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单讲经济发展现在看来是不行的，而应该强调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社会的全面发展，而这也需要采取新的外交政策，促进全球的统一行动、协调解决。
三、邓小平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理论在实践中的新发展
在继承邓小平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理论的基础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国际形势又作出了新的判断，对外交政策又作出了新的调整，使邓小平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理论在新形势下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一）加强国际经济科技交流与合作，增强我国经济技术竞争力
90年代以后，针对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趋势，针对世界经济技术竞争白热化对我国构成的挑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实行了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经济科技交流的政策。
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知识总量、科技实力和人才素质的竞争，科学技术成了增强竞争力的关键。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受欺负。要缩小贫国与富国的差距，首要的是缩小它们的知识差距。在世纪之末，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的科技革命正在蓬勃兴起，它不仅影响到各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仅影响到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影响到世界的多极化进程（政治格局多极化基于经济格局多极化）和社会全面发展问题的解决。所以，江泽民在1995年5月举行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
我们必须“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要缩小知识差距，就必须扩大对外贸易、增加外国直接投资、鼓励技术转让以及增加人员交流和技术援助，加强电脑网络联系等，以使我国从世界知识宝库中获得营养。
经济技术交流必须坚持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的原则。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优势互补日益明显，我们主张国家之间的平等的交流和合作，反对贸易歧视和贸易保护主义。
江泽民在1996年和1997年两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都特别强调了加强国际技术交流的问题，要求平等互利、优势互补，要求发达国家要鼓励和加快高新技术向成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转移。
（二）正确把握经济全球化趋势，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国家的安全包括政治上军事上的安全，也包括经济上的安全。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除了在国际上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贸易制裁和贸易歧视，反对金融投机、促进贸易发展，更多地引进技术和智力外，我们也要注重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就是对外开放不可忘记经济安全。1998年，江泽民在提到利用经济全球化带给我们的机遇时，也强调了维护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他说：“同时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独立自主，加强防范工作，增强抵御和化解能力，以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更好地发展和壮大自己。”（《经济日报》1998年8月29日第1版）为了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还必须苦练内功，增强我国自主创新的能力，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高我们对外开放的质量，坚持以质取胜，增强国际竞争力。“资本向支付能力强的地方逃逸”，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法则。国际金融资本的逃逸和投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这些国家的技术水平低、自主创新能力弱，出口竞争力太弱，经济结构失衡，房地产虚热，银行坏账增多。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不在科学技术上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把经济繁荣建立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上，这种繁荣就是虚假的，短暂的，脆弱的，靠不住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不能依靠别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超前开发对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对属于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把本国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然，要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还要在经济上进行控制与反控制、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还要制定新的不平等规则，强迫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市场实行完全自由化的行为，我国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还要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坚持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投资自由化并举。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表明，没有经济技术的合作，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的发展和人民购买力的增强，单纯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南北问题不解决，世界经济就难以协调发展和持续发展，难以走向共同繁荣，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同样也使发达国家受害。就我国来说，对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既要积极、大胆，又要稳妥、慎重。东南亚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开放金融市场不可操之过急，要有计划、有步骤。由于我国的证券市场发育还不健全，不要过早地开放证券市场，对货币的可兑换性，可先在经常项目下实行，对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性加以限制，在条件成熟时再取消限制。我国目前为什么能够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金融市场基本上是封闭的，它使我国虽然在短期内没有在世界金融一体化中受益，但却给我国提供了一些金融上的保障，墨西哥及东南亚国家之所以出现了金融危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金融机制不健全、相应配套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了国内的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结果为国际投机资本提供了投机机会，造成了金融动荡。
（三）建立大国之间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如今，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与单极图谋的斗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建立大国之间的战略协调关系，对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趋势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致力于发展中美、中俄、中日、中欧之间的伙伴关系，并取得了卓越的外交成果。
1997年10月和1998年6月，江泽民主席和美国总统克林顿相互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江泽民访美期间，中美双方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中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到目前为止，江泽民主席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进行了6次最高级会晤。1996年，双方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日关系也由于中日两国领导人的努力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97年，两国总理进行了互访，并共同确认，要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面向21世纪“建立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
中欧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1998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为发展中欧关系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中国和欧盟决定建立“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此外，1998年我国和韩国也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我国还与东盟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江泽民于1997年12月分别出席了东盟——中国、日本、韩国首脑非正式会晤以及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就发展中国与东盟的相互关系交换了意见，发表了《联合声明》。双方决定：要通过对话，抓住机遇，扩大共识，加强合作，相互支持，求同存异，永做好邻居。
针对“政治格局多极化”的趋势，我国与世界大国或地区联盟建立的这种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或“友好关系”，它们尽管内容不同，但实质上都是为了推动我国与这些大国或地区性组织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为了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它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新的注释。邓小平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与“不结盟”相联系的，而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还把它与同大国之间建立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或“友好关系”联系在一起，并且与“不结盟政策”也是统一的。它有利于国际政治格局中的相互制衡，有利于避免出现一国独霸世界的局面，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四）进一步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尽管当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但是，世界并不太平。一方面是世界多极化趋势在发展，另一方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苏联解体、华约解体，冷战结束，但北约并没有解体，反而在扩大，并且在把一个防御性的地区组织变为全球性的进攻性组织。
不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世界将无和平可言；不制止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侵略行径，世界将无公正可言。正如江泽民《在欢迎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
“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但天下仍很不太平，美国依仗其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继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它的所做所为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警觉。人类正处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关键时刻。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一切爱好和平、维护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应该团结起来，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奋斗！”（《中国愤怒了——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之后》，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和平不是等来的，不是乞求来的，而是争取来的。
世界人民需要和平，反对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但是，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者总想在世界各地挑起事端，制造冲突，破坏和平，世界各国人民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不要对它抱有过多的幻想，而要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我国尽管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有“块头大”这个好处，又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同时，理应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999年5月13日，江泽民《在欢迎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坚决主持公正，伸张正义，不信邪，不怕压，为促进人类和平和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努力”。
只要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起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世界的和平是能够维护的，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推迟的。
（五）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推动社会全面发展
无论在国内政策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90年代以来，针对和平与发展问题，针对全球范围内吸毒贩毒、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权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难民问题、犯罪问题等日益严重的形势，为了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为了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积极参加了多边外交活动，积极推动社会发展跨世纪的国际合作，动员国际社会解决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促进各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在两极世界结束之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西方国家以种种借口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我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起，对西方国家的霸权行径进行了有效的抵制和斗争，在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联合国机构的改革、促进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伊拉克武器核查和柬埔寨等问题上，我国都充分发挥了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作用，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赞誉。
我国在促进地区安全合作、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方面，在参与国际裁军领域的活动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还积极参与了国际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活动。参加了除世贸组织以外的主要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积极参加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亚欧会议的活动。江泽民连续五年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增进了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的交流与合作。
我国还参加了国际环保、粮食、预防犯罪、禁毒、难民、妇女、各国议会联盟、人权等领域的活动。
针对“发展问题复杂化”的趋势，我国的多边外交取得了新进展，表明了我国对人类发展问题和前途命运的关心，促进了社会的全面发展，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新的外交政策，是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