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91年，庄王去世，享年仅四十余。
盛年谢世，原是人生的憾事。但就庄王来说，也许倒是死得其时。假如天假以年，庄王可能为他的国家带来更多的光荣，但也可能为他的国家带来意想不到的耻辱。善始易，善终难。在邲之战后，庄王有些骄矜、傲慢、轻率了。长此以往，他的前景未必仍像过去那么璀璨。庄王的生命在光荣的顶峰上戛然而止，后人对他的评价就会以这座光荣的顶峰做基准，所以不妨说也许死得其时。无论如何，对庄王的评价只能就他在位的二十三年立论。
《左传》记庄王的事迹限于军事活动，《史记》也大致如此，似乎庄王所过的只是戎马生涯。其实不然，平时庄王关心得更多的是民生。相传庄王能体恤民力，如《国语·楚语》记伍举说：“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也有相反的说法，但那是虚构的故事，如《说苑·正谏》说：“楚庄王筑层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粮者，大臣谏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情节荒诞，文辞夸张，全不足信。
庄王对某些工艺问题曾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如桓谭《新论》记：
“庄王为车，锐上斗下，号曰‘楚车’。”所谓“锐上斗下”，意即车厢上窄下宽。这样的“楚车”大概不易倾覆，便于驰逐。
庄王好学深思，博通典籍，熟知故实，力求提高自己的素质。
《吕氏春秋·执一》记庄王向詹何问治国之道，詹何答道，我只听说过治身之道，还不曾听说过治国之道。该篇的作者说：詹何不是不懂治国之道，但他认为治身是治国之本。《淮南子·道应训》记此事，詹何答庄王之问曰：“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任于身，不敢对以末。”庄王赞曰：“善！”后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实导源于楚人詹何。
庄王服膺詹何的主张，治身以治国，在先秦的诸多国君中实属不可多得。庄王注意物色贤士以为师友，喜欢听他们的直言谠论，对只知唯唯诺诺地趋附迎合的臣僚深感失望。《吕氏春秋·骄恣》记庄王建大功、立伟业之后，面露忧色，左右怪而问之，庄王说：“仲虺有言，不穀说(悦)之，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群臣之谋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按，仲虺是商汤的左相，《尚书·仲虺之诰》记：
“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显然，庄王是钻研过《尚书》
的。他读过到的《仲虺之诰》，文字与今传《仲虺之诰》大概有些出入，要旨则与今传《仲虺之诰》无异。《吴子·图国》记庄王对申公说：“寡人闻之：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新书·先醒》记此事，文字较简略，但指出是在邲之战后，庄王过申县，“戚然忧恐”，“思得贤佐”，中午忘了进食。《新序·杂事》记此事，明言申公即屈巫。《说苑·君道》记此事，说是在邲之战后，因“将军子重三言而不当”所发的感慨。总之，直到晚年，庄王虽有骄矜、傲慢、轻率的倾向，但头脑仍较清醒。
鉴于国治以身治为前提，庄王为后世着想，对太子的教育异常重视。庄王请士亹做太子的师傅，希望他以己之“善”使太子“善”。士亹觉得责任重大，向申叔时求教。《国语·楚语》记申叔时说，应该教太子学《春秋》，学“世”(先王的世系和事迹)，学“诗”，学“礼”，学“乐”，学“令”(法令和规章)，学“语”(格言、警句)，学“故志”(前代的成败得失)，学“训典”(古帝的训示)。如果不见效，就要以善言相劝，以贤人相辅，以榜样相示，使太子守志从善。如果有效而不大，还要引导太子明了“忠”、“信”、“义”、“礼”、“孝”、“事”、“仁”、“文”、“武”、“罚”、“赏”、“临”。申叔时所讲的是一套内容丰富的教育理论，比孔子早大半个世纪。
综上所述，庄王不仅是一位雄主，而且是一位明君。
前人对庄王的评论褒贬不一。两汉以前，褒之者较多，《左传》、《国语》、《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等，莫不如此。其时去春秋不远，对争霸有切实的认识。东汉之后，诸事以统一为前提，对庄王的评论就是贬之者较多了。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皇霸》中说：“庄王僭号，自下摩上。观兵京师，问鼎轻重。恃强肆忿，几亡宋国。易子析骸，厥祸亦巨。”明代杨慎《升庵全集》卷5《二伯论》
曰：“夫伯也者，攘夫夷者也。楚庄身夫夷者也，是高宗之所伐也，周公之所膺也，而可进乎？况又负其蛇豕之力，凶其水草之性，圣人岂其以伯而与之？若以为强而与之，则夫差也，泰伯之裔也；句践也，大禹之裔也。且犹不与之，而岂以伯与楚哉？故曰：楚，伯之寇者也。”假如说，应劭对庄王的批评还含有悲天悯人的善良愿望，那么，杨慎对庄王的诋毁就纯粹是出于贵夏贱夷的民族偏见了。
《左传》记邲之战，于庄王不乏赞誉之辞，杨慎对此大惑不解，在《二伯论》中还说：“邲之战，左氏假借楚子，滔滔千言，沛若有余。
楚子夷且陋，又临戎当阵而引三诗，援七德，若横经之儒，其诬可知。”杨慎为明代大儒，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但为民族偏见所蔽，对庄王的评论也是“其诬可知”的。
（第五节令尹孙叔敖
楚国的诸多令尹，以功业的品格而论，当推孙叔敖为第一。
《韩非子·难四》说：“楚庄举孙叔而霸。”《墨子·所染》和《吕氏春秋·当染》都说，楚庄王以孙叔敖和沈尹而成为霸主。《吕氏春秋·尊师》说，楚庄王以孙叔敖为师。《吕氏春秋·****》说：
“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自有道者论之，则不然，此荆国之幸。荆庄王好周游、田猎，驰骋、弋射，欢乐无遗，尽傅其境内之劳与诸侯之忧于孙叔敖。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庄王功迹著乎竹帛，传乎后世。”说楚庄王“欢乐无遗”和孙叔敖“日夜不息”固然是夸张的，但楚庄王的霸业确实离不开孙叔敖的悉心辅佐。
孙叔敖即敖，是贾之子、艾猎之弟。死后其子封于寝邑，楚人才称之为孙叔敖。“孙”通“寝”，“叔”表明他有两位兄长，“敖”则是他的本名。
童年的孙叔敖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相传曾杀死一样怪物。《新书·春秋》说：“孙叔敖之为婴儿也，出游而还，忧而不食，其母问其故，泣而对曰：‘今日吾见两头蛇，恐去死无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闻见两头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见，吾已埋之也。’
其母曰：‘无忧，汝不死。吾闻之，有阴德者，天报之以福。’果不死，人闻之，皆喻其能仁也。”两头蛇是蛇的变种，极为罕见。20世纪80年代后期，鄂西有农民捕获两头蛇一条，足证确有此物。楚人视两头蛇为不祥之物，以为见之者必死。孙叔敖见两头蛇即杀而埋之，可见他所受的家庭教育非同寻常。
长大以后的孙叔敖状貌奇特，据《荀子·非相》说：“楚之孙叔敖……突秃，长左，轩较之下……”“突秃”，即发短而顶秃；“长左”，即左臂长于右臂；“轩较之下”，即站着还没有车前的直木和横木高，总之：貌丑，形奇，身矮。
青年时期的孙叔敖住在一个名叫期思的小县，故址在今河南固始。想必是父兄为王事奔忙，一度迁居期思，把子弟也带去了。这是一个营造世家，贾曾任工正，艾猎虽官居令尹而精于筑城。
孙叔敖受父兄熏陶，对土木工程和土石工程也发生了浓厚兴趣。《淮南子·人间训》记：“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这个水利工程叫期思陂。陂，本义是斜坡，引申为堤坝(泽障)和水库(偃潴)。《汉书·地理志》记庐江郡属县有雩娄，原注：“决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亦北至蓼入决。”按，决水今名史河，灌水今名灌河，两水自大别山麓北流，相会后今名史灌河，又北流而入淮水。
水以“决”、“灌”为名，应是纪念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水经》“决水”条记：“决水，出庐江雩娄县南大别山，北过其县东。”按，雩娄原为楚邑，在今固始东南，是楚人进取淮水中游———尤其是淮南的一个重要据点。决水过雩娄东，则雩娄之野乃在其西。灌水即期思之水，期思陂应筑在其中游或上游，截引灌水东向分流，以济决水之不足。《水经》郦道元注云：“灌水……导源庐江金兰县西北东陵乡大苏山，即注水也。”所谓“注水”，殆与“灌水”同义。
这个期思陂工程，用现代的标准去看只是小型的，放在战国时代可算是中型的，而在春秋中期则是大型的。它的意义不在于算不算大型的，而在于它是中国亘古以来第一个社会性的农田水利工程。
《淮南子·人间训》说，孙叔敖主持筑成期思陂之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论衡·超奇》说：“叔孙(孙叔)敖决期思，令尹之兆著。”在筑期思陂时，孙叔敖还没有官职，因此，《荀子·非相》和《吕氏春秋·赞能》说他是“期思之鄙人”，《史记·循吏列传》说他是“楚之处士”。《孟子·告子》说：“孙叔敖举于海。”朱熹注曰：“孙叔敖隐处海滨，楚庄王举之为令尹。”所谓“海滨”，是朱熹望文生义；所谓“隐处”，是朱熹想当然耳。其实，这“海”只是水库。在赴郢都前，孙叔敖就住在期思陂附近。
庄王以孙叔敖为令尹，是沈尹即沈县的县尹举荐的。这位沈尹，《吕氏春秋·赞能》以为名“茎”，《吕氏春秋·当染》以为名“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