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交通道路建设的成就应主要归功于筑路者的辛勤劳作。《盐铁论·水旱》：“县官以徒复作，缮治道桥。”可见道路的修筑养护，往往由身份最低下的徒承担。《古刻丛钞》载《建平郫县石刻》、《隶释》卷四载《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金石萃编》卷五载《开通褒斜道石刻》等，都说到以徒治道事。陈直指出：“褒城《石门颂》叙石门为司隶校尉杨孟文所开凿，虽未说明用徒来开凿，但杨孟文官司隶校尉，是管理刑徒的，开凿石门的巨工，则必然如是。”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261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汉代徒的身份虽与奴隶有所不同，在艰辛的筑路工程中，仍可看到奴隶制生产方式的阴影。汉武帝开西南夷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士卒多物故”，《西南夷列传》也说：“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身份为“士卒”者尚且如此，《太平御览》卷六四二引孔融《肉刑论》说：“今之洛阳道桥，作徒囚于厮役，十死一生”，可见徒的遭遇更为悲惨。《开通褒斜道石刻》中说：“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余道”，“最凡用功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九年四月成就”。参照《隶释》卷四《广汉长王君治石路碑》：“功夫九百余日”，《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推断此处“用功”数，也是所用劳动日的总和。从永平六年到九年四月，工期至少在820日以上，如此则需用徒的人数不应超过935人，而石刻内容明确说到开工时受“徒二千六百九十人”。数字如此悬殊，应有徒在工程中大量伤病以至“物故”的因素在内。可见，秦汉交通道路的发展，竟是以千万劳动者的血汗和生命为代价的。
由于秦汉道路多为土质柔性路面，雨雪之后往往车辙积水，牛蹄生涔《淮南子·俶真》：“夫牛蹄之涔，无尺之鲤。”《泛论》：“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鳣鲔。”，泥淖难以行车《汉书·韦贤传》：韦玄成等“以列侯侍祀孝惠庙。当晨入朝，天雨淖，不驾驷马车而骑至庙下。有司劾奏，等辈数人皆削爵为关内侯”。蔡邕《述行赋》：“余有行于京洛兮，遘淫雨之经时。涂迍邅其蹇连兮，潦汙滞而为灾 。乘马蹯而不进兮，心郁悒而愤思。”“玄云黯以凝结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败而无轨兮，涂泞溺而难遵。”“伫淹留以候霁兮，感忧心之殷殷。”，有时行人也难以通过《史记·日者列传》：“天新雨，道少人。”，甚至“泥涂至膝”（《淮南子·览冥》）。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等戍卒九百人屯大泽乡，“会天大雨，道不通，度以失期。失期，法皆斩”（《史记·陈涉世家》）。成为导致爆发推翻秦王朝的大起义的直接原因。《四民月令·五月》：“霖雨将降，储米谷薪炭，以备道路陷滞不通。”是为消极的应备措施。另一方面，对于不可轻易中断的重要的交通线路，则不得不积极改善道路状况，特别注意加强其排水性能，除高筑路基，并于道路两侧开掘排水沟之外，还十分重视道路的经常性养护。中央政府要求地方各级行政管理机构都以养护维修道路，保证运输畅通作为主要责任。义纵曾为右内史，汉武帝幸甘泉，见“道不治”，怒而衔之，当年义纵即以阻滞杨可告缗竟至论罪弃市（《汉书·酷吏传·义纵》）。位列九卿，管理诸陵县的太常，也有因交通道路状况不良而遭贬斥的。《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蓼侯孔臧为太常，因“南陵桥坏，衣冠道绝”而免职（又见《百官公卿表下》）。太始四年（前93），江邹侯靳石“坐为太常行幸离宫道桥苦恶，大仆敬声系以谒闻，赦免”。地方还往往各设道桥掾，主办道桥养护管理事务。“道桥掾”，职名，见《隶释》卷一五《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隶续》卷一一《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武都太守耿勋碑》，《隶续》卷一五《汉安长陈君阁道碑》，《水经注·谷水》引《上东门石桥右柱铭》。根据四川青川秦墓出土秦更修为田律木牍，除“大除道及阪险”外，“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也说：“九月大除道□阪险……虽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乡部主邑中道，田主田道。道有陷败不可行者，罚其啬夫、吏主者黄金各二两。盗侵道，千（阡）佰（陌）及堑土〈之〉，罚金二两。”养护道路在芟刈荒草而外，还需增培路土，即《说文·土部》所谓“垐，以土增大道上”。在土地私有制确立之后，田间阡陌的养护，一般由邻近田主分段经营，即王褒《僮约》所谓“研陌杜埤”“研”谓平整夯实。宇都宫清吉在《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第九章“《僮约》研究”中指出：“埤字当作界字。界字中世俗作堺字，与埤字形近而讹也。”（［日］宇都宫清吉：《漢代社會経済史研究》，東京，弘文堂，1955年）。
皇帝出行，“郡国皆豫治道”（《汉书·食货志下》），道路养护，竟成为人民劳役负担的主要内容和政府财政开支的主要项目之一。正如《汉书·郊祀志》所说，“郡县治道共张，吏民困苦，百官烦费”。有的官吏为逢迎上司，专意为其维修道路。朱买臣赴会稽太守任，“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役人中有朱买臣故妻、妻夫（《汉书·朱买臣传》）。可见这类劳役征调民力之苛重，有时倾户征发，妇女也不能幸免。有的地方官“发人牛修道桥”，路逢“田叟”，竟然劫夺其车牛充役（《后汉书·逸民列传·韩康》）。陈忠上安帝疏曾如此描述当时情形：“长吏惶怖谴责，或邪谄自媚，发人修道，缮理亭传，多设储跱，征役无度，老弱相随，动有万计”，百姓“顿踣呼嗟，莫不叩心”（《后汉书·陈宠传》）。
尽管秦汉时代道路养护的目的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强权政治奴役民众的特点，但是在客观上便利交通运输，促进经济发展的意义却是不可否认的。在对原有道路养护维修的过程中，有时也加以部分改造，如《隶续》卷一五《成皋令任伯嗣碑》所谓“□南移北，徙狭就宽，直枉正曲，以险为安，高夷窊，显敞平端”。也有将“过者慄慄，载乘为下”，“涉秋霖漉”，“稽滞商旅”的栈阁结构改建为“安宁之石道”，使“岁数千两”的通行效率更加提高的情形（《隶释》卷四《析里桥郙阁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