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影响孩子一生的读物(红色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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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五十年前的那一抹微笑(1)

刘文起

母校的老师告诉我,去年是虹桥小学建校100周年,叫我写点纪念文字。我一想:母校100周年,而我离开母校也五十来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我读的小我读的小学当时叫虹桥区中心小学,在虹河北岸学当时叫虹桥区中心小学,区公所旁边,解放前叫“女学堂”。最早只有一幢两在虹河北岸区层楼房校舍,到我读三四年级时,学校从修水库将会公所旁边,解放前叫“女学被水淹的龙顺坑村买了拆迁房,发动学生去搬木料砖堂”。

料,盖了一个大礼堂,又盖了一圈房子,将学校围成一个四方形校舍。直到本世纪初,学校虽多次更名,但整个规模始终未变。

然而,我的小学一年级却是在虹桥中学(当时叫“沙河学堂”)里读的。

1956年,我七岁。有一天,小伙伴说,我们读书去吧。于是呼啦啦一帮人直往沙河学堂去。报名时,我的年龄还差一岁,本不让上学的,但让我数数到一百,让我认颜色,让我认国旗,我都没问题,学校也就同意了。

当时的虹小本部在“女学堂”,大概是老校产问题吧,沙河学堂的中学里还有小学的几间老教室,我们就在这老教室里上一年级。

一年级的班主任是谷金标老师,个子矮矮的,小平头,人很朴实。可惜他只教了半年,就走了。后来才知道去进修了(多少年后,我大学毕业回乐清,他已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对我分配工作很关照)。教算术的是万守霞老师。她很和气,教书很耐心(后来才知道当时她就是很有名气的小学教师,可惜当时没有评职称)。第一节课,她用乐清城关镇的口音(那时还未普及普通话)带着我们念数字:“‘1’字直一直,样子像粉笔!”第二节课念:“‘2’字弯一弯,样子像只鸭!”第三节课念:“‘3’字弯又钩,样子像秤钩。”……就这样一直念到“10”。这几句记得很深。还有语文课。记得我回家,我那刚上了一个月扫盲班的母亲教我读书:“劳动改造——了世界!”

由于那个“了”字念得特别重(现在知道是断句错了),也记住了。小学六年,读了许多书,其他的都忘了,就这几句,却一直记得,原因是:形象!

读了一年级,我们就转到“女学堂”里去了。

“女学堂”给我们的第一感觉是大。因我们原来在中学旁边几个教室蜷缩着上课,一下子到了本部,觉得进出的校门大,活动的操场大,还有规模大、人多,虽然每个年级段只有两三个班,整个学校只有几百个人,但集中起来,把大操场排得黑压压一片,在当年孩子的眼中,觉得人真多!第二个感觉是要敲钟,大会集中和上课的敲钟让我们觉得新奇。因为在沙河学堂里只有两三个班级,上下课都摇铃,铃声没有钟声洪亮。小学操场前面有条河,河上有座桥,我小学操场们进校出校都要过桥。桥两边沿河有一排杨柳树,那前面有条河,口钟是挂在杨柳树上的。钟摆上吊着一根麻绳,长长河上有座桥,我们进校出校地垂着挽在另一棵杨柳树上。这样,两树之间就有了都要过桥。桥两边沿河有一个半圆形,很好看的。我们没事就去看这口钟,研究排杨柳树,那它为何能发出这么洪亮的声音来。有时趁没有人,也口钟是挂在杨柳树上的。偷偷地拉一拉那绳子,可力气不够,敲不响,于是就崇拜那敲钟的校工。敲钟的校工是县西人(虹桥人称乐成镇以西的柳市人为县西人),个子高高的,很凶。

看我们围在钟下,就恶狠狠地吼我们:“走走走,上课去!”我们只能怏怏地去上课。敲钟人亲近不了,就去亲近他儿子。他儿子可能比我们大一点(也可能比我们小一点),不知怎的没上学,整天跟在他爸爸后面屁颠屁颠的。也许孤独,他很欢迎我们,就给我们念快板:

月光夜,打灯笼,摸黑夜,墙边巡……

当时觉得这快板有点怪:为什么月光夜了还打灯笼呢?却记住了。

后来这敲钟人调走了,孩子也不见了。孩子到哪里去了呢?不知道,后来一直没见过。算起来他现在该有六十来岁了吧?至于新调来敲钟的是什么人,不知道。因为我们已对敲钟没了兴趣,并且也没有那会念快板的孩子了。

敲钟人换了,钟声还是依旧的。比如从容不迫的连续两声:当当……当当……那是上下课。我们不喜欢上课,却喜欢下课的钟声,特别是第三节。那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家吃不饱饭,到第三节课时肚子咕咕叫,很渴望钟声。有时钟还没敲完,人已一个箭步冲出教室了。而连续急匆匆的单声——当当当当当当……那是集合。集合很重要,集合时班主任总是急急地催:“快快快,集合!”

我们知道集合就是听训话,训话的是校领导,校领导是教导主任、校长、书记。

教导主任姓黄,个子高高的,说一些纪律啊、上课啊等琐碎的事情。因为他训话总是眼睛朝天,我们就能看到他长长的脖子,以及脖子上不断滚动的喉结。他的喉结很大很粗,远处也能看见。主任讲了是校长讲。校长姓董,个子不高,但态度威严。校长讲话一般都是批评,某某班某某事不对,某某同学某某事不对,等等。批得我们不敢看他的脖子,只低头看地,并急切地等书记讲话。书记姓陈,讲话很温和,并且很短。有时甚至点点头说,不讲了不讲了。校长要他讲,他就讲大炼钢铁啊大跃进啊等等,话也不多。书记话不多,书记夫人却有话。书记夫人姓林,班主任谷教我们政治,又是学校副教导主任。有时黄主任不老师走了,教在,有时黄主任在却不讲话时,她就讲了。她也像黄算术的陈希凤老师、屠素贞主任,唠叨些琐事。但她的眼睛不看天,看着我们,老师走了,教美术的郑云彪看得我们无法看她的脖子。脖子看不成,就看她的肚老师、教唱歌子。她的肚子有特色,又大又圆,腆得高高的(那时的施正老师也走了。她正怀孕),听她训话,都担心会从她衣服里掉下个圆球来。

那时的老师是:老调动,老走人。

班主任谷老师走了,教算术的陈希凤老师、屠素贞老师走了,教美术的郑云彪老师、教唱歌的施正老师也走了。还有一位教唱歌的王老师,高高大大的,教我们唱《二月里来》,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不久也走了。听说是什么“反革命”。我们都奇怪,能把《二月里来》唱得如此阳光的人怎么就“反革命”了呢?还有一位姓周的老师,普通话说得漂亮。一次除四害打麻雀,全民动员,全校放假,大家舞红旗,敲锣打鼓(我们敲面盆、盘碗)赶麻雀。周老师站在学校大楼屋脊上,拿喇叭喊话,挥红旗指挥,威风八面的。他一下子也走了,说是犯事了。不知犯什么事。

不犯事的也走。训话的黄主任、董校长、陈书记都走了。不走的只有钱老师,教我们五年,从一年级下学期到五年级,都教我们语文,当班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