之语，是「活句」。凡是有解可参之语言，可从字面上理解其意义的句子，是「死句」。主张但参活句，莫参死句。第四，受《老子》「有生于无」思想的影响，一些禅师也重视以「无」字为话头来参究，还参究「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等，表明看话禅与《老子》在思想与语言上的联系与相通。第五，「看话」的过程是一个非理性的直觉体悟过程，也是一个解构语言的过程，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主义与语言解构主义的特征。
总之，禅家是通过制造语言的紧张、矛盾、冲突，开掘语言的多重涵义，迂回言说，以语句为参究题目，以及以诗歌形式表现禅意，从而充分展示了语言艺术天才。禅家运用语言，「不离文字」，是以「不立文字」为原则的，但是以偈颂说禅则带有偏重文字的色彩，由此也表现出禅门「不离文字」参究实践的不同走向。禅宗创造与运用禅语言，一方面充分而深刻地暴露了直觉体悟与语言文字的矛盾和关联，为探讨和总结直觉和语言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数据；一方面又有力而全面地推动了中国语言的艺术化，尤其是为以禅语为诗、以俗语为诗，以及以禅喻诗，更是提供了大量的文学语言资源，从而对中国文学史、思想文化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