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左手论语,右手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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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理想与迷信

保持美好的希望

和他国交战而败,是令人痛心的。为战争而全国总动员、穷兵黩武,是不合乎仁道的。对于今日的局势,我们不必那么担心,但此后的工商业要如何发展才好呢?战争一旦结束,又会变成怎样的呢?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发生,其中有这种可能:以为是坏的却好转了,以为很好的事情可能变坏了。所以,这些都是今日很难预测到的。

但是,人面对未来的事一定要持有理想,即便将来理想和事实互相违背,也必须遵循一定的主张。也就是说,遇事慎思熟虑而后付诸实行,那么必然会减少错误。譬如爆发战争这样的事,即使曾想象过,有时也是无法预料的,它会出乎我们的想象。

凡处于人世间,对所有的趣味和理想,都有必要按照道理的规则去一步一步进行。而在国家战争与为人处世之间的所谓商业道义,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信”。如果不能遵守“信”这个字,那么我们实业界的基础就无法巩固。

简而言之,世局和平之后,置身于实业界的我们,应格外地感到责任重大。而且不只一个人的责任重大,还应该对于所经营的事业有如何发展的预想,然后依据你们的预想,确定充分的道理,而后依照这道理,进行活动。所谓“讲道理、保持有根据的希望、活泼地工作”是一个概括性的用词,这是前一阵子一位美国人对我们日本同胞所下的评语。

美国人曾对日本人作了个调查,发现所有的日本人都能抱有希望,活泼上进地工作。因而美国用“抱有合乎道理的希望而活泼工作的国民”这句话,对日本人作出评价,我很引以为荣!虽然我已经年迈,但希望国运更加昌隆,也希望全体同胞更幸福快乐。我想实业家们一定也有同感吧!

无论时局如何,只要想从事实业的,我想谁都会抱着将来非这样做不可这一希望的。何况在此大战之际,要预测将来会发生如何变化,是最须要深思熟虑的,也要根据自己所经营的事业,采取适宜的措施。因此就必须遵守上述所说的商业道德,即一个“信”字。如果实业家能完全地实行,日本实业界的财富必然增多,同时在人格方面也将有大幅度的提升。当然,这不仅仅是对时局的希望,我才这样寄希望于各位,在此时机之下,要事先预想变化一定特多,那么,从各位所担当职务上来考虑,我想你们一定能制定出合宜的办法,进退自如的。

做事要有热忱

“不管对任何工作,都必须保持兴趣。”这是最近流行的一句话语。那么此处兴趣一词的定义究竟指什么?我不是学者,所以无法给它作完全的解释,不过,我深深希望一个人尽其职责,也就是说对自己的职位抱有兴趣,只有这样才能快乐。

兴趣一词,听起来似乎指理想、欲望,也有喜欢、享乐的意思。因此,归纳起来可以作如下的解释:如果单纯就职务表面的要求去做,这是俗语所称的“例行公事”,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按照规定行事,遵照命令去做。但如果是抱着兴趣来处事的话,那么就不同了。那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样做好,那样做较好,或者这样做的话将会有如何如何的结果等等。总之,再加上自己的欲望与理想去做,才称得上感兴趣。这便是我对“兴趣”二字的见解。

虽然兴趣的明确定义我不知道,但必须强调的是:一个人对他所担任的职务一定要抱有兴趣才好!更进一步说:既然作为人而存在,我们就应该抱着像人那样的兴趣来尽心做事。总之,如果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持有兴趣,且将个人的兴趣积极提升,那么你的功德就能在社会上出现。即使不能达到这种境地,只要你兴趣十足地去做,那么,工作起来就有精神。反之,如果仅照章行事,从事一些无兴趣的工作,那么工作就没有生命,没有意义,只能说是躯体的存在罢了。有本书提到养生法,说如果一个人到了人老珠黄不能活动时,虽然生命犹存,但每天只靠吃饭、睡觉来打发日子,那不算有生命,只是躯体的存在。因此,一个人衰老了,即使身体行动非常不灵活,若还能以心立世者,才能算是生命的存在。

诚然,人都希望能以生命存在于世,而不想以躯体存在。这道理我们老年人要时常铭记在心。另外,如果被人说了一句:“那个人是否还活着呢?”那么他的意思是指被问者大概是一个以躯体存在的人。如果这样的人占多数的话,那么日本就不会生气勃勃。现在,社会上有不少知名人士被人怀疑“那人是不是还活着”,这就是指其躯体而言。所以,经营事业的道理也一样,事业不应该是死板地去做,而应该对它抱有兴趣。

没有兴趣,就不能唤起工作热情,恰如木偶人一样。因此,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尽量带着浓厚的兴趣去做,即使不能完全如愿以偿,但至少总会满足自己一部分的理想或欲望。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一语道破了兴趣的最高境界,这就是说,一个人对自己的职务不能不满怀热忱。

道德应进化吗

道德这种东西,是不是也能像物理、化学那样地逐渐进化呢?也就是说,道德是否会随着文明的进步而进步呢?这话似乎不太好理解。但正如前面所说,宗教信念是可以强化道德的。因为社会对道德的解释是渐渐在演变的,本来就已经是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道义心,因伦理关系才获得维持。

道德一词是发源于中国古代唐虞之世所说的王者之道,所以,道德一词起源得很早。

进化不只是对生物而言,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代的东西都应自然地进化。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生物的进化,不少东西不也都逐渐地发生变化了吗?进化论本来是针对生物才发展出来的,但是,如果反复研究,把研究的结果推广到非生物世界,也能适用。即使不是生物,也是在逐渐推移变化的。与其说是变化,不如说是向前进步。

不知是在什么时代产生的礼教,在中国提倡了“二十四孝”,列举了种种孝顺的故事。其中,最可笑的是郭巨的故事:他因为家里穷,怕刚生的孩子与母亲争食,因此就想将自己的孩子活埋。挖土的时候,竟然挖出了一只釜,其中装有很多黄金,顷刻间,变成了巨富。孩子没有被活埋,母亲也得到了奉养,这就是因为郭巨的孝心感动了老天,老天才让他致富。可是在现今的社会上,如果有人为了尽孝,将自己的孩子活埋的话,一定会受到人们的严厉谴责,骂他是马鹿(畜生)。可见就是孝这一件事,随着社会的进步,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毁誉也是不同的。

再举一例来说,王祥为了替继母治病,去捕捉鲤鱼,但时为冬天,河水都冻结成冰。为使坚冰溶化,他赤身裸体躺在冰面上,终使坚冰溶化,鲤鱼跃出。这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如果真是事实,不管他的孝行多么伟大,在他的孝心感动天神之前,他的身体早已被冻僵了。这反而违反了孝道。

像二十四孝的教育,因为是假设性的,我认为不适合作为范例。不过,对做善事的看法,大家的看法不都是随着世界的进步而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吗?如果就某种物质方面来想,把没有电力、没有蒸汽的时代和现在相比,是不能平行比对的。所以,道德如果也像电、蒸汽机等物质那样变化的话,那么,随着时代巨大的变化,古代的道德就失去了应该尊重的价值。

然而,今天不管物理、化学如何进步,物质方面的知识增长得多么快,而仁义之德,不光东方人对它的观念由古至今不变,即使在西方,数千年前的学者,或称做圣贤的人们在有关仁义的理论观念上的讨论,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认为古代圣贤所倡导的道德,不会随科学的进步而发生变化。

两种人生观

人既生于世,无论如何都必须有个目的,否则会无所适从。可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应该如何完成?这恐怕也和人们的面貌不同一样,各自的意见也会迥然不同。也许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既然自己长有手腕,身怀技术,只要竭尽全力充分发挥,就能对君父尽忠孝或救济社会。但光有这种想法而不力求行动,是没有什么用的。这需要用某种形式具体表现才行。

因此,要依靠自己平日所学到的才能,尽力发挥各自的学问、技术。如:学者尽学者的本分,宗教家履行自己的职责,政治家明确地尽到自己的责任,军人需要完成军人的任务;依照各人的专长,各尽其力地从事其职。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的心情与用意,与其说他们是为自己,不如说他们为君父、为社会的观念占了上位,而把自己退到宾客立场去做事。我把这种做法称之为“客观的人生观”。

与前述相反,也存在只考虑自己,对社会或他人之事完全置之不理的人。按照这样的人的想法很冷静地来观察社会的话,这种人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自己毕竟是为自己而生,不是为他人而生,又为何为他人和社会而牺牲自己呢?如果是为自己而生的自我,那么一切当然都为自己考虑,对于社会上所出现的诸事,就尽量以利己的方式去应付。

如,借钱是为自己而借,当然就有偿还的义务。租税也是出于自己生存需要而由国家征收的费用,当然也有纳税的义务。村里的经费也一样。要是为了拯救他人或者公共事业而捐款,他就一概不负责。因为他觉得这是为他人、为社会而为,并不是为自己。总之,以自己为主,视他人和社会为宾,凡事以满足自己为本能,只要将自我主义贯彻到底,就算尽到了责任。我对这种人的做法,称之为“主观性的人生观”。

在这两种人生观当中,哪一种观点可取呢?在事实之上来考察一番,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假使都像后者那样,国家社会将日趋于鄙陋、粗野,最终陷入不可挽救的衰退中。反之,如取前者,国家社会必定日臻于兴隆、理想。因此,我提倡“客观的人生观”而排斥“主观的人生观”。孔子曾教导我们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认为在社会和人生处事上,都要按照这个教导去做。

所谓“欲己立则先立人,欲己达则先达人”,听起来有些买卖交换的意味在内,好像是说,为了使自己的欲望达成,必须自己先忍一忍,让以他人,而后自己才能成功。其实,孔子的本意绝对没有那样卑鄙。他是要人先完成立人之目的,然后达成立己的目标,再付之于行动表现。这是孔子所教导我们的行为榜样,君子的行为必须遵守这个顺序。换言之,这是孔子在为人处世上的觉悟,我也认为人生如此才有意义。

日日新

社会上的事物总是随着年岁而进步,学问方面也是从内到外逐渐有新的东西产生。总之,社会是在日新月异中不停地进步的。世间的事物,时间一久必然产生弊端,都不免使长处变短,本来是有利的却变成有害的。尤其是因袭一久,活泼精神便完全消失。中国的《汤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虽然不值得特别提起,但日日新,又日新的说法的确有意思。世间的事情,一旦流于形式,精神会马上颓唐下去。因此,凡事都要日日更新,怀有这种心态,才是最重要的。

今日,政治的停滞不前,就是由于繁文缛节导致的结果。官吏只看表面、形式,从不深入追究事情的真相。比如:将自己该管的事物机械地处理掉,便十分满足了。这一现象并不只限于官吏,民间的公司、银行也逐渐形成了这种风气。本来流于形式一事,在朝气蓬勃的新兴国家比较少见,多半是发生在旧习长年因袭累积的古老国度。譬如德川幕府的垮台,就是种因于此。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也是这个原因。灭幕府的正是幕府自己。大风吹来,强木不倒,也同此道理也。

我一向没有宗教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没有其他的信仰。我信仰儒教,将它作为我言行的规范。“获罪于天无所祷”,对我个人而言的确如此,但对一般民众是行不通的。毕竟知识程度较低的人,还是需要宗教的。

然而,以今日的状况来说,天下人心无所依归,宗教也流于形式,空洞无物,好像茶道方面的流派、作风,令民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这种现象,我们坚决不允许继续放任下去。

面对这种社会状态,首先一定要有好的措施。当今迷信风十分盛行,有许多人因迷信而倾家荡产、田园尽失。宗教家如果不起而力挽狂澜,这种趋势只会更为强盛。西方人说:“信念强,不需要道德。”对民众要灌输这种信念,必须保持其信念。

有人认为,商业的目的在于利己,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好,连累或损害他人都不关我的事。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也不少。因此,有人说,谋利与道德是两回事。这是不对的,这种旧想法不适用于现在。明治维新之前,社会上流人士,应该叫做士大夫,与求利是不发生关系的,只有人格低下的人才与之有关,以后这种风习浪潮虽经改正,但仍有部分还在苟延残喘。

孟子也认为谋利与仁义道德应相结合,但其后的学者却将二者分离了。结果是,“行仁义者与富贵无缘,富贵者不行仁义”。商人被称为奸商,加以鄙视,不能与士为伍,商人也日趋卑下,专以赚钱为目标,最终变成唯利是图之辈。因此,致使日本的经济发展滞后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今天,这种风气虽然日渐消亡,但仍未尽除。我希望人们把谋利与仁义之道统一起来,用《论语》与算盘予以指导。

肃清歪风是急务

商人也好,工人也罢,都得掌握一定的知识,或者是地理,或者是物品、品种,或是商业历史,这都是繁荣商业所必需的知识。总之,凡可以促使商业繁荣必需的知识,我们都能选用全世界的精华来吸取。当然主要还是在实业教育方面,甚至可以说,我们把道德教育搁在一边,全不顾及。

因此,企图使自己财富增殖的人也陆续有所增加,有人侥幸暴发,变成大富。在此刺激及诱惑之下,谁都想发财,于是,富者越富,贫者也以致富为目标,结果是仁义道德被当做旧世纪的遗物,不屑一顾。或者说,根本不知仁义道德为何物,只知利用知识汲汲乎增殖自己的财富而已。如此社会自然会陷入腐败、混浊,甚至堕落混乱,这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在此趋势之下,仁人志士也不得不高喊肃清歪风的口号。

那么如何肃清呢?肃清一事是极为棘手的问题,如果返旧复古,只要掌握政权的人能重道义,又尽可能地限制从事生产谋利之人,只许商人活动于小范围之内,说不定可以减少这些弊端。可是这样做,将会阻碍国家的进步。为了增进财富,拥护财富,创造没有罪恶相随的神圣之富,必须坚决保持一个大家应遵守的仁义道德。

因为厌恶男女行为流于过度的猥亵,结果连自然的情爱也要加以断绝的话,这不但不合人情,最终必然违背天理人情。面对实业界的腐败堕落也一样,仅仅竭尽其力地对之加以攻击,这不是适当的肃清办法,反而会因之丧失了国家的元气,耗损国家的财富。

仁义道德与生产谋利绝不矛盾,明白了这一基本原理,才不会失去仁义道德的立场。假使能够依着这些道理从事,我相信大家不会陷入腐败堕落之地,这对国家或是个人,都能增进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