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史伯说：“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时在西周末，楚国还是一个混迹于蛮夷之间的小国、弱国。后来的历史证明，周太史伯确实有先见之明。不过，楚人早在西周初就遇上了转危为安的机缘。
（第一节鬻熊奠基，熊绎受封
《史记·楚世家》说：“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竹简记楚君先祖之名，其中有“酓”，就是鬻熊。楚人的信史时代，是从这位鬻熊开始的。
鬻熊的事迹，文献所记只有三言两语，后世乃莫知其详。他被誉为“贤者”，大概颇有见识，而且不无声望。《史记·周本纪》说：
“西伯曰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这个“鬻子”，就是鬻熊。
按，辛甲大夫在商末为显官，散宜生在周初为重臣，鬻子在《周本纪》中被写在散宜生与辛甲大夫之间，可见非等闲之辈。
《史记·楚世家》记楚武王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这个“师”，容易使人误解为师保、师傅或者师氏，那官位就高了。其实，他只是火师，虽相当于传说时代的火正，但未必仍有观象授时的职司。后人有以为鬻熊是一位大谋士甚至大学者的，于是出现了伪书《鬻子》。《汉书·艺文志》记“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中最早的四家是《伊尹》、《太公》、《辛甲》、《鬻子》。楚人推尊鬻熊，把他当做一位大政治家兼大思想家，这是不悖于情理的，正像他们爱凤尊凤，因而把凤当做神鸟，当做天使，当做始祖的精灵了。
《鬻子》的班固著录本有二十二卷，估计是战国时代的伪作，《列子》和贾谊《新书》载录了其中的几篇，全书则已佚，原貌不可复睹。
今传《鬻子》仅两卷，是清代叶德辉校辑本，第一卷是唐代逢行珪注本，第二卷辑自《列子》和《新书》。
《鬻子》的内容是答周王问，问于鬻子者有周文王和周武王，似乎鬻熊活到了耄耋之年，至少是死在周文王之后的，仅此一端，便见其伪。《史记·楚世家》两次说到鬻熊死得很早，一次说“蚤卒”，一次说“蚤终”，总之没有享尽天年。周武王伐殷纣王时，据《尚书·牧誓》所记，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族与周人联军，其中无楚人，鬻熊已不见踪影，足见说鬻熊死得早是可信的。严格说来，鬻熊只是商末人，不是周初人。《史记·楚世家》说：“鬻熊子事文王。”所谓“子事文王”，意即事文王如子，这也表明他比周文王要年轻得多。
尽管如此，鬻熊毕竟使他的部众在艰难竭蹶之中获得了生机，为楚国的建成谱写了序曲。他背弃丧失人心的殷纣王，亲附深孚众望的周文王，善于因时乘势，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大酋。他成为周文王的火师，表明他通晓法术，是一位有宗教声望的大巫。
鬻熊的部众聚居丹阳。这个丹阳应即公元前312年秦楚大战之地的丹阳，在豫西南，因位于丹水之阳而得名。由丹阳西北行入陕东南，过武关，越蓝关，到当时还是西伯的周文王那里去，交通尚称便利。丹阳一带是商朝和周朝鞭长莫及之处，宜耕宜牧的膏腴之乡，这使楚人得以苟全于乱世。
《史记·周本纪》裴驷《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鬻子名熊，封于楚。”此说断不可信，因为时在商末，西伯还无权封鬻熊于楚。
鬻熊之于楚国，有点像西伯之于周朝，虽非开国始封之君，却是肇业奠基之主。由此，在楚君奉祀的列祖列宗之间，鬻熊的地位仅亚于祝融，而季连、附沮和穴熊都相形失色了。
鬻熊去世之后，周楚之间似乎发生了某种隔阂，其缘由不得而知。周伐商，决战于牧野，南方好些部落都参战了，楚人却置身事外。如果周楚关系还像鬻熊在世之时那样亲睦，绝不至于如此。或许是因为楚人觉得胜负难卜，不敢孤注一掷，托词未去，但也可能另有原委，这就不便妄断了。
鬻熊子熊丽继为大酋。《墨子·非攻》说：“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按，睢山即雎山，后世称柤山、祖山、沮山，今称主山。主山在湖北南漳西北部近谷城边界处，主峰突兀雄伟，附近有若干或大或小的盆地隐藏在丛山之中。
从鬻熊所居的丹阳到熊丽所讨的雎山，意味着从比较富饶的地方到比较贫瘠的地方，若非势不得已，实难出此一举。熊丽不顾旧乡故居之恋，不辞跋山涉水之劳，率部南走，应是出于对周人的畏惧。丹阳的东面有一个吕国，姜姓，与周室联姻。其酋长吕尚辅佐周武王伐灭殷纣王，功盖群臣。熊丽所部与炙手可热的吕国为邻，势难自安，丹阳又恰好位于从周都镐京通往长江中游的咽喉要道上，熊丽所部若不自动趋避，必招周人疑忌。雎山一带易守难攻，是避难的理想场所。后世魏晋之际有蛮族屯聚，以梅氏兄弟为酋帅，因险布防，以强悍著称。可想而知，熊丽选中雎山一带作为新居，是很有眼力的。
上述微妙的周楚关系，由于周室内部一场戏剧性的误会的发生和消解，而戏剧性地好转了。误会发生在周成王及其叔周公旦之间，据《史记·蒙恬列传》，大致是这样的：周成王初即位，尚在襁褓之中。上朝时，由周公旦背着他去。一度病危，周公旦为求神佑，剪下自己的指甲沉进河里，祷曰：“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这，表达了他甘愿代王受祸的悃忱。祷毕，把“沉书”刻在甲骨上，放在收藏文件的“记府”里。周成王长大后，有人对他说：“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周成王信以为真，怒不可遏。周公旦惧祸及身，逃到楚人那里去了。过不多久，周成王在“记府”看到了周公旦的“沉书”，猛然醒悟，流着泪说：“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随即诛杀了进谗者，派人把周公旦接回镐京去了。
周公旦所奔的楚，前人曾疑为卫国的楚丘。按，“楚丘”这个地名始见于春秋中期，虽在卫国境内，但不是西周卫国的都城所在，而且不得简称为“楚”。先秦因公族内部倾轧而出走的公子王孙，惯例是自窜于蛮夷之地。如商末周室的太伯和仲雍奔吴，西周晚期楚国的熊挚奔夔，还有叔熊奔濮。楚适在蛮夷之地，离周都不远不近，与周人的关系不冷不热，尚未受封，可谓化外，恰是逃祸的良好去处。周公旦所奔的楚，无疑是芈姓的楚。
周公旦回镐京后，周楚之间捐弃前嫌就是意料中之事了。当时楚人的大酋是熊丽孙熊绎，他自然会受到周室的善遇。熊绎之父熊狂，事迹不明。
《史记·楚世家》说：“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这时，楚君才正式厕身于诸侯之列了。说熊绎为楚国始封之君，这是不错的。熊绎受封的时间，应在周成王中年，即公元前1010年左右。
楚国的传统，只有楚君能以“熊”为氏，凡未成君者有名而无氏。以熊为氏，始于熊绎祖熊丽。由此可想而知，熊丽虽未受封为国君，却可能已自立为国君了。
（第二节栖于幽谷的雏凤
熊绎所居丹阳的地望，聚讼纷纭。或以为即鬻熊所居的丹阳，或以为在陕东南某处，或以为在湖北枝江的丹阳聚，或以为在湖北秭归的丹阳城，还有以为在安徽当涂的小丹阳的，诸说俱误。《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右尹子革答楚灵王问，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辟”，作“避”解或者作“僻”解都可通。总之，熊绎所居的丹阳与荆山相近。荆山在湖北的西部，雎山的南方。熊绎所居的丹阳应在雎山与荆山之间，蛮河中游近上游之处，即今南漳城附近。说陕东南有熊绎所居的丹阳，纯属想象，与楚人早期活动于江汉之间的史迹全然不合。枝江的丹阳聚，得名可能早在先秦，见于载籍则在秦汉以后，其地近长江，不得谓之“辟在荆山”。它可能是熊绎四代孙熊渠开疆拓土之后，因有楚国公族移居而得名。秭归的丹阳城，据考古调查，不是先秦的城，而且附近无荆山可寻。
它也称为丹阳，或许是因为熊渠子熊挚别封为夔子，其地在今秭归。
楚人怀旧念祖，国都虽迁，其名不改，于是又多了一个丹阳。此风愈演愈烈，乃至只要有相当数量的公族聚居，就可以称丹阳。当涂的小丹阳，是秦朝始置的丹阳县治所在，得名可能在楚怀王灭越国前后，大概当初也有相当数量的公族聚居。但“阳”一作“杨”，或许本名“丹杨”，与楚人无涉。况且，小丹阳与荆山相隔太远，绝非楚国始都之地。
《史记·孔子世家》记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说：“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熊绎虽受封为楚君，但名卑号微。陕西岐山周原出土了一批周初的有字甲骨，其H11··83(6··1)记着“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足证当时的楚君确实只是“号为子男”而已。至于“五十里”，当然不是实数，只是表明版图相当于末等小国。周成王把雎山与荆山之间的蛮荒之地封给熊绎，只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而且不无画地为牢之意。周朝所封的姬姓和姜姓的诸侯国，都在汉水以北。
至于汉水以南的以及跨汉水两岸的诸侯国，都是被视为蛮夷的。
熊绎似乎颇能为王事尽心竭力，他以恭谨勤劳换来了周朝的信任和楚国的安宁。周成王去世，周康王继位，熊绎仍克尽厥责。《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吕伋是齐太公之子，王孙牟是卫康叔之子，燮父是晋唐叔之子，禽父是鲁周公之子。所谓有分无分，是指齐、卫、晋、鲁四国都有周朝分赐的钟、鼎、车、旗、鼓之类象征地位和权力的宝物，楚国却没有。这原在情理之中，子男怎么能同公侯比权量力呢？与周室非亲非眷的部落酋长怎么能同王亲国戚争多论少呢？熊绎是不敢存非分之想的，已是强国的大王的楚灵王可就要为祖先愤懑不平了。
楚，又是族名，又是国名。为什么要用“楚”来做族名和国名呢？顾颉刚说是表示楚人在林中建国，徐中舒说是因为楚人在村寨周围种植别称楚木的牡荆用以防卫。顾、徐两说相近，似较切实。
《史记·赵世家》所记“林人”即林胡，是北方的林中人。以北证南，楚人作为南方的林中人，因得“楚”名，可谓无独有偶。假如要按先后顺序给“楚”字开列几个义项，那么，首先是植物名，其次是地区名，再次是族名，又次是国名。北方各国是“荆”、“楚”混用的，无褒贬之分。楚人通常自称“楚”，但不讳称“荆”。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楚简称楚王为“荆王”，足证旧说“荆”为贬称不确。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子革答楚灵王问，在“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之后，尚有“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云云。前面两句说的是生活清苦，中间两句说的是职差辛劳，后面两句说的是贡品菲薄，总之是一番牢骚，但对后人了解当时的楚君、楚国、楚人是至关紧要的，需一一解释如下。
“筚路蓝缕”一句后来成为常用的成语，借以形容创业艰辛。
“路”为车，“缕”为衣。筚路是简陋的柴车，蓝缕是破旧的袍裳。
说熊绎乘柴车，大概是确凿的。说熊绎穿得邋邋遢遢，就未免张大其词了。无论如何，熊绎不像北方的公侯那么阔绰，这是可信的。
“跋涉山林”，是说熊绎奔波于丹阳和镐京之间，为周王效力，又纳贡，又当差。
“桃弧棘矢”，即桃木做的弓、棘枝做的箭，熊绎要贡这些玩意给周室。它们不是真正的兵器，而是模仿兵器的法器。古人以为桃树是神物，桃木有神力，用以驱鬼有神效。至于棘枝，则因其多生尖刺，做象征性的箭最为相宜。桃弧棘矢不仅可以驱鬼辟邪，而且可以消灾弭害。如《左传·昭公四年》所记：冬季藏冰，要用黑色的牡羊和黑色的黍子献祭司寒之神；夏季出冰，就该用桃弧棘矢来消禳雹灾。桃和棘所在多有，周室要楚国贡纳，可能有三个原因：
一是楚国贫弱，没有什么贵重的方物，只好献桃弧棘矢之类；二是楚地所产的桃木和棘枝或许较好，属于上品；三是楚君作为火神的后裔，用桃弧棘矢来作法御雹最为灵验。
楚君所贡纳给周室的方物，除了桃弧棘矢，还有苞茅。苞茅是一种草本植物，特点是“一茅三脊”，号为“灵茅”。这种茅草似乎微不足道，在先秦却是人与神交通所常用的。
苞茅的第一个用途是做神的坐垫。如《史记·封禅书》记管仲说：“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这“藉”在《史记·孝武本纪》中径称“神藉”———就是神的坐垫。裴驷《集解》引孟康曰：“所谓灵茅也。”
苞茅的第二个用途是缩酒以敬神。当时的酒是有点浑浊的，须经过滤，变得清亮了，方可敬神，以示尊崇。缩，义同过滤。过滤的程序等于模拟神在饮酒。缩酒的“缩”字，本作“莤”。《说文解字》释“莤”字云：“礼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为莤，象神歆之也。”祼圭是王者所用的一种酒器，以圭为柄，如盘而有流。鬯酒是一种香酒，祭神最合适。把成束的苞茅放在祼圭上，让鬯酒渗过苞茅滴入祼圭中，就表明神饮了香酒。“莤”字，上有草，下有酒，恰是缩酒仪式的写照。《国语·晋语》记周成王在岐山之阳与诸侯会盟，楚君在场“置茅”，韦昭注曰：“，谓束茅而立之，所以缩酒。”
鄂西直到现代仍有缩酒之祭，已知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在地上先铺一层茅草，在茅草上加铺一层沙子，倒酒，让酒经沙子和茅草过滤，流在地上，就算“象神歆之”了。第二种办法是在桌上放一件容器，在容器上竖放几束茅草，倒酒，让酒经茅草过滤，流进容器，也算“象神歆之”了。比较起来，第二种办法更有古意，与韦昭所云“束茅而立之”是相符的。此等缩酒仪式与周王的缩酒仪式，恰如山野之鄙陋与庙堂之壮丽，不可同日而语。但缩酒的祭法逾三千年而不绝如缕，则令人讶异。楚俗源远流长，这也是一例。
苞茅的第三个用途是望祭。所谓望祭，就是祭名山大川。在岐阳之会上，楚君除“置茅”外，还要“设望表”。韦昭注曰：“望表，谓望祭山川，立木以为表，表其位也。”望表虽是木制的，望祭却还得用茅草。《周礼·春官》记：“男巫掌望祀望衍授号，旁招以茅……”这茅，也应是被认为有特异性能的苞茅。
苞茅的第四个用途是做宗庙和王宫的门檐。《韩非子·外储说》记楚庄王有“茅门之法”，不准诸色人等———连同大夫和公子在内———在入朝时驱车及于茅门檐下，以示“敬宗庙，尊社稷”。按，楚国的宗庙称为“大室”，茅门以内除王宫外，必定还有大室，否则就说不上“敬宗庙”和“尊社稷”了。周室有无茅门不得而知，可能也有的，苫在茅门上的茅，其必灵茅无疑。
苞茅的第五个用途是代表宗庙和社稷。如《史记·宋微子世家》记：“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这是一个活灵活现的投降仪式：微子肉袒面缚表示服罪，持祭器表示甘愿绝祀，牵羊表示犒劳周师，把茅表示献出宗庙和社稷，膝行表示谦卑。这茅，既然代表宗庙和社稷，应即茅门所苫和望祭所招的苞茅。
总之，苞茅之为物也虽细，其为用也则不可谓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