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瞿秋白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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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饿乡纪程(1)(2)

我记得,北京西城一小公寓,短短的土墙,纸糊的窗格,院子里乱砌着鸡冠凤仙花,一见着就觉得一种极勉强极勉强的城市生活的光景。我那天去看亲戚,进了他的屋子,什物虽收拾得整整齐齐,地方究竟太窄些。我告诉了我这表舅母快要到俄国去的话。他道:“这样亦好。你母亲一世愁穷,可惜等你学好了本事,他再也看不见了。”我道:“这也罢了!我是很爱学的。穷迫得紧,几几乎没有饿死,学不成学得成又是一事。一点希望本只在自己。第一次从常州出门求学,亏得你当了当头借给我川资。这次出去求学,也刚巧借着了钱。究竟穷是什么事,暂且不放他在心上。……”我去国的志愿究竟在什么地方,不能表示出来,现在中国社会思想,截然分了两个世界,新旧的了解是不可能的。——表舅母接着问道:“你在天津看你二表姊去没有他姑爷还吸鸦片么?”我道:“怎么不吸”他叹道:“象我们这样丝毫没有的人家也不用说。他们这般公子少爷,有了财产拼命浪费;——也难怪他,他父亲不会教训,和儿子是一样的货。‘有’的时候,不知道上进。现在‘没’了,看怎么样。他却还吸烟!现今还比得从前吗……象你表舅,从小没钱求学。现在一家两口,东飘西走,一月进款三四十元,够什么!这个那个小机关上的小官员,如此景况的人成千成万。现在的世界,真不知道是什么世界!……”接着又问道:“三小姐到京了,你去看他没有”我说我看见过了。他道:“三小姐这桩亲事,真正……小孩子时候就定亲许人家,最坏事。幸而他们夫妻还亲爱。不过姑爷中文都不大好,又不能做什么事,生计是……将来很艰难呵。……”

我记得,我心灵里清纯洁白一点爱性,已经经过悱恻缠绵的一番锻炼。如今好象残秋垂柳,着了严霜,奄奄地没有什么生意了。枯寂的生活,别有安闲的乐趣。然而外界偶然又有感触,即使一片云影,几朵落花,也能震动我的心神。我的心神现在虽已在别一个世界,依旧是……何况,这又和旧时代的精神密切相关,是旧社会生活的遗迹,感动了我别方面的感慨,更深了我的“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呢……这一天,我看三妹去,他说:“我刚从南边来,你又要到北边去了!……我一个人离母家这样远,此地好象另一世界似的。满北京只有一两个熟人。西城的你的表舅母,却到我这里来过了,你近来看见他没有他是我们家乡旧时的熟人。我总盼望他来谈谈话。……冷静得教人烦闷。家里母亲大姊不知道怎样他

(指他的新婿而言)又懒,我又不会写信,你替我写封信给你姑母和天津的二姊罢。……你几时动身到俄国去,俄国离中国有多远,在什么地方呢……”我答道:“我大概一两礼拜后就走。你有空到纯哥那里看看,明后天我在家。……信,容易得很,我写就是了。我在天津,看见二姊,丰儿要想到北京来看你呢。呀!时光过得真快,丰儿都这样大了。我们一别,不是四五年了么现在又得分手,人生还不是驿站似的。……”半晌大家不言语。我无意的说道:“妹婿要能在什么衙门或是银行找个事情才好,三妹,你看怎么样”他道:“自然呢!不过我也不知道要怎样托托人情才行。我真为难,我还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现在样样事要担些斤量,怎么样好”我答道:“不要紧,事情慢慢的找就是了,一切不知道的,你可以去问问纯哥纯嫂。”——做新妇的时代,是中国妇女一生一世的紧要关头。——“你的小叔子,小姑娘还算是好的。”他道:“也就这样罢了。想起我们那时在环溪,乡下地方,成天的一块儿玩,什么亦不管……”我这天去看他,本想早些回家,不知不觉谈到黄昏时候。北京城南本来荒僻,我从他那里回家到东城,路却不少。出了他们大门,正是秋夜时分,龙泉寺边的深林丛树时时送出秋声,一阵一阵萧萧的大有雨意,也似催人离别。满天黑云如墨,只听得地上半枯的秋草,飕飕作响。那条街上,人差不多已经静了,只有一星两星洋车上的车灯,远远近近的晃着。远看正阳门畔三四层的高洋房,电光雪亮的耀着……

过去的留恋,心理现象情绪中的自然状态,影响于人的个性却也不少。况且旧社会一幅一幅的画呈显于吾人之前,又是我们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对象。个性的突变没有不受社会环境的反映的。可是呢,“过去的留恋”呵,你究竟和我的将来有什么印象,可以在心灵里占一不上不下的位置呢我现在是万缘俱寂,一心另有归向了。一挥手,决然就走!

二十世纪的开始,是我诞生的时候,正是中国史上的新纪元。中国香甜安逸的春梦渐渐惊醒过来,一看已是日上三竿,还懒懒的朦胧双眼欠伸着不肯起来呢。从我七八岁时,中国社会已经大大的震颠动摇之后,那疾然翻复变更的倾向,已是猛不可当,非常之明显了。幼年的社会生活受这影响不小,我已不是完全中国文化的产物;更加以经济生活的揉挪,万千变化都在此中融化,我不过此中一份而已。

二十年来思想激变,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证明中国旧社会的破产。可惜,因中国五十年的殖民地化使中国资产阶级抑压他的内力,游民的无产阶级大显其功能,成就了那革命后中国社会畸形的变态。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舆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在大多数社会思想里,即使不生复古的反动思潮,也就为人所厌闻,——一激而成厌世的人生观:或是有托而逃,寻较远于政治科学的安顿心灵所在,或是竟顺流忘反,成绮语淫话的烂小说生涯。所以当我受欧化的中学教育时候,正值江南文学思想破产的机会。所谓“欧化”——死的科学教育——敌不过现实的政治恶象的激刺,流动的文学思潮的堕落。我江苏第五中学的同学,扬州任氏兄弟及宜兴吴炳文都和我处同样的环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大家还以“性灵”相尚,友谊的结合无形之中得一种旁面的训育。然而当时是和社会隔离的。后来我因母亲去世,家庭消灭,跳出去社会里营生,更发见了无量无数的“”。和我的好友都分散了。来一穷乡僻壤,无锡乡村里,当国民学校校长,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所以当时虽然正是袁世凯做皇帝梦的时候,政治思想绝对不动我的心怀。思想复古,人生观只在于“避世”。

唯心的厌世梦是做不长的。经济生活的要求使我寻扬子江而西。旧游的瓜洲,恶化的秦淮,长河的落日,皖赣的江树,和着茫无涯涘的波光,沉着浑噩的波声,渗洗我的心性,舒畅我的郁积,到武昌寻着了纯哥,饥渴似的智识欲又有一线可以充足的希望。——饭碗问题间接的解决法。同时却又到黄陂会见表兄周均量,诗词的研究更深入一层;他能辅助我的,不但在此,政治问题也渐渐由他而入我们的谈资。然而他一方面引起我旧时研究佛学的兴趣,又把那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那一点萌芽折了。这三四个月的旅行,经济生活的要求虽丝毫没有满足,而心灵上却渐渐得一安顿的“境界”。从此别了均量又到北京,抱着入大学研究的目的。当时家庭已经破碎,别无牵挂,——直到如今;——然而东奔西走,象盲蝇乱投要求生活的出路,而不知道自己是破产的“士的阶级”社会中之一社会现象呵!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这虽是大言不惭的空愿,然而却足以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我的进俄文专修馆,而同时为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当时一切社会生活都在我心灵之外。学俄文是为吃饭的,然而当时吃的饭是我堂阿哥的,不是我的。这寄生生涯,已经时时重新触动我社会问题的疑问——“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

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最初北京社会服务会的同志:我叔叔瞿菊农,温州郑振铎,上海耿济之,湖州张昭德(后两位是我俄文馆的同学),都和我一样,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么样医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有“变”的要求,就突然爆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激刺,——克鲁扑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同时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况且家族农业经济破产,旧社会组织失了他的根据地,于是社会问题更复杂了。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

我和菊农,振铎,济之等同志组织《新社会》旬刊。于是我的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而且学生运动中所受的一番社会的教训,使我更明白“社会”的意义。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我以研究哲学的积习,根本疑及当时社会思想的“思想方法”。所以我曾说:“现在大家,你说我主张过激,我说你太不彻底,都是枉然的……究竟每一件东西,既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就得认个清楚;主观客观的混淆,使你一百年也不能解决一个小小的问题。……”虽然如此,我们中当时固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党”,然而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这也是一种奇异现象,社会思想的变态:一方面走得极前,一方面落得极后。

此后北京青年思想,渐渐的转移,趋重于哲学方面,人生观方面。也象俄国新思想运动中的烦闷时代似的,“烦闷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于是我们组织一月刊《人道》(Humanit)《人道》和《新社会》的倾向已经不大相同。——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瞭,我的辨论也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人道》的产生不久,我就离中国,入饿乡,秉着刻苦的人生观,求满足我“内的要求”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