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孟子说，楚国有一部名为《梼杌》的史籍。《梼杌》的体例或许同鲁国的《春秋》类似，记东周列国的大事，而以楚国为中心。
可惜它久已亡佚，只留下了一个古怪的书名。梼杌，相传是一位凶神或者一头恶兽。后人别创新解，不一而足，但都查无实据。梼杌同楚国究竟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不解之谜。在楚人的心目中，梼杌大概不是什么凶神或者恶兽吧？史籍以《春秋》为名，借时序的流迁喻世事的演变，显得典雅而正大；以《梼杌》为名，就显得神秘而奇特了。这一正和一奇，似乎透露了上古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的风格差异的一点信息。
西晋咸宁或太康年间，从汲郡的战国魏墓中，出土了大批竹简。
其中有一篇记楚事，据见过的人说其字最为工妙，可惜也失传了。
古老的中国有一堆庞杂的神话和传说，楚史的起点就在神话和传说的时代之中。这些神话和传说介乎有序与无序之间，最易使人发“剪不断，理还乱”之叹。想要从中察访楚人先民的踪影，恰如在迷宫中寻出路来那么麻烦。好在这不是索然无味的苦差，我们终将走到豁然开朗的洞天。
（第一节祝融与古帝的世系和位次
古代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生活在洪荒时代的始祖，那是一位神格化的人，或者是一位人格化的神，通常享有建不世之殊勋的荣耀。他们受到这个民族笃实而真诚的崇拜，赋予这个民族以生存的勇气和进取的信念。他们的事迹夸张地记录了这个民族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而且集中地显示了这个民族对世界的认识和理想。
那么，楚人的始祖是谁呢？
假如只追溯到祝融，那是众口一词，绝无疑义的。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都能找到力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楚国的别封之君夔子不奉祀祝融和鬻熊，楚王忍无可忍，兴师问罪，把夔子废黜了，把夔国灭掉了。鬻熊是楚国始封之君熊绎的曾祖，祝融则是楚人的始祖，不奉祀鬻熊已罪不可恕，不奉祀祝融则罪莫大焉。
《国语·郑语》记周太史伯答郑桓公问，明确指出楚国的公族是祝融的后裔，这是述及楚人始祖为祝融的一则最早的记载，时在西周末。
1987年发掘的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墓主是战国中期与晚期之际的楚左尹邵，墓中出土的竹简记录着墓主奉祀的祖先的名字，其中就有祝融，这是证实楚人的始祖为祝融的一个最新的发现。
假如不满足于祝融，而要上推到比祝融更早的颛顼或者高阳，似乎也不无线索可寻。屈原在《离骚》中自述家世说：“帝高阳之苗裔兮……”《史记·楚世家》的起句是“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
屈原博闻强识，以楚人言楚事，其必有据。《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相传也是祝融的后代，而且治史如理丝，所言也绝非无稽之谈。
那么，楚人的族谱似乎可以从别称高阳的颛顼写起了。无奈《离骚》的上述说法是附会，《史记》的上述说法是误会，附会加上误会，就失真愈甚了。这牵连到神谱的形成和变迁，不能不多费些口舌。
中国的民族是多元的，他们的神话和传说自然也是多元的。民族是在动的，是会变的，与此相适应，神话和传说也在动，也会变。
民族的融合，国家的兼并，以及正统观念的形成，促使来源各异的诸多古帝实行纵向的整合，本来没有从属关系的有了从属关系，本来没有裔嗣关系的有了裔嗣关系，全不顾资历的深浅和神通的大小，总是强者为尊，后来居上。民族的流徙，国家的播迁，以及五行与五方、五色相配的学说的确立，促使先已整合的诸多古帝实行横向的改组，易位者有之，变姓者有之，升者、沉者亦有之。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国古代的神谱，就是这么一个几经整合、改组的杂拌儿。这个神谱可以告诉我们许多饶有意趣的信息，但它所开列的古帝世系和位次的可信度是不高的。
高阳的资格很老。《左传·文公十八年》记鲁太史克对鲁宣公问，列举了几位古帝，第一即高阳。高阳为夏人所尊崇，是炎帝的古称。称高阳也罢，称炎帝也罢，都是太阳的化身。楚人的先民曾依附于夏朝，从而接受了夏人的古帝高阳。族际的主从关系幻化为神际的主从关系，祝融就被当做高阳即炎帝的臣僚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张守节《正义》说：“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这个“佐”字，用得相当贴切。长沙子弹库《楚帛书》记有“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云云，证明楚人相信自己的始祖是听命于炎帝的。《离骚》乃屈原呕心沥血之作，叙事求其古，用典求其雅，所以不称炎帝而称高阳。至于屈原把炎帝与祝融的主从关系说成祖孙关系，则是攀龙附凤的心态的流露。自从周代形成了正统观念，利用神话和传说来攀龙附凤是人情之常，三闾大夫也未能免俗。这对民族和睦、国家安宁有利，既无可厚非，又无须深究。
高阳源于中原，炎帝源于关中，彼此邻接。西周中期和晚期，姜姓的周人多数迁居“南土”，有申、吕、许、厉等国，他们把祖神炎帝也搬到南方来了。战国中期以后，五行与五方、五色相配，炎帝为赤色，别称为赤帝，就被派定在南方火位了。
颛顼与高阳原不相干，他是中原某个古代民族尊崇的天帝，后来被周人接受了。颛顼的神通是无与伦比的，把他看成宇宙的主宰也不算过分。然而他的神格相当模糊，甚至相当抽象。只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他在北方。《国语·周语》记伶州鸠说到周武王伐殷纣王之时，“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这就泄漏出颛顼的秘密来了。身为天帝，总在北方，而有莫大神通的，非北极星莫属。北极星高踞天顶，俯瞰尘寰。古人见到连同北斗在内的众星都绕着它旋转不息，它却纹丝不动，颇有临制四方的态势和气概，因而把它当做全天最尊之神了。其实，由于岁差，北极星不是守位不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α，先秦的北极星是小熊座β———《论语》称之为“北辰”。这北辰和邻近的二十来颗星一起，构成天宫紫微，全天最尊之神就住在这个天宫里面。既然全天最尊之神为颛顼，那么，颛顼即北极星便无可置疑了。周人构筑神谱之时，出于扬己抑人的心理，把自家的祖神黄帝排在颛顼的前面，不承认颛顼就是天上的北辰，只承认颛顼管着地上的北维，让他住在层冰积雪之地。由此，颛顼的真身是什么才显得不明不白。
在楚人看来，高阳不是颛顼。《离骚》只说高阳，不说颛顼。
《远游》，东汉的王逸以为也是屈原所作的，其中既写到了“高阳邈以远兮”，又写到了“从颛顼乎增冰”，两者显然不可混为一谈。在先秦的北方人士看来，高阳也不是颛顼。鲁太史克列举的古帝有六位，高阳居第一，颛顼为第五。
高阳与颛顼合流，始于两汉。为了集中和统一，汉朝不能不这样。汉人对太阳的崇拜不像先秦的楚人那么热烈，对炎帝已比较冷淡，对高阳则相当陌生了。恰巧，作为地名的高阳在中原的北面，已经超出黄河流域，正是颛顼管领的地方，汉儒就把高阳和颛顼拉扯在一起，说颛顼以地为号则称高阳了。做得最彻底的是班固，他在《汉书·叙传》中称高阳、颛顼为“高顼”，这就再也拆不开了。
《离骚》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是楚人把自家名声很大的始祖祝融摆进名声更大的炎帝谱系中去，借以表明自身是诸夏的一员，而实为附会。《史记》说颛顼即高阳，是汉人把旧的神谱改造得适合新的需要，借以显示四海的一统，而纯属误会。至于楚人的始祖，则既不是颛顼，也不是高阳，而只是祝融。《史记·楚世家》说：“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按，重黎即祝融。算辈分，祝融就是颛顼的曾孙了。此说出于经过汉人改组的神谱，不足为据。正像《史记·五帝本纪》说颛顼乃黄帝之孙，同样不足为据。人界有了一个统一的王朝，神界就得有一个统一的世系。原来毫不沾亲带故的诸多古帝，被编派进一个家族的世系中去了，而且做得一本正经，煞有介事。无论高攀的、俯就的、强拉硬捏的，都得其所哉，谁也不会提出抗议的。马克思论古代的希腊，曾说到“真正的氏族”和反映在神话中的“幻想的系谱”。古代的中国也这样，人们也乐于以荒诞的古帝世系来囊括真正的氏族乃至民族。假如见到有些文献说楚人的远祖是高阳或者颛顼而信以为真，那就是食古不化了。
祝融的先人，根据现有的资料，只能推到老童。《史记·楚世家》所谓“卷章”，是“老童”的讹写。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竹简记楚国公族的远祖，“老童”两字赫然在目。老童没有值得后人称扬的丰功，辈分虽比祝融高，名声却比祝融小，因而未能成为楚人奉祀的始祖。
（第二节祝融的功业
祝融作为火正，早在神话和传说的时代已崭露头角。楚国的观射父说他是颛顼的火正，周朝的太史伯说他是高辛的火正，太史伯比观射父早将近三个世纪，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采纳了太史伯的说法。高辛即帝喾、帝俊、帝舜，是东夷的古帝。楚人的先民曾依附于崇奉高辛的强大的东夷部落联盟，所以后世才有祝融为高辛火正的传说。
继夏朝而起的，是以追尊高辛的东夷为主体建立的商朝。商朝属于信史时代，而且已有成熟的文字、成熟的青铜文化、成熟的城市、成熟的国度。楚人的先民曾依附于商朝，所以祝融为高辛火正的传说得以确立不移。
如上所述，楚人的先民总是依附于强国大族。他们寄人篱下，实为势有所不得已而然。他们处在强国大族的夹缝之中，只好以弱事强，以小事大。贬之者可以说他们朝秦暮楚，褒之者可以说他们弃无道而就有道。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道义的基本准则。楚人对炎帝的崇拜，是其先民同夏人的密切关系留下的印记；楚人对高辛的崇拜，则是其先民同夏朝前的虞人和夏朝后的商人的密切关系留下的印记。子弹库《楚帛书》说到了炎帝，也说到了高辛的别称帝夋(俊)。其中有“帝夋(俊)乃为日月之行”一句，可证帝俊在楚人的信仰中已升格为天帝了。《离骚》推尊重华，重华是帝俊的号，足证屈原也崇拜高辛。
传说时代的火正，降至商代称“师火”，及至周代称“火师”，总之是司火之官。火正的职责主要有三项：一是观象授时，二是点火烧荒，三是守燎祭天。
先说火正是怎样观象授时的。
新石器时代的黄河下游，土壤沃腴，农业兴旺。农业讲究时令，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一概以时令为转移。时令的更换，一般民众只能凭物候的变化来识别，有天文知识的大巫则能凭天象的变化来判定。这样的大巫以重和黎两兄弟最为著名，号称祝融。上古观象，通常是在天刚黑的时候进行的。被观测的星，恰从东方升起叫“昏见”，恰在南方正中叫“南中”，恰在西方沉没叫“昏伏”。黄河中游的春耕春播，以始于春分为宜。祝融被称为火正，是因为他们能根据火星出现的时辰和方位来判定春分的日期。祝融观测的火星不是被称为“荧惑”的那颗行星，而是被称为“大火”的那颗恒星以及被称为“鹑火”的那个星座。
大火，西名为天蝎座α，在中国古代的恒星区划体系二十八宿中，它是心宿的二号星，简称心宿二。心宿二是颗一等星，而且有与众不同的鲜红颜色，非常容易辨认。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大火昏见恰好就在春分时节。火正观测到大火昏见，就可以发布春分来临的消息了。按，分至点在黄道上约每经71.6年西移1°，形成岁差。据此，由公元前2300年上推100年左右，在传说的高辛之世，大火昏见的日期仍在春分时节中，已可进行春耕春播，可见祝融为高辛火正的传说未必无据。夏代晚期以后，大火昏见的日期比春分越来越迟，火正所观测的星就非改不可了。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即约为商代的中期，春分时节恰好遇上鹑火南中，火正可以而且必须把观测大火昏见改为观测鹑火南中了。鹑火是二十八宿的柳宿，由一群等次不高、亮度不大的小星组成，状如鸟喙，因而又称“咮”，西名则属于长蛇座。鹑火本来与火毫不相像，它之所以被称为鹑火，想必是因为火正把它的南中作为春分来临的信号。楚人的先民大概曾任商朝的师火，商朝尊高辛为远祖，客随主便，臣随君便，因而有祝融为高辛火正的传说。
接着说祝融的第二项职责———点火烧荒。
上古的农业大抵实行斧耕火种，相当于后世的刀耕火种。斧耕即伐木，火种即烧荒。一年的农事始于烧荒，人民为劳作而紧张，因憧憬而激动，把烧荒当做丰收的前奏，要举行欢快而隆重的仪式。
《礼记·郊特牲》说：“季春出火，为焚也。”说的是周代出火烧荒的仪式，但出火烧荒的习惯无疑是在更早的时代形成的。由谁把妥善地保存了一冬的火种引到野外，点燃烧荒的第一把火呢？当然是那位责无旁贷的火正。到了季秋，大火昏伏之后，还要举行“内火”仪式，把火种收藏起来。
最后说祝融的第三项职责———守燎祭天。
《礼记·祭法》说：“燔柴于泰坛，祭天也。”说的是周代的燎祭。但燎祭的风俗早就有了。祭天要用牲，这牲就供在柴堆上。把柴堆点燃，让肉的焦香随着烟气飘飘摇摇冲向空中。天帝闻到香气，就算是接受献祭了。火正的任务就是布置、点燃和守护祭天的柴堆。
祭天，当然包括祭大火和鹑火在内。
前面已经说到，最早的祝融是重和黎两兄弟。《国语·楚语》记观射父说：“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重分管的是天界之火，因观测鹑火南中，所以叫“南正”，黎分管地界之火，都是实实在在的火种、火把、火堆，所以叫“火正”。虽说有这个分工，但管的都是火，因此，把重和黎合起来，当做一个人，称之为火正，也是可以的。
观射父还说，帝尧让重黎的后裔仍司重黎的职守，以至于夏、商、周三代。据《史记·天官书》，重黎的后裔在帝尧之世为羲和。
据《尚书·尧典》，羲和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兄弟，分管东、南、西、北和春、夏、秋、冬。这四位官员就是子弹库《楚帛书》所记奉炎帝命随祝融来到世上的四位神灵，按《楚帛书》的说法，他们不是祝融的后裔。神话在流传过程中往往走样，这也是一例。《尚书·尧典》还记述了与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相对应的四仲中星———即鸟、火、虚、昴四星。按，鸟为张宿一，西名长蛇座α；火即心宿二，上文已指出其西名为天蝎座α；虚为虚宿一，西名宝瓶座β；昴为昴宿，西名金牛座17。据竺可桢研究，《尧典》所记四仲中星是商末周初的天象，不得远在无从考实的帝尧之世。《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到夏代的一次日食，引《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所谓“辰不集于房”，就是发生了日食。“瞽奏鼓”，就是由乐师敲鼓，其用意似与后世击响器驱天狗以救太阳相同。“啬夫驰”，是描写官员慌乱。“庶人走”，是描写民众惊恐。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则日食记录。伪古文《尚书》以为，情势如此严重，全是由于羲和饮酒误事，忘记发布日食预报了。今人研究，这次日食在仲康五年秋九月，电脑算出应为公元前1876年10月16日。综理有关的线索，羲和应在夏代，可以确认他们是重黎的后裔。至于四仲中星，则与他们无涉。羲和比重黎有了更多的天文学知识，能够推算日食发生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