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我才惊讶的发现，当地的报社简直就象是个车马大店，里边的编辑记者实习生走马灯一样的变换个不停。不过是一年的时间里，报社里的人员已经换过了大半，我问起抄袭我稿子的人，他们怀疑是当时的实习生干的，这样说好象也没凭没据，就一句话，人早就不在报社了，没法子再跟他们理论了。
对报社和杂志的人我客客气气，但对单位的同事，我却没有一点好脸色。
脸色不好，是因为我心情不好。
我的心情岂非是不好，简直是恶劣到了极点。
因为我听到一个消息，我们单位打报告说：单位已经严重超编，今年不打算接收新毕业的学生，也不会招聘新的公务员。
这个消息让我惶惶不可终日，单位如果不招聘新的公务员的话，那么我又算什么？我拼死拼活给他们干了一年，居然就这么一个消息把我给打发了？
我的脾气愈发狂燥，终于同事们吵起架来，处长就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问是怎么一回事。趁这个机会，我就把这个情况说了。
听了我的话后，处长立即变了脸，把我狠狠的训了一顿。
他说：单位招不招公务员，管你什么事？就算是招公务员，也未必就招你，就算是不招公务员，你未必就不能转成公务员，跟个毛脚虱子一样又跳又叫，显得你有本事了？你在处里干了一年了，干的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清楚不清楚？该不该转成公务员，你自己心里还没数？你再这么闹下去，早晚会因为这个脾气吃大亏。
训斥了我一番之后，处长的心情空前好转，就对我讲起了他的个人奋斗历史。事后好多年，我才意识到，我这位处长真是一个有着大智慧的人，只不过当年我距离他太近，而且我缺乏识别人的眼光，所以才会与这位人生导师失之交臂。后来我这位处长转入金融行业，在业界也颇有几分名气，做得事业称得上风生水起，我曾以他做为原型塑造了《博弈场●资本战争》中的郭文冰的形象，但以我当时的小人心态走近他，却很是“不逊”。
当时处长对我说：他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山村里放羊的，那时候他人生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赶马车的，因为赶马车比放羊舒服。为了这个目标他整整奋斗了五个年头，终于如愿以偿的赶起了马车。然后他又发现开汽车比赶马车要威风，于是重新修正人生目标，又经过了五年的奋斗，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卡车司机。然后他又发现，卡车司机并不威风，威风的是班车组的班长，于是他继续发奋图强，又是一个五年规划过去，他终于成了一名班车组的班长。然后他又发现，其实班车组一点也不威风，最威风的还是坐办公室什么事情也不用干的人，于是他继续拼搏，又五年，坐进了办公室。接着他又发现小城市的办公室不如省会城市的办公室舒服，于是继续折腾，再五年，进了现在这家单位，接着他想当官，当官多舒服啊，于是又五年，他终于做到了副处长的位置上。而后他又发现，副处长不如处长好玩，就接着打拼，再五年过去，他就成为了我的处长。
处长对我讲这番话，是很有深意的。但我听不懂，我的心思却用在别的方面，在他讲述的时候我替他算了笔帐：他放羊五年，赶马车五年，开汽车五年，当班长五年，坐办公室五年，进入省会城市五年，普通职工五年，副处长又是五年，这是多少年过去了？不多不少整整四十个年头，可这位处长才多大年龄？三十岁挂零而已。
我把这笔帐算清楚，得意洋洋的向处长指出来。处长听了后没有丝毫的难堪，而是开怀的放声大笑，还朝我的后脑勺拍了一巴掌，说：瞧，你这小脑袋瓜子多聪明啊，都他妈的装了些什么玩艺？听我的没错，就凭你这脑子，今年转成公务员没问题。
说完这番话就把我打发了出来。
在这位处长身上，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智慧。这种智慧源自于他从放羊娃到省直机关的超过他人生年龄的奋斗历程，是一种对世事洞若观火的研判与直觉，错非是对于这个世界有着深刻认识的人，是绝不会形成这样的智慧的。事实证明，此后的事态发展一如他所言。
上面这个观点是我在职场几历波折之后才明白过来的，而在当时，他说完了我就忘了，就记得他才三十岁却奋斗了四十年的这个过门。
当我在十二年前静下心来重读孔子的《论语》的时候，才真切的意识到当时主宰自己的那种“小人思维”是何等的顽固。正是这种思维模式使我远离了大道，偏离了职场博弈的常规法则，并犯下了许多无可挽回的错误。
那一年的情形就是这样，单位的确是打报告说今年不准备接收新的毕业生，也不打算招聘新的公务员，这个消息一点也不假，千真万确。
但在这时候，职场的博弈法则体现出了它的价值与效用，虽然单位是有这个意思，但能不能如得了单位的愿，这还要看职场的整体博弈态势。
事实上，不只是我们单位，几乎所有的大机关，也都打了同样内容的报告，不要人，也不招聘新的公务员，老公务员还人满为患呢，招来新的往哪放？
但就在那一年，数十万毕业生漫山遍野的从校门冲出来，涌入人才市场，偏巧经济形势又不景气，企业也都在“减人增效”。毕业生们人心惶惶，如此之多的毕业生扎成一堆，却连个招聘单位也没有，这岂不是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了吗？所以组织部一怒之下，下令：所有的单位，不管你超编没超编，不管你要人不要人，都得给我搬张桌子去人才市摆摊，哪家单位不去，通报批评。
于是我们单位工会的两名同事，就垂头丧气的扛了张桌子去人才市场。
听到这个消息，我在第一时间赶到，毕业的学生们都挤在前面疯了一样的递简历，好歹我认识这两位老兄，就从后面绕了过去。两位老兄一见我非常高兴，立即拍着桌子招呼我：快来快来，坐这儿看热闹。
我正告他们：我不是来看热闹的，我是来报名的。
他们不明白：你不已经是咱们单位的了吗？还报什么名啊？
我说：我报名考公务员啊。
他们问我：那你跟局长打招呼了吗？
我瞪大两只眼珠子当面撒谎：不打招呼，我能来这儿吗？
他们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当即反问：那怎么局长没跟我们说起这事呢？
我说：局长事多，没顾上呗。
他们说：那我们可不敢让你报名，实话告诉你吧，咱们单位这次根本不招人，不光咱们单位不招，在这里摆摊的所有单位都不招，要不是组织部逼着单位派人来，我们哥俩儿吃饱撑的跑这一趟？今天这个招聘会就是蒙大学生的，你还是别瞎整了，就坐这儿和我们俩一起看他们的热闹吧，你瞧着我们哥俩怎么收拾这些傻了吧叽的大学生。
我说：我不是来看热闹的，我也不管你们想蒙谁，既然你们在这里招聘，那我就一定要报这个名。
他们俩说：就知道你小子难缠，可也犯不着难为我们哥俩吧？明告诉你，今年转公务员的指标已经内定了，根本就没你，今天就算是你报上名，也没用，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吧。
我说：有用没用是我的事，你们俩直说，到底让不让我报这个名。
那两人勃然大怒：放着我们两个在这里，今天你想报名，做梦去吧！
我也大怒：你凭什么不让我报？把理由说出来？
他们冷笑：你不符合条件。
我反问：不过就是招一个办事员，我哪一条够不上？
他们道：低于硕士学历的，我们不要。
我说：巧了，我正好符合这一条。
他们翻了翻白眼：你还得懂金融，财会。
我说：又巧了，这正好是我的专业。
他们又道：光这些还不够，你还得懂法律。
我哈哈大笑：你们说这巧不巧，我正好有本律师证。这个是我在唬他们，律师证是没有的，但我有一个哥们儿有，哥们儿吗，他有就等于我有。
他们不动如山：还得懂计算机，光会玩游戏可不行。
我沉着应对：计算中心的程序都是我编的，你们说我懂不懂计算机？其实我计算机编程退步极快，连C语言都没拿下来，不过与他们这些对计算机的认识仅限于玩游戏层次的人相比，我怎么也称得上专家了。
他们两人翻出招聘条件，往桌子上一拍：还要会开车，你会吗？
我不屑回答：看这话问得，多没水平，你们没看到过我开单位的桑塔纳吗？
他们继续往下念：要会两门外语，你行吗？
我说：要不咱们改用英语和日语对话？俄语也成，就怕你们听不懂。这个不能算撒谎，英语我学过，日语的学过半年，俄语的字母见过的。
他们的阵脚终于乱了起来：你厉害，还剩下最后一条，要是这条你也过了的话，那我们还真拦不住你了。
我站在那里，激动得全身颤抖：那当然，什么条件，你们说吧。
他们说：你还要会生小孩，这本事你也有？
我大诧：生小孩？什么意思？
他们平静的对我解释道：这一次招聘我们只要女的，你够条件吗？
只招女的？我两眼前一片漆黑，终于被放倒。
（6）大闹局长
关于这次报名应聘，我曾几次想把它写出来，以此证明我当时一个偏激的想法——瞧瞧，这个社会有多黑暗，人心有多坏。可是这个明显错误的想法总是让我气愤得全身颤抖，脑子中一片混乱，说什么也无法把这么简单的事情理清楚。
实际情况是，职场中的博弈法则在这场招聘会之后悄然的体现着它着神秘力量，就在那一年，省各直属单位就招聘到了一百多位优秀的毕业生，这不是假戏真做，而是招聘程序一旦启动，各方博弈力量介入进来，事物的发展方向就自然而然的向着一个博弈均衡的态势方向转化，决非是一两个人的意志所能够控制得了的。
但在买方市场的招聘单位之间，无限度的抬高门槛，也非是大机关独有的作风，就连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小型民企也不例外，我就曾亲眼在深圳的人才市场上看到过一家单位，要招聘一名年龄在二十三岁以下，有着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的博士生。当时看到这个招聘条件的时候，我的老毛病又犯了，忍不住冲上前去替他们算了算帐：年龄在二十三岁以下，工作经验要五年，那这个候选人就得十八岁那年读完博士毕业，拜托，他们不过是一家满街贴小广告的脚气水公司，至于要求这样的天才人物给他们打工吗？
闲话少说，总之，当时的我仍然是处在对职场游戏规则隔膜的状态之中。尤其是这次报名未能如愿，令得我大受打击，几近绝望。
我当时想，完了，我完了，我被人给玩了，拼死拼活干了一年，说好的如果表现得好的话给我转公务员，可到了时候，居然不认帐了，我被骗了！
如果当时我要是知道自己会在五年之后弃副处长的职位而不顾，毅然辞职下海打拼，以圆自己的人生之梦的话，我当时的情绪绝不会低落到如此的地步，更不会象末日来临一样的栖惶。
我没能报上名的事情，很快就被处里的同事们知道了，他们都显得极为激动，围着我转来转去，帮我出主意想办法，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同事满脸神秘的冲我伸出几根手指头：现在都是明码实价，你要想转成公务员，至少也得这个数：六万！
六万？那还不如杀了我的好！
六万虽然不多，可毕竟也不是一笔小的支出，我拼死拼活的干了一年，最后还要再花万六万块打通关节，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另外一个同事又出了一个更损的主意：你要是实在没钱，那就只好带把菜刀去局长家里去了。
同事出这个坏主意，倒也不是说明他们心术不正，恰恰相反，推人落水看热闹，只是世态常情。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同样的心态，既然与已无关，那事情闹得越大越好，闹得越是离谱就越是有热闹可看。
出于这种隔岸观火，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同事们还围着我讲了一堆的故事，无非是哪个员工不够分房条件，于是趁夜揣了把菜刀拜访局长，终于顺利的解决了住房问题，还有就是谁谁谁干到年头了却得不到提拨，于是他就背了铺盖卷去局长家里安营扎寨，终于被提拨为处长之类的事情。这些事情半真半假，其中被过滤掉的真实性信息过多，已经使得这些信息严重被扭曲。
但这些被扭曲的信息恰好对准了我被扭曲的接收频道，我很认真的考虑了带菜刀去局长家里问候的方案，并认为这是我目前能够找得到的唯一可行的最佳选择。
但是当时恰好有另一条同样被扭曲的信息，迫使我放弃了菜刀的选择。
就在那段时间里，当地冒出来一位变态人士，该人士主要做案的手段是身藏菜刀一把，专门趁暗夜在街上寻找那些下夜班的女工，然后悄悄的从后面跟过去，照受害人的屁股上就是一菜刀，然后再趁受害人因为痛疼而丧失了反抗能力的机会，大肆施暴。
由于该变态人士的出现，搞得诺大的一座城市人人自危，许多人晚上出门的时候都带了刀防身。然而警方也正在雄心勃勃的周密布署，侦骑四出，埋伏遍布，务期要将那位变态人士擒拿归案。就这样阴差阳错，警局里逮到了一大堆带刀夜行的非变态人士，唯独那位变态人士依然是逍遥法外。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带把菜刀晚上出门，是极不安全的。所以我最终选择了空手。
当天晚上我到了局长家门外敲门，开门是的局长老伴，她一见我好象非常高兴，居然还顺嘴叫出了我的名字。
这是一个好兆头，局长老伴居然知道我的名字，可知我在单位这一年，还真的没有白混。
然后局长从卧室里迎了出来，见了我也极是热情，请我坐下后递烟倒茶，还很关心的问起我的生活情况。如果我当时的脑子那怕是稍微冷静一点点，也多半会猜出来眼下的情形对我极为有力，我最需要做的就是立即调整战术，多听听局长的话，说不定会有更多的斩获。
可是我在去局长的家里之前，已经在腹中把要说的话打了不知多少遍的草稿，最糟糕的是我的情绪正处于失控状态之中，我要表现出我的野蛮一面，要让局长一家知道，如果他们竟敢不把我转成公务员的话，那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在这种满是敌意的心态驱使之下，我一张嘴，就立即进入了状态，滔滔不绝的说了起来，我当时所说的话现在已经全部忘了，但当时的话题风格设计还记得很清楚，就是把那一句“谁让我不好过，我就让他一家不好过”用更文雅更温柔的语言表达出来。
我表达的非常成功。
局长和他的老伴目瞪口呆的听着我说话，他们一直在听，满脸的错愕，好象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足足说了两个多小时，至少也把那个意思重复了五遍以上，看看快十一点了，就起身告辞，局长把我送到门口，象送瘟神一样，忙不迭的关上门。
回家之后，我兴奋得半夜没睡，不管这一次行动的效果如何，至少我自己是非常满意的。
第二天一上班，人事处处长就把我叫了过去，我一进他办公室的门，他劈头就给了我一句话：你行啊你，竟敢指着局长的鼻子破口大骂，局长哪点对不起你了？你跑到人家的家里闹了一个晚上？
我吓了一跳，感觉事态好象不对头，本能的退缩了，连忙否认：没有啊，我就是去局长家里说一下我的情况。
人事处处长问我：你什么情况？也值得去局长家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