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出劳模的地方，必然有着许多贪官，只有贪官才需要劳模替他们卖命，老百姓是不需要这玩艺的。老百姓需要的就是各司其职，各就其位，一个关系理顺的社会，胜过一万个“英明的领导”。
与更多的集成了社会财富分配功能的社会体系不同，企业是一个生产单元，所以社会的贪官现象，在企业中就表现为无能的主管现象。
在企业里，员工越是拼命工作的部门，主管的能力越是可能有问题。如果老板仔细瞪大眼睛看清楚的话，就会发现主管的管理工作肯定是由员工自己承担起来了，主管却多半忙着跟自己的员工调皮捣蛋。所以在这种强劳动的部门里，工作效率往往是极为低下，
这一番理论就解释了我去了汽站不足一个星期，什么事情也没做，老站长自己就急如星火的将汽站关系理顺了。可怜的老家伙，现在想起来，他真倒霉啊，摊上了我这么一个无能的区域经理。
但我当时却没有想到这么透，相反，我却认为这纯是我的运气好的缘故，一边沾沾自喜的把老站长的成绩据为已有，一边不停的向总部打电话证明我的能力：看看，我才过来一个星期，一个连的人马就被我削减到了二十三人，而且一分钱也没花，你们还让哪儿找象我这么能干的人去？
老站长进我办公室来跟我商量，是不是吩咐员工准备工作，进入正常的营业状态？
我摇头，真的有些同情这位老站长。要知道，这家汽站早已成为了董事长的私人企业，谁听说过私人企业要花钱养上几十号“正式职工”的？
我是负有使命而来的，有我在，这二十三个“正式职工”，一个也别想留下来。
如果他们留了下来，那走的肯定是我，这是毫无疑问的。
（5）让人为难的弱势群体
我把“骨头方案”拿出来跟老站长商量。
这个骨头方案就是前者在杜老板的家族企业使用过的招术，简单说来，就是引进利益博弈机制，打破企业内部的均衡。但我当然不会把方案直接称之为“骨头方案”，而是用了一个当时最时髦的词语：叫做优胜劣汰，竞争上岗。
老站长看了我的方案，脸色说不出的难看，好久也不说一句话。
我哄着老头去“执行”，可是老头却说：你来，你来，你的能力这么强，肯定没有问题，我在后面支持你。
这老头其实一点也不傻，只不过是老实而已。但老实人逼急了，也有咬人的那一天。
所以我不敢再逼他。
但我也不敢露面做这件事，据我所知，在我了解的所有企业之中，凡是这么干的，都不见做事的人露面，几乎每一家的做法都是一模一样，趁职工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在大门或公告栏上突然贴出来一张“告示”。所有的告示内容也完全相同，无非不过是为了响应中央的号招，遵照上级的指示，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把企业搞好，从即日起实行定岗定编，所有人员竞聘上岗，诸如此类。
关于这件事，后来我曾在资本市场论坛上遇到上市公司沈阳机床的董事长陈惠仁，他在几年内令得企业利润翻了五倍，实在称得上东北的草根英雄。但当我与他聊起来的时候，他最引以自傲的却不是这项骄人的业绩，而是他在企业的“优胜劣汰”过程中，未曾引发任何争端，由此可见这种人事的管理是何等的让人伤透脑筋。
当年的我，智拙才浅，远不足以与经验丰富的陈惠仁相比。
当时我和老站长躲在办公室的门内，偷听着门外的动静，大多数职工看了告示不敢吱声，但总有人偷偷的骂出几句：这帮贪官污吏，坏透了，又想出法子来弄钱了！呸！呸呸呸！
职工们是这么理解的，岗位少了，就会有人“下岗”，而人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就不得不给上面送礼，这是他们对于现代游戏规则的解读，你看到我的经历，就知道这些失败者对现实是何等的隔膜！
实际情况是，这些人都将被发展中的企业所抛弃，他们必须自己为自己负责。
但是他们心里却是有着深深的积怨的，因为他们为这家汽站付出了许多，甚至有人付出了一生，在他们的早年工作期间，是没有医疗及社会保险这一说的，他们所积累的财富都已经进入了社会的分配体系，而现在，这个分配体系却与他们无关了，这让他们如何能够忍受？
但是我和他们竟然形成如此对恃态势，却也绝非是我的过错，也不是公司董事长的过错。我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而董事长则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件谁也没有过错的利益对决。
造成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就是因为出现了一个社会分配黑洞，应该归属于这些“正式职工”的那一份社会财富，消失在这个黑洞之中。总不能让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是我来填补这个黑洞吧？何况我们也填补不起。
公司有二十三名员工，但我却只设计了十一个岗位，实际上这十一个岗位也只是权宜之计，一旦情势稳定下来，还要再将这些人个个击破。但是我在前面说了，我不懂业务，所以在动手之初，就犯了下一个大过错，正是由于这一过错，害得我丢盔御甲，兵败无地。
在设计岗位的时候我仔细的看过老站长拿给我的工资单，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汽站里大多数员工的工资只有三百元左右，高的也不过五百元，但却有一个人的工资高得怕人，居然有三千元。
当时我还以为工资单上出了错，找到老站长问个明白，老站长狐疑的看了我一眼，低声说了句：人家是有本事的，我惹不起。他有意把“本事”二字说得含糊不清，我也没有再细问，而是想当然的认为：噢，我明白了，原来是有人揩汽站的油。或许在此之前这样做是可以的，可现在，恐怕由不得他了，所以我将这个人的职位就给取消了。
这个人的职位叫做：点瓶员。
没在汽站工作过的人，就是想破脑袋，恐怕也无法猜到这个职位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点瓶员，顾名思义，不就是清点煤气罐的数目吗？就这么简单的工作居然敢开三千元的工资，高出他的同事十倍不止，那必然是象老站长所说的：对方有“来头”（我就是这么理解老站长的话，这个老滑头，害惨了我，这里再告诉大家一句，老实人害起人来，更叫人哭救无地。）
如果你曾在汽站工作过，看到这里，就会知道我要惨了。
但我当时还没来得及惨到这一步，还有更棘手的问题让我欲哭无泪。
却说告示贴出来的当天，就有一个面目憨憨的女孩子走进来，敲我办公室的门，我看到来者不过是一个女孩，就没当回事，让她进来，可她却站在门口不做声，我问她有什么事，她仍然是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瞪着一双苦凄凄的眼睛看着我。我被那双苦凄的眼神看得心里发毛，一时惊慌，急忙大声喊老站长的名字。
老站长闻声赶来，见到那个女孩，也是呆了一呆，然后用手比划了几下，就见那个女孩突然激动起来，泪如雨下，口张开，不停的对着老站长比划，神情极是悲愤。
我顿时呆住了，她竟然是一个有着先天性听觉障碍的残疾人。
她是来抗议这次“改革”的，因为她在竞争中几乎不占任何优势。
我当时又惊又诧，第一反应就是推御责任，埋怨老站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老站长却也没好气：你是搞企业管理的，还能不知道这个？
老站长当时把我问住了，可是我不知道，却也怪不得我，我从未听说过哪个管理学的理论家知道这事，也从未在哪一本管理学著作上看到这种情况的应对之策或是解决方案。概因主流管理学学者全都是闭门造车，一味的凭了自己的想象肢解企业，压根没有想到过企业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这些人不仅有着性格上的缺陷，还有着心灵上的缺陷，同样也会有身体上的残缺！
情况就是这样，就在这家不过是二十三人却已严重超编的小汽站中，就有着四个残疾人，除了这个哑女之外，还有一个小儿麻痹症患者，一个顶替他父亲接班的弱智，还有一个是早年因为汽站失火烧得半边脸破相的“功臣”。这几个残疾人，都是由民政部门安排进来的，民政部门负有妥善照顾弱势群体的社会性功能，但民政部门的资金有限，只能往一些效益好的单位，或是与民政部门关系好的单位，又或是民政局自办的企业里安排这些人。这些人可怜的人，原本就在这个社会上已经处于了弱势的地位，不过是一个聊以残存的饭碗，又有谁忍心剥夺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最后的一线希望呢？
事出意外，我当机立断，急忙补了一张告示，宣布这四个人情况特殊，可以不经过竞聘上岗。
然后我忙不迭的打电话向总部请示。
总部一句话也不说。
这种事，谁敢说话？
没人敢冒着天打雷劈的危险说：赶走那些弱势者，企业不需要他们！
同样也没有人敢说：让董事长养着他们吧，就算董事长又多了几个爹好了。
没人敢说话，就得我独自寻找出一条合理的解决方案。
可是这个方案，我真的找不到啊。
如果我赶他们走，那我还算人吗？恐怕第一个发火的就是董事长，因为我败坏了公司的名誉。如果我自作主张留下他们，第一个发火的还是董事长，因为我加大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恐怕这些人的工资，全都得从我的腰包里掏出来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想，要不就干脆留下他们吧。算一算，他们不过是四个人，而且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微薄的生存费用，一个月不过三百块钱而已，全部加在一起才一千二，而我的月薪是八千，我还掏得起。
但等到了晚上，我就掏不起了。
第二个未加深思熟虑的告示向员工们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于是，在下午下班之前，又有五名员工兴冲冲的拿着刚刚从医院里开出来的证明他们是残疾人的诊断书跑来了。
这下子我可没咒念了。
（6）又来了一个“区域经理”
汽站里飞速增长的残疾人事业令得我束手无策，事实上这一意外不仅我没有想到，集团公司总部也是始料未及。概因汽站属于危险作业，别的汽站最多不过是安排一个两个老残疾军人，可这里却有四个，占了职工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加上后来迅速发展起来的新残疾人，残疾人占职工总数的比例几达百分之五十。
原来，这位汽站的老站长的确是一个老实人，早在几年前汽站的效益好的时候，他的一个安排在民政局的老战友，同他商量能不能接收一个两个残疾人就业，老站长慈悲情怀，悲天悯人，再考虑到又不是由他掏工资，象这种仁行善事，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当时汽站已经有了一个顶替退休父亲的弱智，再多两个，无非不过是饭桌上加两双筷子而已。后来一户人家煤气罐爆炸，炸伤了一个“待业青年”，这样汽站就又把该青年也养了起来，如此这般，就有了四个残疾人。
有一半的“残疾人”，这竞聘又是如何一个“竞”法？
脑子活络一点的，遇到这事的时候就立即改变对策，偏我生性爱钻牛角尖，还跑到医院想查一下后来的那五个“残疾人”诊断书的情况，让医院里一位不知道做什么的仁兄，绕着弯把我祖上三代骂了一顿。
竞聘是搞不下去了，我下不了台，就躲在办公室里不出来。老站长兴高采烈的安排汽站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他的做法是再从外边临时雇请二十几个“临时工”，由汽站里为数不多而且还能够上班的“正式职工”管理着，继续向市民提供液化汽。
我有点明白过来了，感情这么一家小小的汽站，报上一百六四十人倒也不是胡闹，职工人数的高速增长就是这么来的。
于是我反对老站长的做法，但是老站长已经看透了我，不再任劳任怨的接受我的“欺负”了，我说我的，他干他的，直到我明确的告诉他：他雇来的几十号临时工，是要他自己掏钱的！老站长这才犹豫不决起来，将临时工人数减少了一半。
被减少的一半临时工不乐意了，开始在汽站里摔摔砸砸，而且还有一些“资深临时工”找到汽站来，强烈要求“转正”！
这边正焦头烂额，那边市府打电话过来，老站长促狭的让我接电话，我缺乏经验，也不问情由跑过去就接。市府那边有一个官员告诉我：有一百多名汽站职工正聚集在市府门前闹事，让我们汽站“自己解决”。我出了一头的冷汗，结结巴巴的答应了下来，等放下电话，才突然回过味来，汽站的正式职工也只不过二十三人，哪里又跑出来“一百多名”到市府闹事呢？
急忙找老站长商量，老站长耷拉着脑袋不吭声，好半晌才给了我一句：你年轻，不明白这些，我看你还是算了吧。
我掷地有声的回答：只要你给我开八千块钱，那我就算了！
会谈就这么破裂了。
然后我追着老站长表态：是不是汽站的员工总人数，就是他最后拿给我的那张名单上的二十三人？
老站长不理我。
我不管那么多，打电话回告市府：闹事的那一百多人跟我们汽站没关系，我们汽站只有二十三人，而且都在“认真的工作”，总之，这事我是不管，你们市府自己瞧着办吧。
后来我才知道，在市府门前闹事的那“一百多人”，还真是汽站的“员工”，只不过他们都没有列入正式职工的编制之内，而当董事长收购这家公司的时候，市府也确实提出来“妥善安置”临时用工人员的要求，当时董事长以为这种“临时用工人员”最多也不过是七、八个人，又急于买下汽站，就没口子的答应了。等到发现临时用工人员竟然有一百多人，董事长傻了眼，已经意识到我压根不是处理这件事的合适人选，但在当时的人才市场上，要想找一个能够处理这种情况的人，还真不容易，也只好先派我过来探探风声。
而今让我这么一搞，就把和市府的关系弄僵了。弄僵就弄僵，我毕竟不是吃市府财政饭的，还不放在心上，但紧接着，一桩怪事就发生了，这件怪事把我的西南之行，其荒唐程度推到了顶峰。
那一天我上班，老站长就拿过当天的当地报纸给我看，当地的报纸头版基本上是从人民日报上扒下来的，二版是从经济日报上扒下来的，三版是从党员学习材料上扒下来的，四版是从光明日报上扒下来的，所以对于这种报纸，我向来是连翻也不翻的。
老站长见我不翻报纸，急得在一边跺脚，他打开一个版，摆明了非要让我看不可。我不得已低头看了看，偏偏是近视眼，硬是没有看到上面市府的任免令上我的名字，枉费了老站长一番苦心。
接着汽站的“新任经理”就上任了，陪他一起来的有几个气派庄严的“政府官员”，在老站长的带领下，一行人开始视察“汽站工作”。
我一个人留在办公室里没人理，趁这功夫，我把那位“新任经理”放在门口桌子上的一份红头文件看了看，才发现当地市府人事部门已经“免去了”我的汽站经理职位，改由现在这位叫马舒才的同志来担当。
我当时就昏了，因为我的思维仍然停留在第一家公司的砍人状态之中，思维模式介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夹缝里，全然没有想到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官员闹出来的一个大笑话，还以为是公司已经让我走人了，就立即打点行包，坐小巴回到了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