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多久，关于老南的手绢秘密在单位里不胫而走，到了老南升副处的冲刺阶段，他去了局长办公室，拿出手绢来揩试，以期强化自己的竞争优势。局长却强忍着笑，捂着肚子说要去洗手间。
再之后，老南的眼泪成为了单位的一大笑柄，只要他一进入痛哭状态，总会有人忍俊不住的哈哈大笑起来，这种极不庄重的气氛彻底毁了老南的一生，到了考察汇报的时候，终于有人在党组会上将他的手绢事情讲了出来，即使是他的支持者在这种情况下也没办法替他说话，老南的手绢终于形成了职场上的“蝴蝶效应”，因为流言失控最终导致他在副处博弈中出局。
老南与副处失之交臂，在干部年轻化的时代，他错失了最后一班车，就意味着他在机关的前途彻底丧送了，从此他再也不抹眼泪了，也不象以前那样卖力表现了，人却好象一下子老了几十岁，变得死气沉沉，不见丝毫活力。
初时我心里畅快已极，以为不会有人知道此事的始作俑者是我，但职场却是透明的，你任何卑劣的小人之行都会落在有心人的眼里。没过多久，有一位与老南较为熟悉的同事有意无意的与我接近聊天，说起老南来，我才知道，老南的妻子是乡下户口，生下的儿子还在六岁的时候被公路上的汽车压断了双腿，老南为了把妻子调进城里，照顾他们的残疾儿子，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这么一个副处，对于单位来说是无足轻重的。有这个副处不多，没这个副处不少，纳税人的钱从老南身上，是节省不出来的。但这个副处对老南来说就太重要了，那意味着他们全家后半生的保障。事实上局里也知道老南升任副处不够条件，但大家都睁一眼闭一眼，不愿意背上心债，却不曾想因为手绢事情，终至毁掉了老南的一生。
听到了这个情况，我的心里顿时说不出的栖惶，我竟然做下了一件与已无益，与人有害的事情，虽然我只是老南在这场副处博弈中的一股微不足道的力量，但正因为我的作用，授予了那些不顾老南的实际情况，拿老南的一生换取自己的一时快意的力量的辅翼。
追究起来，如果老南真的因此而一生困顿的话，我定然是难辞其咎。
这是我初入职场时做下的最卑鄙的一件事情，西方谚语中是这样形容自私自利的人：这种人烧掉邻居家的房子，只为了烤熟他的一只烧鸡。
而这，正是我当时心态与行为的真实写照。
卑劣！
（8）从此归去
老南这件事，对我的心理造成了强烈的刺激，我几乎无法想象那是我干出来的事情，几乎每一天我都在考虑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试图弄明白是什么原因竟把我变得尖酸刻毒？：
究竟是我的心理被什么东西扭曲了？还是我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原本就是不正常的？
我反复思考，最后才确定一点，没有任何东西扭曲了我，相反，是我的偏激思想与观点扭曲了这个世界，除非彻底改变我自己，否则，我的一生就会毁弃于小人的行伍之中，终无救赎之日。
我的性格突然变得静默了，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单位里许多人都似乎对我有着一种忌禅心理，这倒不是我真的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他们害怕与我发生冲突，公务员的生态格局有时候会长年不变，同事们就象是一家人一样终年生活在同一间办公室里，植物一样终生不舍不弃，比夫妻情人的关系还要难缠，一旦树仇，一生难安。
别人如此，我亦然。
我最怕的就是见到老南的那张憔悴不堪的脸，那张脸带给我一种深深的负罪之感，毕竟我对于他的败落负有实质上的责任。如果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只是因为他能够带给别人一种负面的影响，我真不知道这样的人生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我绝不愿做职场街头的青痞恶棍，人人厌恶，人人恐惧，却拿我无可奈何。
此后几年，我尽量将自己的姿态降下来，尽其可能的让自己融入这个嘻嘻哈哈的大团体之中，次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正由我负责的工作有一个出国考察的机会，要去美国从东部到西海岸周游一圈，分管我的副局长还找我谈话，托我到了纽约之后去看看他那个正在美国留学的儿子，我恭敬应声，回去后与部里电话联系，等他们的具体通知下来，以便安排我这边的工作。
等我把工作交接得七七八八，部里的通知却迟迟不到，再打电话过去，才知道通知早就发过来了，到了传达室之后，却被另一个处室，与此项工作没任何关系的同事将通知截下，然后他拿着通知去找他的分管副局长。他的分管副局长与我的分管副局长不是同一个，不了解详细情况，听那位老兄瞪两眼珠子乱说一通之后，信以为真，就大笔一挥签了字，然后那老兄星夜赶赴北京，兴高采烈的出国考察去了。
这家伙如此乱搅混水，同事们都气愤填膺，认为我必定会大闹一场，我却只是哈哈一笑，全不当回事。
尽管做为一个基层公务员来说，出国的机会实在是不多，那位老兄能够抓住这次机会，或许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了，我又何必与他计较？
那位老兄玩了半个月回来了，趁我不在的时候，把一堆工作往我的办公桌上一堆，算是完成了工作交接。看到这堆莫名其妙的东西，我再打电话给部里，问这些工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却被上面很很的训斥了一番，责怪我们怎么派了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出去丢人，我只是唯唯诺诺，半开玩笑的解释了一句：他这辈子难得有这么个丢人的机会，就让他丢一次吧，何必较真呢？上面说：看不出来你倒是好心肠，就把电话挂了。
主管我的副局长好长时间之后才听说了这话，就把我叫过去问，我还是同样的回答，副局长盯着我看了半天，什么也没说，这话就算这么过去了。
次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政府办公厅秘书处点名叫我过去协助起草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活局里就没人和我争了。我和当地的另外三名笔杆子在宾馆里一蹲就是半个月，写了一稿又一稿，对于当地的金融方面我没提出什么观点，跟着中央走就是了。但对于当地的科技发展，我提出了一个发展适用技术的概念，因为当地的企业水平并不高，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完全可以降低，应用研究也可以适度降低比例，把有限的资金集中在实验与发展方面，或许更有价值。但是这个建议在讨论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几所高院的院长教授不知怎么知道了消息，生怕这一条建议一旦采纳之后，高校的科研费用会因此而被削减，于是他们在一边对高层进行公关之余，一边派出精兵强将赶到宾馆与我展开辩论，足足辩论了三天三夜。当时那一幕宛若我刚刚进入职场时大战老油条的那一次战役，让我再一次认识到人无尊卑贵贱之分，职场的博弈规则，在任何一个圈子里都通用。教授们对我所用的招术，完全是我们当年对老油条所用的招术的翻版。
辩论的结果，是教授们大胜，我大败。我非败不可，因为再辩论下去，政府工作报告就不能如期完成了，教授们都是智者，早知道是这样一个结局。
这件事又给了我一个教训，没必要的事情，就没必要做。
到我工作的第四年，因为我三年来的低调与踏实作风，基本上已经抵消了我进入职场初期的莽撞与失误，而且当时的错误还给我带来一个新的优势，就是我的起点低，因此此后的表现深得同事与领导们的嘉许，我名正言顺的调入了局里权力最大的处室，并被列为了梯队干部的考察名单之中。
但就在这时候，有一位朋友突然跑来了，要拉我与他合伙办报纸。对媒体缺乏了解的人或许不知道，媒体是放开最早的一个领域，虽然政府的监管从未放松过，但经营上，却早已遍地开花，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有大量的民企资本涌入。
办报纸与副处长孰轻孰重？当然是副处长，这是我拒绝朋友的理由。但是朋友说：办报纸来钱，文化产业啊，象你这种人，蹲在机关里浪费了，快点出来发财吧，我保你一年成为百万富翁！
百万富翁？
我眼前顿时金星闪烁。
办报纸肯定轻于副处长，但是，百万富翁是无论如何也重于副处长的，这是任谁都能够一眼看到的结论。
我动了心，却首鼠两端，即想发财，又担心没发了财连副处长也丢了，弄个鸡飞蛋打，那就划不来了。于是我去找局长商量，对局长说：局长，你说我办报纸可不可以？局长很严肃的正告我：中央三令五申，公务员不允许经商的，你这几年的政策全都白学了？我解释说：中央只规定公务员不能经商，可没说不能办报纸啊？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被我搬出来了，局长立即被我弄糊涂了，一个劲的眨眼睛，说：你说得好象有点道理。然后我就问：局长，我可不可以停薪留职？局长却回答：停薪留职叫停好多年了，你怎么这时候又提这事？你要是想办报纸，就去干好了，反正机关一天到晚也没事，不过你得经常来单位转转，发财了就别回这穷地方了，没发财再回来上班也不晚。
得到了局长的许可，我就跑去和朋友承包了当地的经济报周末版，这个承包费用在当时是一年三十万，不算高也不算低，而且由经济报负责发行，我们两人只负责报纸的编辑。朋友的想法是聘请两个中文系毕业的女孩子，一人一把剪刀，买上一大堆杂志就开剪，剪刀加浆糊，原始积累吗，无可厚非。
我坚决反对朋友的建议，主张立足当地的居民生活，把报纸办成娱乐性与生活性并重的居民生活报。朋友却嫌这样搞成本太高，坚决不同意。就这样，报纸还没办起来，架先吵了起来，最后办出来一个四不象，剪刀浆糊外加当地居民生活娱乐，结果他不满意，我也不开心。
但是这么一张四不象，在当时当地却极受欢迎，报纸的发行量突破了当地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但是朋友却苦着脸告诉我说：他亏本了。
我懂财务，粗粗的替他算了一下，半年的时间里他赚了不少于四百万，但他却翻了脸皮不认帐，就把一个艰难的选择抛给了我：要么我就得和他翻脸，夺回他答应给我的钱，要么我就顾及朋友情义，就这么算了，全当出来兜了一阵风，再回机关做我的副处长去。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考虑了一下，决定退出，放弃，百万富翁？这事以后再说吧。
但这一次我又错了。
我自以为宽宏大量，连几百万的分成我都放弃了，这难道还不够吗？
不够，远远不够！
人在职场，任何时候你必须要维护你自己的利益，除非你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否则，别人的利益也无从谈起。
主流媒体最经常宣传的是主动忍让的高风亮节，却全然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人都只不过是这个利益社会中的一个结点，你的利益维系着你周边的利益架构，如同楼房的板块一样相互的挤压支撑，这样才会形成一个秩序的结构。一旦一个结点“主动退让”，放弃博弈的天职，你周边的利益结点就会相应的随之崩溃，象被板块放弃了支撑功能的楼房一样轰然的坍塌下来。
我退出后还不到一个月，这位朋友就犯事了。我走之后，他大抱大揽的将我那摊活全部接过来，很可能在他想来，他看着我做了这么久，照猫画虎，怎么也能糊弄过去吧？实际情况也真差不多，但他考虑问题完全是基于商人的视角，不象我搞得那么四平八稳，我做事不仅要求经济利益，还必须要保证这一利益是建立在低风险的基础之上。而这位老兄却一味的追求新闻报道的耸人听闻，乱搞一气，结果引发了一场官司，最终导致了帐号被查封，老兄辛辛苦苦干了半年，投进去三十万，一分钱也没收回来不说，还差一点蹲了大狱。
为此老兄恨透了我，曾指着我的鼻子说：他终其一生，也不会原谅我这种卑鄙小人！起初我还不明白自己卑鄙在何处，过了好多天才回过味来，感情这位老兄以已察人，认为我同他一样的心胸狭窄，所以在退出之后故意摆了他一道。
可老兄啊，我在这里说一句，你真的冤枉了我，我哪里有这么大的本事？
不过我也知道，老兄他并不需要解释，膘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不膘悍的人生就更不需要解释了。一个做了对不起朋友的事情的人，最需要的就是将对方从道义的制高点上拉下来，这是他的心理防御机制在起作用。他心里很清楚这事的责任不在我，可是他如果不这样想，不怪罪我的话，他的心理就会失衡，闹个不好还会搞成精神失常。只有当他视我为卑鄙小人，并坚信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时候，他的心理系统才会正常的运转起来。
因卑鄙而清醒，人性啊，就是这样让我们痛苦。
但是老兄对我的一个怀疑还是正确的，他认为我决不会如此善甘罢休，在这一点上，他真的猜对了。
只不过，我想做的事情是自己也去办报纸，只要能够找到一笔足够的赞助资金，一年几百万就到手了，我凭什么不干啊？
在几百万的诱惑面前，区区一个副处长，实在是不压秤了。
走出机关，举目四望，我这才惊讶的发现自己竟然白白的浪费了五年的时间，错过了或许是可能极为辉煌的人生。就在和朋友办报的半年里，我见到了那些一度曾被摒弃于主流社会之外，却凭着他们不屈不挠的上进精神，于一无所有的困境中冲出，终于赢得了无尽的财富与光荣的成功者。
而这些事情，仅仅是发生在当地。
一个我办报时的广告客户，他的服装厂已经办得成为当地有名的企业，就在我毅然离开合伙办报的朋友之后，他来找到我，对我说：要发财，去深圳，深圳遍地是黄金，就凭你的能力，去了最多半年，要是挣不到两千万，缺多少我补给你！
听听，两千万，赚不到他补给我，我还上哪儿找这好事去？但是机关生活养成的谨小慎微，与我刁钻古怪的性格在这时候又占到了上风，我替这位老板计算了一下他的资产，发现他还没赚到两千万呢。
但是他所描述的遍地黄金的深圳，却对我的心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我的野心陡然膨胀起来：
尽西风，季鹰归末？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辞职！
去深圳！
这是一个大资本纵横中国的时代，而如果我再一味的蹲在机关里的话，就会错过我的人生。
我想。
我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我能否嫌到两千万，我说了不算，职场上博弈均衡态势说了才算。
以后我将告诉你们深圳人最信奉的一句话：要想生存，靠本事，要想发财，你就得靠命。
命是什么？
命是规律规则，命是这个社会中无计其数的人相互博弈时所产生的利益推动力量，没有人能够掌控这种力量，你最多只能适应它。
我五年的公务员生涯，就这样临近了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