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首都的郢，第一个在汉水之阴，第二个在长江之阳。
“郢”不是首都的特称。凡是有王宫———包括游宫在内的地方，都可以称“郢”，或许，说得更准确些，都应该称郢。因此，可以有几个郢同时存在，冠以地名，以资识别。
从昭王十一年冬起作为首都的郢，称为“栽郢”。其地与熊渠所封句亶王治所相近，早就有楚人聚居。大约在战国中晚期之际，已被称为“江陵”。栽郢的遗址，最迟在东汉晚期，已被称为“纪南城”。后人以为，城名纪南是因为它在纪山的南面。
栽郢成为首都以后，原来的郢都就以旧名“鄢”见称了。
江陵是长江中游的锁钥。从西周晚期到清代中期，得江陵则可得长江中游，失江陵则必失长江中游。江陵南傍长江，溯江而上可通巴蜀，沿江而下可通吴越，逾江而南经洞庭湖平原可达苍梧(山名，在今湖南宁远南)，北经鄢、邓、申出方城可达中原。长江中游东西向的水路和南北向的陆路，相交如“十”字，江陵就在这一横一竖的交点上。其地西、北两方是丘陵和山地，东、南两方是平原和水面。物产丰饶，可为霸王之资。
江陵绾毂长江中游，古人对此有确切的认识和精粹的表述。例如《晋书·王戎传附王衍传》云：“荆州有江汉之固。”杜甫《江陵望幸》诗有句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风烟含越鸟，舟楫控吴人。”苏轼《荆州十首》有句云：“北客随南贾，吴樯间蜀船。”江陵这个特殊的历史地位，最初是因楚人建栽郢于此而奠定的。
楚国以栽郢为首都，长达220年左右，这是楚王国的鼎盛期，也是楚文化的鼎盛期。
班固《幽通之赋》云：“黎淳耀于高辛兮，芈强大于南汜。”
“黎”或称“重黎”，是楚人的远祖，相传为高辛氏火正。“芈”，是楚王族的姓。“南汜”，即江陵周围众多或分或合的水道。栽郢的兴起，标志着楚王国和楚文化的鼎盛期的开端。
在鼎盛期的楚文化遗存中，有一种造型卓异的木雕，今称虎座立凤。此凤两胁有鹿角，通体饰彩文，昂其首，展其翅，双足立于虎背，虎躯体微小而性情驯顺。这种木雕集壮、美、奇于一身，是已迁于乔木的凤，可视之为楚王国和楚文化的鼎盛期的象征。
（第一节和于内而慎于外
昭王同兄弟的关系，与其父辈同兄弟的关系迥然异趣，从康王到平王，兄弟五人，勾心斗角，以至你死我活。昭王同兄弟却是彼此倾诚相爱，竭力相助。当初平王去世，大臣见太子壬年幼不堪任事，议立子西为王，子西执意不从；又议立子期为王，子期也执意不从。吴师入郢后，子西和子期为保护昭王和规复社稷而奋斗，艰苦卓绝。昭王若有迷误，子西、子期便设法使之醒悟。《孔子家语·辨政》记昭王为求欢娱，拟作荆台之游，司马子期以为不可，昭王不悦。令尹子西自请陪同昭王前去，昭王大喜。焉知走了不过十里，子西就停下车，向昭王指明纵情逸乐的坏处，还说，子期是忠臣，我是谀臣，愿大王赏忠而诛谀。昭王问道，今王不去，后王也要去，你能劝阻今王，难道还能劝阻后王吗？子西答道，大王万岁之后，在荆台上筑个墓，子孙就谁也不敢去玩了。昭王终于明白过来，于是还车回宫。孔子赞曰：“至哉！子西之谏也！入之于千里之上，抑之于百世之后者也。”此事，《说苑·正谏》等所记略同。有子西、子期两位庶兄，这是昭王的大幸。
公元前504年———昭王十二年，郑见楚新败，乘机伐许。这时，许在容城(在今河南鲁山东)。楚人喘息方定，置之不问，可是，吴师又来伐了。吴太子终累在淮水中游击败楚国，俘获潘子臣、小惟子和另外七位大夫。吴师别部在繁扬(在今河南新蔡北)击败由子期指挥的陵师。子西建议临时迁都于鄀，以便接应，昭王从之。
这鄀是下鄀，在今湖北钟祥西北或宜城东南。吴师有上次的教训，适可而止，退兵回国。
公元前500年———昭王十六年，鲁与齐会盟，孔子为鲁君相礼。
后来，孔子与楚国有些瓜葛，这里先写一笔。
公元前496年———昭王二十年，北方诸国****频仍，但政治格局无大变。楚人休养生息了八年，又想在国间舞台上小试锋芒了。
顿是一个小国，故址在今河南项城西，这时叛楚附晋，楚灭顿，以儆效尤。
阖庐和吴师回国后，声威大震，上国对他都刮目相看了。功臣受重赏。伍员受封在申(地望不详)，因而称为申胥。孙武似已告退，缘由想来是与阖庐、伍员意见不合。是年，刚即王位的句践起兵伐吴，吴师在槜李(在今浙江嘉兴南)与越师相遇。吴师严阵以待，置越师挑战于不顾。句践派刑徒排成三行，走到两阵中间，以剑自刎。吴人从来没有见过此等怵目惊心的怪事，一时呆若木鸡。
句践乘机麾师进击，吴师因心神不宁而大败。阖庐被越大夫灵姑浮用戈击伤，北行不过十里就死了。
阖庐子夫差继为吴王，命人站在王庭中，每见夫差出入，就指名问他，夫差，你忘了越王杀害你的父亲吗？夫差则答，没有，没有，我不敢忘。
这时越国的本土还不很广，据《国语·越语》，其地南至句无(在今浙江诸暨)，北至御儿(在今浙江嘉兴)，东至鄞(今名依旧)，西至姑蔑(在今浙江衢州)。越国的西边是越人散部，越师可以假道入楚境。
胡国虽小，却在吴楚大战时趁火打劫，攻掠邻近的楚邑。公元前495年———昭王二十一年，楚灭胡，了结了吴楚大战的一个小的遗留问题。
还有一个大的遗留问题，便是导吴伐楚的蔡。公元前494年———昭王二十二年，楚与陈、随、许合兵伐蔡，围其都。子西命役徒在蔡都外筑垒以备攻城，九天竣工。蔡人大惧，男女分别列队出降。楚对蔡从宽发落，昭王让蔡人在长江和汝水之间这片广大的区域里另觅栖息之所，蔡人要求迁到离吴国近些的地方去，昭王表示允许如此。
是年，吴倾全力伐越。句践深信巫术，命巫师作法让吴师翻船，结果当然无效。吴师击溃越师，进占越都(在今浙江绍兴)。句践率残部甲士五千逃上了越都南面的会稽山，派大夫文种向吴太宰伯嚭行贿以求和。夫差听从了伯嚭，同意议和。伍员反对，可是夫差不听。其明年，蔡昭侯决意投靠吴国，公子驷反对。应蔡昭侯之请，吴大夫泄庸领兵到蔡国聘问。蔡昭侯杀死公子驷，在吴师护送下，迁都于州来，是为下蔡。
吴败越，楚人为之忧心忡忡，子西却认为夫差正在走自取败亡之路，不足为楚国之患了。《左传·哀公元年》记子西说：“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菑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
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雠，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
这时，楚都早已迁回栽郢了。
公元前491年———昭王二十五年，蔡昭侯要访问吴国。一些大夫唯恐他又要找吴师来再次迁都，以公孙翩为首，发动政变，射杀了蔡昭侯。公孙翩为忠于蔡昭侯的大夫所杀，其同党或被杀或被逐。
戎人蛮氏介乎晋楚之间，首鼠两端，楚国决定对它采取彻底解决的手段。是年夏，大夫单浮余率楚师围蛮氏，蛮子赤逃到了晋国的阴地(在今河南卢氏东北)。楚国派丰、析两邑的兵进驻上雒(在今陕西商洛)，作掎角之势。派使者对守卫在阴地的晋大夫士蔑说，晋和楚有盟约，应当同好同恶。否则，敝国的将士将越过少习山来。
按，少习山在商洛东，其下有武关。说要越过少习山，意即西入武关，联秦伐晋。士蔑报告赵简子(赵孟)，赵简子说，晋国尚未安定，不可开罪楚国，你就赶快把戎人交给楚国吧！士蔑扬言要为蛮子赤卜地定居，召蛮子赤，把他和五位随行的大夫一并捕获，押到析邑的三户，交给了楚国。楚人故意为蛮子赤置赏邑，立宗庙，诱引其部众前来，然后一网打尽，把他们迁到南方去了。
公元前489年———昭王二十七年，吴伐陈，楚救陈，昭王进驻城父。自春至秋，楚师与吴师相持不下。楚人卜战，不吉；改卜退，也不吉：由此，迟疑不决。此时，昭王已病重，见太阳边上接连三天有红云，觉得奇怪，派使者去问周太史。周太史说这是昭王将受祸之兆，如果举行禳灾之祭，可使病移到令尹、司马身上去。昭王说，令尹、司马是寡人的股肱，怎么能把心腹之患移作股肱之患呢？
寡人如因有罪而须受祸，又怎么能转嫁给别人呢？于是，昭王拒绝举行禳灾之祭。经占卜，据说昭王患病是河神作祟。大夫要祭河神，昭王又反对。《左传·哀公六年》记昭王说：“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江、汉、雎、章，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穀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孔子听说昭王所言如此，赞曰：“楚昭王知大道矣！”
昭王久闻孔子之名，是年曾以礼聘孔子。孔子欣然首途，不幸受阻于陈蔡之间。门生子贡向昭王告急，昭王派兵为孔子解围。《史记·孔子世家》记：“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按，当时农村的基层组织，若干家为里，若干里为社。所谓“书社”，即书其社之人于籍。《说苑·杂言》说，子西反对授孔子以政，昭王乃不用孔子，这是后人的传说，殊悖情理，不可置信。孔子终于没有到楚国去做官，一则因为兵荒马乱，二则是因为昭王病重，顾不上了。孔子和楚人确实有一些瓜葛。相传孔子曾向楚国的老子即老莱子求教，深受启发，大为叹服。孔子从陈蔡之间得脱后，途遇楚国一位佯狂的隐士，其名为接舆。接舆边走边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歌中有告诫之意。孔子下车，要向这位贤者请益，接舆避走不顾，以致孔子未能如愿，事详《论语·微子》。
昭正临终之际，要子西继为王，子西坚辞不受；要子期继为王，子期的态度一如子西。昭王又要子闾(公子启)继为王，子闾也坚辞不受。昭王连说了五次，子闾连辞了五次。子闾见事态如此，为了安慰昭王，假意受命。昭王死，在位二十七年。
子闾与子西、子期议决，封锁消息，阻绝路口，秘密派精干的使者回郢都，迎昭王之子章到城父，立之为王。熊章即惠王，其母为越国女子。惠王既立，楚师乃回国。
这时的楚国已经从濒于危亡的大难中复苏，国力渐充，威名益著，但不像霸主那样气焰灼人，在国内使民众得到了安宁，在国外树立了一个并不招惹反感的形象。
王孙圉曾奉昭王之命到晋国聘问，据《国语·楚语》所记，赵简子问王孙圉，听说贵国有美玉白珩，奉之为宝，是吗？王孙圉答道：“未尝为宝。”王孙圉随即一一介绍楚宝，第一是贤臣观射父，第二是贤臣左史倚相，第三是物产丰饶的“云连徒洲”即云梦一带。
“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宝之焉？”王孙圉说，国有六宝，首先是“明王、圣人”，其次是可以祭神祇求丰收的“玉”，可以卜问吉凶的“龟”，可以防备火灾的“珠”(当时观念如此)，可以制造兵器以抵御敌人的“金”即铜，然后是“山林薮泽”。末了，王孙圉说：
“若夫哗嚣之美，楚虽蛮夷，不能宝也。”昭惠时代楚人由起死回生而稳步前进，所依靠的首先就是和衷共济的诸多人才。
（第二节白公与叶公
惠王初即位时，也还年幼。执政大夫奉昭王后期的遗规，莅事勤谨。社稷转危为安的教训，公族融洽团结的气氛，以及臣僚志虑忠纯的辅弼，铸就了惠王随和、稳健的性格。
惠王在位的最初十年，除了难得与上国往来的秦国不算，楚国是一个民众最能安居乐业的国家。当时的吴王夫差，不满足于先王打败楚国和自己打败越国，他的自我感觉好得出奇，傲然有霸主之志。由此，当时的国间冲突以吴国为元凶。不幸的是，牵涉在其中的多数国家还有时起时伏的内患。于是，局势显得闹腾腾、乱纷纷，愚蠢和顽劣多于智慧和明达，直是瓦釜雷鸣。
公元前488年———惠王元年，吴王夫差北上与鲁哀公相会，有重兵随行。过宋国时，索求百牢———即牲礼一百。按当时的礼制，至多不过十二牢，因为十二是“天之大数”。夫差强求，宋人只得如数奉献。到了鲁国，鲁人也不得不向夫差奉献百牢。其明年，吴师北上，先伐鲁，后伐邾。又明年，吴国开凿了邗沟，以便吴师北伐。
邗沟，后世又称韩江，是中国最早的一条人工运河。是年，楚伐陈，这是一次聊胜于无的行动，目的只是提醒对方不要亲吴而叛楚。
公元前485年———惠王四年，吴与鲁、邾、郯合兵伐齐。齐大夫鲍氏弑齐悼公，把他的尸体献给夫差，但齐师力战不降。吴大夫徐承率舟师航海伐齐，为齐师所败。吴师不得志，水陆俱退。伍员反对伐齐，《吕氏春秋·知化》记伍员说，齐只是“疥癣之病”，越才是“心腹之疾”，“吴、越之势不两立”。夫差为句践伪装的恭顺所迷惑，觉得伍员的话是无稽之谈。其明年，齐伐鲁，吴伐齐以救鲁。夫差将行时，伍员又苦谏，夫差不悦。多次受句践重赂的伯嚭进谗，说伍员居心叵测，嘱夫差不可不防，夫差竟赐伍员死。是年，吴师大败齐师于艾陵(在今山东莱芜)，夫差志益骄，气益盛，目空一切。公元前482年———惠王七年，夏秋之际，夫差率主力北上，与晋定公、鲁哀公会于黄池(在今河南封丘南)。句践见有隙可乘，起兵伐吴。越师先小挫，后大捷，占领了吴都，俘获吴太子友。夫差听到这个消息时，尚未与晋定公、鲁哀公相见，乃令知情者七人在帐篷里自杀，在歃血为盟后才星驰回国。越师待吴师主力将到，即撤离吴都。是年冬，吴越议和。约一年半以后，子西、子期以楚师主力伐吴，一直打到桐汭(在今安徽郎溪、江苏高淳一带)。吴为越所困，势难专力与楚周旋，只能消极防御。
公元前479年———惠王十年，夏，孔子死于鲁国。孔子虽然没有到过方城以内，他的学说对楚国还是有些影响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孔子传《易》于瞿，瞿传之于楚人臂子弘(按，即子弓)。《史记·礼书》记孔子既死，其弟子“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另张守节《正义》引《论语·微子》说“亚饭干适楚”。亚饭干是鲁国的一位宫廷乐师，到楚国后是否仍为宫廷乐师则不可知。
据《汉书·儒林传》所记，孔子弟子澹台子羽也住在楚国。
是年夏末秋初，郢都发生了白公之乱。白公，即太子建之子胜。
胜原在吴国，惠王二年子西派人把他迎回楚国，命为白公。白是县名，在今河南息县东。白公胜为报父仇，请求伐郑，子西不许。
惠王八年，晋伐郑，郑向楚求援，子西领兵救郑。晋师退走，楚师也撤回了。白公胜以为子西亲郑，怒不可遏，于是图谋杀害平王的遗族。据《淮南子·人间训》所记，白公胜“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如此伎俩，无疑是要收揽人心。子期之子访问白公胜，正巧见到他在磨剑，便问，王孙怎么自己动手磨起剑来了？白公胜答道，要杀你的父亲！子期之子大惊，走告伯父子西。子西全然不信，说，白公胜像个蛋，是在我的翅膀下成长的。以后我死了，他不是令尹就是司马。言下之意，是说白公胜犯不着杀他。这话传到白公胜那里去了，白公胜说，令尹怕是发疯了吧？他如果能善终，我就不是白公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