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左手论语,右手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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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立志与学问

预防精神衰老的方法

曾以教授身份由美来日的梅比博士在期满归国之前,跟我进行了一席很坦诚的对话,其中有些评语如下。他说:“因为我是首次来日本,所以凡事都感到新奇。最令我感到钦佩的是,贵国上上下下都非常勤奋,怠惰者非常少,好像人人都怀着希望,愉快地工作着。所谓怀着希望,就是充满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那种敢做敢当的气魄与心胸。”国民都有一种奋发图强的气质,这是日本好的一面。

可是我不想只说好的,而不批评坏的一面,所以我想不客气地跟你说说我的看法。也许是因为我所接触的都是官方、公司以及学校,所以这些机关才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也未可知。我觉得他们都有一种过于重视形式的弊端,把形式看得比事实还重要。可能因为美国是最不讲究形式的国家,所以这方面在我看来,就显得特别突出。难道你们自己对这种过于重视形式的弊病没有一点自觉吗?如果这是全体国民性的话,那就必须特别加以注意了。

此外,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应全体流传着同样的主张。有人说左,也要有人说右;有进步党,也要有保守党。即使是一个政党,有时也会出现意见相左的情况。这如果在欧洲或美国,意见不同之争论是相当自然且高尚的。但在日本则不然,争论既不自然,也不高尚。讲难听些,就是顽固且粗鄙。在日本经常可以见到因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而恶言相向,闹得不可开交的现象。说不定是我观察的时机不对,在政界这种现象就更随处可见了。

对此,梅比解释说:“日本的封建制度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连小小的藩与藩之间也彼此对立。右国强大了,左国就想打倒它;左国繁荣了,右国则加以攻击。”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习惯性。

他虽然言尽于此,但他指的是元龟、天正以后的情况,那时天下已演变成诸侯三百的局面,拥兵自重,各据一方,这种积弊就深深遗留了下来。这种弊端日益积累,虽然日本国民并非缺乏温和的品性,终演变成党派间越演越烈的倾轧。

我也认为封建制度的确有此余弊。就近的例子而论,水户等地虽然是大人物辈出之藩,但却因此产生倾轧而陷于衰微。如果没有藤田东湖、户田银次郎或会泽恒藏等人,也没有藩主烈公这般伟人,或许就不会有纷争而终至衰微吧。对梅比博士的话,我很注意地加以倾听。

接着,又谈及我国国民的感情强烈问题。他对此也不太赞赏,他说,日本人对很细微的事,也容易突然激动起来,但也会很快忘掉。也就是说,日本人感情激烈又健忘,这与自夸为一等国或大国民的性格,是很不相称的。希望日本人加强修养,以期有忍耐之心。

梅比进一步对日本国体发表看法,他说日本人那种忠君爱国的深厚精神,是美国人等无法梦想得到的,令他艳羡又敬佩。这在其他国家是很难看到的。虽然梅比在来日之前曾有所闻,但实地观察之后,更使他钦佩之至。话虽如此,他认为还要不客气地说一句,日本如永远持续这种国体,将来势必要尽量避免君权干预民政才好。

对梅比的说法,我不愿直评,至于那些抽象的评语,也不应一概驳斥。我向他表达了承蒙坦诚赐教的敬意。此外还谈到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最后,他对滞日半年所受的礼遇表示感谢,所以率直地述说了半年间的所思所想。尤其是学校的学生与其他人对他亲切有加,令他欣喜不已。

美国的一名学者在观察日本后所说的一番话,尽管不会使我国大获其益,但外国人那些公正的批评还是可以引以为鉴的,我们应密切加以注意,务求发展我们大国民的襟怀,并根据他的批评一步一步去反省,最后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民。相反的,如批评加在自身却不自觉,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批评而不知道反省改进,人家自然就不再愿意与我们交往了。

所以不可看轻一个人的评语,就如司马温公的警言说:“君子之道自不妄言始。”无意识地口出妄言,也就不会受人尊敬,被人视为君子了。正如一次的行为会决定一生的声誉,一个外国人的感想也涉及到一国的形象与名誉。梅比氏带着如此的感想回国,虽不是什么大事,但我们还是不应把它当做小事比较好!

由于平素大家吃苦耐劳,精益求精,才创造了日本今天这样昌隆的国运。如欲更上一层楼,我还想说一句。近来,大家张口青年、闭口青年,谈论青年的非常多。青年很重要,不能不加以注意,这个我同意。但从我的立场来说,青年固然重要,但老年这个群体也不能漠视。过于重视青年人而忽略老年人是错误的观念。

我曾在某次会上说过,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文明的老人。但我究竟是文明的老人,还是野蛮的老人,关于世人对我的评价如何,我自己是不得而知的。很可能我自认为是个文明的老人,但从诸位看来,也许我是一位野蛮的老人也说不定。

仔细考察一下,我发现与我的青年时期相比,现在的青年人开始工作的年龄晚多了,就如同早晨日出时间较迟而又提早日落,其活动的时间大大地减少了。试想,如果一个学生,三十岁之前一直在求学,那他至少应工作到七十岁左右。如果这个人到五十岁或五十五岁就先衰老了,那他就仅有二十年或二十五年的时间可以工作。

当然非凡的人也许在十年的时间内能完成百年的工作,但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这种特殊的能力,更何况社会事务也变得愈来愈复杂。由于各种学问与技术渐渐在进步,说不定靠博士们的新发明,即使上了年纪也不致衰弱,或在年轻时,就能拥有充足的知识。正如从马车到汽车,从汽车到飞机,人类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如果初生的孩子就能立即成为有用之人,而后终其一生都能为社会服务,那就再好不过了。希望田中馆老师等人能够作出这样的新发明。不过在这样的发明出来之前,我想老年人只有祈求老而弥坚,以便能努力工作。

身为一个文明的老人,虽然身体会衰弱,但精神绝不能衰老。要使精神不衰老,除了依靠学问,别无他法。只要经常不断地探讨学问,不落于时代之后,其精神当永无老化之理。因此,我对只作为一个肉体而存在的人是十分厌恶的。我们在肉体有生之日,应该保持精神同在。

人必须要有坚定的信仰

即使到了德川时代的末期,日本社会在沿袭传统之下,对一般工商业阶层的教育与对武士阶层的教育依然是完全不同的。武士所学的主要以修身齐家为本,他们不仅要学习如何修身,还要学习如何治理他人,也就是以经世济民为宗旨。而对农工阶层的教育,则并不在于教他们如何治国治民,只是一些浅层的教育。

由于当时能够接受武士教育的人很少,所以所谓教育都是寺子屋的,由寺庙的住持或富豪的老人来办教育。当时农工商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国内,与海外毫无关系,所以农工商者只需初步的教育就足够了。加上主要的商品均由幕府及地方诸侯统筹运送贩卖,真正与农工商者有关系的部分非常少。当时所谓的平民,只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

更糟的是,武士还享有可以随意对平民殴打、斩杀等自由,可以我行我素。这种情形,直到嘉永安政时代,才逐渐改变。接受经世济民学问的武士,倡导起尊王攘夷理论,终于完成了明治维新的大改革。

我在明治维新之后不久,就当上了大藏省官员。当时的日本,在物质科学方面的教育几乎是零。武士教育中,虽然有种种的高尚精神,但农工商方面的学问却是一片空白。不但如此,普通教育也只是低层次的,大部分是政治性教育。尽管海外交流已经开始,却无任何涉外知识可言。尽管十分想要国家富强,但对如何使国家富强却一无所知。

一桥的高等商业学校,虽然在明治七年就设立了,却被迫关闭了几次。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商人并不需要太高深的知识。我曾费尽心力大声疾呼,为了与海外交流,无论如何要具备科学的知识。值得庆幸的是,机遇渐渐来临。至明治十七、十八年(1884、1885年)之际,这种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很快就涌现出一批才学兼备的人。

自此之后以至于今,仅短短三四十年时间,日本的物质文明已经丝毫不逊色于外国了。但这中间,又产生出了很大的弊害。德川幕府的独裁专制政治虽然使日本社会出现了三百年的太平盛世,但却使政治变为军阀政治,也就是造成这个弊害的原因。

不过,在那个时代受教育的武士当中,尚不乏品行高尚、目光远大的人。但时至今日,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了。经济进步了,财富累积了,但可悲的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以及仁义道德观念在今日社会,可以说已经荡然无存。也就是说,精神教育完全衰微了。

我从明治六年(1873年)左右开始,全力以赴地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时至今日,全国已到处可以看到有实力的民间企业家,国家的财富也大大增加了,但想不到人格修养反比维新之前退步了。不,不只是倒退而已,我甚至担心日本人的道德是否已经到了沦丧的地步了。所以我说,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反而损害了精神的进步。

我一向坚持,精神的提升和财富的增加必须同步,从这点说来,人必须要有坚定的信仰。虽然我出生在农家,所受的教育也很低,幸而修习了汉学,由此获得了一种信仰。我并不关心什么天堂和地狱,只是相信,做事要堂堂正正,那就是一个优秀的人。

丰臣秀吉的长处和短处

乱世之中的豪杰不拘于礼,以致家道不齐的事例,并不仅限于明治维新之际的元老。无论哪个时代,乱世之际莫不如此。我也不敢夸口已经到达齐家的境界,甚至像丰太阁(丰臣秀吉)那样的旷世英雄,也是一个不拘于礼的人。

当然,这本来不是值得夸耀的事,但生逢乱世,只好认命如此,不能过于责备。不过对丰太阁来说,他最大的短处就是持身不谨和有机智却无谋略。若要说他的长处,那自然是他的努力、勇气、机智以及气概。而丰臣秀吉长处中的长处,莫过于他的努力。我对秀吉的努力是由衷敬佩的,希望青年子弟们一定要学习秀吉努力的精神。

做事成功的要素不是在成功之日造就的,而是很久以来逐渐培养起来的。秀吉之所以能成为旷世英雄,最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努力。秀吉在信长手下担任侍仆时,称木下藤吉郎。当他为信长拿草鞋时,一到冬天,秀吉总会把信长的草鞋放入自己怀中以便保暖,所以信长的草鞋穿起来都是暖暖的。除非特别努力,否则不会注意到这么细微的事情。此外,在信长有事要一大早出门的时候,虽然还不到随从人员聚集的时间,但只有藤吉郎能随时应声而到,伺侯其左右。由此可以看出秀吉的努力和不平凡。

天正十年(1582年),织田信长被其部将明智光秀谋杀。当时秀吉正在备中攻打毛利辉元,闻此消息,迅即与毛利议和,并从他那借得弓、铳各五百,旗三十及骑兵一队,从中国率军折回。在距京都仅仅数里的山崎,同光秀军作战,终于大破敌军,诛光秀,并将其首级悬挂在本能寺示众。

从头到尾秀吉所费的时日,从信长在本能寺被杀算起,仅十三天而已,也就是两周以内。当时,既无铁路又无汽车,交通极为不便,京都发生事变的消息一传到中国,秀吉就立即与对方达成协议,并借来对方的兵器士卒,然后引兵折返京都。这一连串的事所耗费的时间竟然不到两个星期。这充分显示了秀吉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实干家。若没有这种实干精神,纵有机智,有非常强烈的为主君报仇的愿望,也无法如此迅速地处理这一切。从备中到摄津的山崎,听说秀吉的军队是日夜兼程,急行军赶回,并很快平定了叛乱。

次年,天正十一年(1583年),秀吉在贱岳之战中打败了柴田胜家后,终于统一了天下。天正十三年(1585年),秀吉已荣升关白位(官拜首相)了。从本能寺事变发生到秀吉统一天下,只有三年的时间而已。秀吉固然天赋异禀,但如果没有他的努力、实干,也不会有如此成就。

据说,在秀吉刚到信长麾下不久,有一次,他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就将清洲城的城墙修筑完竣,令信长惊愕不已。虽是传说,但也不能一概认为这是稗史小说的无稽之谈。如以秀吉这种努力和实干精神来看,这样的事也是有可能做到的。

小事皆通达,临大而不惊

青年当中,总有人感叹:想做大事,可无人引荐,没有人支持。的确,不管你多优秀,若你的才气、胆识未被前辈或社会发现,你也就无从施展你的抱负。若一个年轻人能被有力的前辈引为知己,或者本来就有有权有钱的亲戚,那他被认同、器重的机会当然就多一些。这种人是比较幸运的。但这是对才能普通的人来说的。

当今社会,无论官场、公司还是银行,人员都严重超编,但是,能让前辈上司安心委托的人却寥寥无几。所以,只要是优秀的人才,任何地方都非常需要。就像桌上已摆好了大餐,要不要吃,完全取决于拿筷子的人。美食既已献上,前辈们是没有那个闲情逸致来夹起美味送进你嘴里的。一切要自己动手才有的吃。

丰臣秀吉由起于一介匹夫,跃登关白之尊、布衣卿相,如此大餐并不是织田信长平白送进他嘴里的,而是他自己用筷子夹来的。所以只要你想做事,就必须凡事积极,自己动手。无论是谁,都不会一开始就把重要的工作交给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像秀吉这样的大人物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只是替信长拿拿草鞋而已。

现今有些青年,认为自己受过高等教育,却要我和学徒一样,拨拨算盘,记记账,实在是大材小用,太没价值了。因此认为前辈用人不当,私下里免不了有不平之鸣,这就错了。的确,让一个有才华的人去做卑微的工作,从人才经济上来看,是很不明智的。但前辈们如此安排,也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并不是愚蠢的行为。青年们应该先按前辈的要求做,看能不能胜任,专心致志把分内的工作做好。

其实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事,也是大事中的一部分。这样的小事都不能做好,一味好高骛远,最后怎么能成就大事。譬如时钟上小针的齿轮怠惰不动,大针也就不得不停下来。不论多大的银行,如果有毫厘的计算错误,这一天的账目就对不上。

年轻人心高气傲,对小事不重视。但这些小事日后难保不会引起大问题,就算日后不会成为大问题,但一个对小事马马虎虎的粗心大意的人,终究是成不了大事的。所以无论如何不应轻视小事,务以勤勉、忠实、充满诚意的态度圆满地将它完成。无论是当传达员还是记账员,一个人能以全力来完成交给他的工作,才能打开“功名利禄”之门。

立大志与立小志

除天生为圣人者,自应另当别论,我等凡人在立志的时候,往往会遭遇各种困惑。或者是被当前社会风潮所鼓动,或者是受到周围的事情的影响,使许多人不考虑自己的能力,贸然向自己本领以外的领域迈进。这不能说是真正的立志者。

尤其在如今这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一旦立志,再想转变方向,是非常不利的,故立志之初,必须慎重考虑。也就是说要头脑冷静,详细比较考察自己的长处及短处,最后选择自己最擅长的方面立下志向。同时有必要深入考虑自己的境遇,看它能否成全你的志向。例如身体强壮,头脑清晰。

因此,要把确实有可能把它当做一生的事业,且有希望成功的方面作为自己的志向。然后才可以确定方针,计划下一个步骤。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深思熟虑、细密考察,只是追赶社会一时的风气,轻易决定自己的志向,最终必然无法完成大业。

如果已经确立了根本的大志向之后,接下来便须日日思量如何成其枝叶的立小志了。任何人随时都会因为接触到某些事物而激起一种希望。如他有实现这希望的信念,这也是一种立志,也就是我所说的立小志。

然而在想办法实践这个小志向之前,应该注意的是:无论如何,你的小志向都必须在绝对不动摇贯穿一生的大志向的范围内去着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由于小志向在性质上常常会有所变动,但不管如何变动迁移,必须注意不要动摇了你的根本大志。也就是说,小志向和大志向二者之间不能产生矛盾,应该时常调和使其一致。

我平常是以《论语》作为自己处世的行为规范的,我们可以透过这本书来看孔子是如何立志的。从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来推测,孔子在十五岁时,就已经立下了志向。

进而所说的“三十而立”,可能是指孔子此时已成为卓然独立的人物了,自信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从“四十而不惑”一句来想,可知孔子已进入一旦立志,绝不再因外界的刺激而有所动摇的境地。一切作为都是有信心的行动,到了这地步,立志也大约有了结果,而且已经很坚定了。

由此可知,孔子的立志是在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有志于学的时候,立志还未坚定,尚有点犹疑不定;到了三十岁时,已略见其决心;及至四十岁时,立志才算是大功告成。总之,立志是人生建筑的架构,立小志只是其修饰。一开始就要充分考虑配合,然后动手,否则难保所立的志向日后不会毁于半途。

对于每个人来说,立志是人生重要的出发点,任何人都不得轻视它。立志的要领首先在于了解自己,其次要考虑周遭的人与事,最后再树立与此相适应的方针。我相信,一个人如能依此步骤量力而行的话,就不会在人生的道路上发生失误。

君子之争

社会上有不少人认为,我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当然,我不喜欢与人争执,但也不是完全不争的人。要一直把正确的道路进行到底,那就不可能绝对避免争执。如果人人想要与世无争,安然度过一生,那善就要为恶所战胜,正义也就无法伸张了。我虽不肖,但也不想成为一个圆滑但不中用的人,站在正确的立场上,不与恶作斗争,反而让路给它。

虽然人的处世要圆通,但也不能没有棱角,毫无原则。古歌中有句话说得好:“过于圆滑,反而容易跌倒。”我并不像社会上人们所说的那样圆通,乍看之下,好像很圆通,实际上多少有不圆通之处。年轻的时候,我就如此。到今天,即便我已经超过七十岁了,如遇到有动摇我信念的东西,我还是会断然地与之力争到底。只要我认为是正确的,无论如何,我是决不退让一步的。这就是我不圆通的地方。

其实人不分老幼,无论是谁都有自己不圆通的地方。否则,他的一生也就全无价值,没有什么意义了。人生处世,虽应尽量圆通,但过分的圆通,“过犹不及”,正如孔子《论语·先进》所说的,太过圆通反易变成毫无性格的人。我绝对不是这样圆通的人,相对的,我也有棱角。我就用一些事实来证明。

我从青年时代起,在记忆中就没有诉诸武力与人相争过。但年轻时的我与今日不同,容貌似乎有点儿倔强,所以在他人眼中,好像过去更容易与人发生争执。实际上,我与人相争都是用议论的方式,至于为了权利而争,或诉诸武力的,则从未有过。

明治四年(1871年),我刚好三十三岁,正在财政部担任总务局长。当时,财政部的出纳制度作了一项重大改革,颁布了改正法,采用西方的簿记制度,用传票的方式来处理金钱的出纳。

但是,当时的出纳局长,姓名姑且不提,对这个改正法持反对意见。在传票制度实施之后,我时常发现很多错误,故对当事者加以斥责。这一来,本来就反对改正法的这位出纳局长,有一天竟盛气凌人地闯进我的办公室来兴师问罪。只见那位出纳局长怒气冲冲地逼近我,我正打算静静地听他说些什么。

不曾想,这位局长对他自己在传票制度上所犯的错误只字不提,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反而一味地指责我采用欧洲式的簿记法,甚至说了许多狂妄的话。他说:“你只知道醉心美国,事事模仿他们,提出什么改正法,用簿记法来办理出纳,才会造成今天这些过失。与其说这个责任出在造成过失的当事人身上,不如说出在提出改正法的你身上。因为是你要求我们采取簿记法,才造成了我们的错误,这就不能责怪我们了。”他说了一大堆令人愤慨的话,没有一点自我反省的意思。他这种无理的态度,虽然令我感到非常吃惊,但我还是好言相劝,谆谆导以“要使出纳业务正确,必须采用欧洲式簿记法、使用传票记账”等等。

然而,这位出纳局长却丝毫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三言两语的争执之后,只见他满面通红,挥起拳头,朝我的眼睛打了过来。这位出纳局长与小个子的我一比,显得非常高大。不过,他因怒火中烧,脚步不稳,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的强悍。而我在青年时代,曾学过相当的武术,身体锻炼得不错,臂力也并不小。只要他诉诸暴力,那我也就毫不客气,三两下就能打败他的。

因此,在见到他离开座位站了起来,握拳举腕,如一尊阿修罗般凶猛狂暴地攻打过来时,我也立即离开坐椅,机灵地闪过身去,退到椅子后面。他的拳头落空后,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我立刻利用这一空隙,泰然斥道:“这是办公的地方,你要搞清楚,不允许像车夫走卒那样动蛮,你要考虑清楚!”

在我大喝一声之下,这位出纳局长好似突然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立刻将高举的拳头缓缓放下,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我的总务局长办公室。之后,有关这个局长的去留问题,便议论纷纷,许多人认为,在政府机关内对长官挥拳头实在是不像话。但我想他如知过能改,就让他继续保留原职。不过,同事中为我愤慨的人,将此事详详细细地向太政官打了报告。太政官也不能放任不管,结果将他免了职。到今天,我对这件事依然感到十分遗憾。

勇猛之心的培养

精力旺盛,身心活泼,自然能干大的事业。但是干大事业的方法如果不当,就会招致莫大的过失。因此,一个人平常就要注意,认真考虑应该如何猛进。猛进的力量如有正义观念在背后鼓舞,必然可以助长其声势。可是如何才能养成这种断然实行正义的勇气呢?那必须从日常生活做起。首先要从肉体的锻炼开始,即武术的磨炼和下腹的锻炼,使身体保持健康。与此同时,还要充分陶冶精神,从而在行动上保持身心一致,产生自信心,这样,必能提升自己的勇猛之心。

下腹部的锻炼方法,现在有很多,如腹式呼吸法、静坐法、息心调和法等,都非常盛行。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是脑部容易充血,这样自然神经过敏,容易为外物所激动。但是,一旦养成将力量灌注到下腹部的习惯,人就会心宽体胖,稳健沉着而勇气百倍起来,甚至敏捷过人。因此,自古以来武术家的性格一般都很沉着、敏捷,因为练武除了锻炼下腹部之外,还养成了一种出手时倾注全力的习惯,从而使全身能够自由自在地活动。

勇气的修养,除了进行肉体上的锻炼,同时还要注意内心的修养,二者必须同时进行。你可以通过自我阅读,从古代勇者的言行中接受感化,向其学习。亦可接受长辈的感化,听他教诲,然后身体力行去实践,一步步使刚健的精神得到发展提高,以培养正义的趣味和自信,一旦达到言行不离义的境地,自然就会产生勇气了。

不过,应当注意的是,青年时代血气方刚,切勿意气用事,不分青红皂白,逞一时之勇,以致行为变得蛮横粗暴。品性恶劣的行为不是勇气,而是野蛮狂暴,不但会贻害社会,最后也会导致自身的灭亡。对这一点务必要多加注意,决不能松懈平日的修养。

总而言之,今天的日本,已经不是一个因循姑息、稳稳当当承继过去的事业就可以心满意足的时代了。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我们不但要赶上先进国家的发展,更须凌驾其上。因此,举国上下要有觉悟之心,齐心协力,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为能达成这个目标,青年必须不断地促使身心健全发展,保持旺盛的精力,这才是我衷心期望的。

一生所要走的路

我在十七岁时,曾一心想当一名武士。因为当时的实业家和农夫、商人的地位一样卑下,甚至连普通人家的待遇都享受不到,其卑微状态诚不足挂齿。门第家世被过分看重,只要生于武门之家,即便没有才能,也能跻身于上层社会,凡事可以依仗权势随心所欲。对这种情况,我也十分生气,凭什么不是武士就没有价值呢?

当时,我多少修习了一些汉学,也读了《日本外史》之类的书籍,知道了日本的政权如何由朝廷转移到武门的经过。因此产生了慷慨之气,深深感到一生做个农夫或商人,未免没有出息,所以强烈地想要当一名武士。但我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想要当一名武士而已,更想在成为武士之后,有可能去影响当时的政体。如用今天的话来表达,就是抱着作为政治家而参与国政的想法。这就是造成我离开故乡四处漂泊这一错误行动的原因。

后来一直到供职财政部为止,共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从今天的立场来看,几乎是毫无意义地虚度了。每每追忆及此,不胜痛惜!

老实说,我的志向在青年时期是不断改变的,当我最后决定投身于实业界时,大约已是明治四五年的时候了。今天回想起来,那时的决心才是我真正的立志。本来,从我自己的个性与才能来看,我早期投身政界是朝着自己的缺点突进。那时,我对这一点已经有所觉醒了。并且,当时我还感到欧美各国之所以能有那样的昌盛,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工商业发达的缘故。如果日本仅维持现状的话,什么时候才能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呢?

因此,我内心有了这样一种想法:为了国家的发达,必须图谋工商业的发展。从此,我就决心成为实业界的一分子了。尔后四十余年,我的心志始终如一,不再动摇。所以对我来说,那次的立志,是真正的立志。

回顾起来,在此之前所立的志向,由于无法跟自己的才能匹配,是不自量力的立志,所以不得不反复变更。而后来的立志,竟能保持四十余年而不变。由此可知,这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素质和才能的立志。

如果我一开始就有自知之明,从十五六岁起就能确立自己真正的志向,从那时开始向工商业迈进的话,与我三十岁左右才踏入实业界相比,中间相差十四五年的岁月。相信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必然已累积了相当可观的有关工商业方面的知识了。

不过很可惜,年轻时被一时的冲动所误,把人生最重要的青春大部分光阴都浪费在了方向错误的工作当中。我想,这个前车之鉴对正要立志的青年来说,应该会有一点儿参考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