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赵尔巽 等
【导读】
本文选自《清史稿》卷四八一《顾炎武传》。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与中原文化格格不入。剃发令颁布后， 新朝廷企图灭绝中原文化的用心昭然若揭。对抵抗者而言，他们的奋斗已经无关某一皇族的兴废，而是为中原士人引以为傲的文化传统坚持绝望的反抗。这些抵抗者不仅有遗民之痛，也能更冷静地反省旧王朝的传统。这种王朝政治传统，自秦改制以来，可谓一以贯之。抵抗者大多谙熟王朝政治典章以及前朝的历史，在前朝政府任时经历了前朝的抵抗和崩溃。既然亲眼目睹了前朝的崩溃以及清军的乘虚而入，他们就无法从历史神秘主义的观点中获得安慰。
在清军的镇压下，南方的抵抗运动一败涂地。幸免于难的抵抗者在各地流亡，结揽士人、官员和会党，以观时变。清朝的统治日渐巩固， 抵抗事业渐渐绝望。在大规模的抵抗事业衰落后，抵抗者被迫放弃了政治反抗的努力，将更多的时间用以反省自己先前为之奋斗的事业。此举既是对殉难故旧的纪念，亦可作为将来恢复的准备。
顾炎武一族是江南典型的仕宦家族，族人参与了抵抗者近乎绝望的事业。在清军的镇压中，全族几乎灭绝。在顾炎武自己的故交中，许多人遭遇了与此相似的命运。顾炎武身负国恨家仇，一生念念不忘光复的事业。他生前奔走各地，以待世事之变，同时将自己的体会写成著述。这些著述十分庞杂，包括了对军事、经济、地理、文物、典章制度的评述。顾炎武生前未能实现光复的理想，但他遗下的著述却深刻地影响了新王朝的学风。
顾炎武，字宁人，原名绛，昆山人［昆山：今江苏昆山］。明诸生。生而双瞳，中白边黑。读书目十行下。见明季多故，讲求经世之学。明南都亡［南都亡：指清军攻占南京］，奉嗣母王氏避兵常熟。昆山令杨永言起义师， 炎武及归庄从之［归庄：顾炎武好友］。鲁王授为兵部司务，事不克，幸而得脱， 母遂不食卒，诫炎武弗事二姓。唐王以兵部职方郎召［唐王：名朱聿键。明太祖九世孙，明亡后，联络各地抗清军， 然内受制于郑芝龙，外与鲁王势同水火。后败于清，被杀］，母丧未赴，遂去家不返。炎武自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遂，所至辄小试之。垦田于山东长白山下，畜牧于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累致千金。遍历关塞，四谒孝陵，六谒思陵［孝陵、思陵：明帝陵墓］，始卜居陕之华阴。谓“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 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亦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有志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
生平精力绝人，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所至之地，以二骒二马载书，过边塞亭障，呼老兵卒询曲折，有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对勘；或平原大野，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尝与友人论学云：“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所罕言；性与天道，子贡所未得闻。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 先之以博学。颜子几于圣人，犹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 笃实无如子夏，言仁，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危微精一：古文《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意思是说，人心与各种物欲联系，是危险的；道心就是各种伦理道德的准则，是微妙的。只有“精则察乎二者之间而不杂”，“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 是必其道高于夫子，而其弟子之贤于子贡也。《孟子》一书， 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皆人名，多为孟子学生，《孟子》中有与孟子问答的内容］，与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炎武之学，大抵主于敛华就实。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撰《天下郡国利病书》百二十卷；别有《肇域志》一编，则考索之余，合图经而成者。精韵学，撰《音论》三卷。言古韵者，自明陈第，虽创辟榛芜，犹未邃密。炎武乃推寻经传，探讨本原。又《诗本音》十卷，其书主陈第诗无协韵之说，不与吴棫本音争［吴棫：宋代音韵训诂专家。著有《韵补》一书，认为古人用韵较宽，有古韵通转之说］，亦不用棫之例，但即本经之韵互考，且证以他书， 明古音原作是读，非由迁就，故曰本音。又《易音》三卷，即《周易》以求古音，考证精确。又《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韵补正》一卷，皆能追复三代以来之音，分部正帙而知其变。又撰《金石文字记》、《求古录》，与经史相证。而《日知录》三十卷，尤为精诣之书，盖积三十余年而后成。其论治综覈名实，于礼教尤兢兢。谓风俗衰，廉耻之防溃，由无礼以权之，常欲以古制率天下。炎武又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阙失，作《杜解补正》三卷。其他著作，有《二十一史年表》、《历代帝王宅京记》、《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谲觚》、《菰中随笔》、《亭林文集》、《诗集》等书，并有补于学术世道。清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学者称为亭林先生。
又广交贤豪长者，虚怀商榷，不自满假。作《广师篇》云：“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志伊；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至于达而在位，其可称述者， 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议也。”
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科［博学鸿儒科：又名“博学鸿词科”。皇帝特旨开设，由地方官推荐参加。］，又修明史，大臣争荐之，以死自誓。二十一年，卒，年七十。无子，吴江潘耒叙其遗书行世。宣统元年，从祀文庙。
【延伸阅读】
明末江南社会
明代后期，日本和美洲白银的输入，为中国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贵金属通货。随着人口的自然增加，迫于生存压力，一部分农民从传统农业社会之中游离出来，努力在商业集镇中寻找新机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物产丰饶、交通便利的地区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商业集镇，其中尤以江南地区为最。
在商品经济之中积累资产的富裕地主、商人、农民，出资供养自己的子弟就学，参与科举考试。这些新兴的地主、商人子弟一旦科举得中，便可在官员集团之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个官员、士绅的混合阶层不断试图向北京的朝廷施加自己的影响；而在地方上，它们又与当地初级科举功名的获得者、准备应试的学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后一种联系又是联结官宦集团与其他社会集团的纽带。
相对于传统士大夫对帝国抽象的绝对忠诚而言，江南地区新兴的士绅更留意于本地的利益、风俗以及传统。这些士绅最初由于生活方式、趣味的接近而结成一些文学性的社团，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发现文学性的社团也可以用于政治意愿的表达。远在北方的帝国朝廷不见得欣赏江南士人对朝政的非议、批评，但是对文学社团的镇压适得其反，激起了江南士绅参与政治的热情。旧王朝最后的岁月就在镇压、安抚、抗议的交相反复之中渐渐流逝。明末清初最著名的几位学者，在青年时期与上述的运动牵扯甚深。他们往往生于优裕的家庭，后来又经历了朝代更替之间的兴衰。在反思帝国的崩溃时，这些学者的见解，大多来自于江南士绅阶层当时的生活经历。因此之故，对于一个帝国的崩溃而言，他们的反思很难说完全恰如其分，但却非常罕见地反映了一种地方性的趣味和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