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膜
3岁时，我很忧郁，喜欢，在河边，丢小石头。这段是我一写小说的哥们常年的签名。后来，我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我只能记忆声音，完全不解词句的含义，歌曲在我脑子里就是声音体，像心电图。比如，我居然会唱一首完全不知道含义的日语歌，发音完整。
9岁，我开始有疑惑，自己的身体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么？药会对我的机体像对别人一样管用？
14岁，我发现自己是常人，英语单词没见过也确实不认识，倒在水泥地上也会磕掉牙齿。
20岁，事情开始玄妙，我出现了词语障碍，常会恍惚意识“语言这东西复杂、玄妙和伟大，如果人们把几个词句排列在一起，就能理解意图”这件事不可想象。这种状况在我坐上出租车说出目的地的时候尤为明显——“三里屯。”我说。司机一言未发，车子却启动了。这太可怕了！他真的意识到我要去的所在地了吗？我从未当面跟人交流过这些。
25岁开始我认为世界与我之间有一层薄膜。它不透气，让我觉得冬天不寒冷，秋天也不清爽，糖不甜盐不咸，花开花谢无分别；见到生，我会想到死；说到欢欣，我会想到指日可抵的悲悯；提起愁苦，我又站得更高去回望生来死去，秋叶安然。
一种分裂在一个人的身体里诞生了。憎恶一具无法体量外物的身躯，不能穿刺的一道膜。生活是竹签上随时可以腐烂摘掉的山楂。我能想到清晨，就会知道傍晚，看到起风就知道要落雨。睡前的头一晚我会预料明日之事。写在头一篇的专栏，我也仿佛看到，终有一天，它会停止，而那时我要么是倒在湖边养荷花，要么就是吹着南方的山风写更多“踉跄拾阶操白云”的废话。活着活着，就只活剩了概念。
荒木经惟说：“我不主张换镜头，而是要自己后退或前进来接近被摄物体。摄影，要用自己的身体来拍。”活在隔阂世界里，最灵敏的部分就是身体的抓屏。眼球会伴随思维把目光聚焦在一个关心的点上，这就是生的中肯，也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上的分子，经常要隐匿的中肯，于是无聊。
不是说万念俱灰，我的盼头里还有一样：这辈子能逮住个外星姑娘，谈一场唯物论者跟宇宙能谈的最伟大的恋爱。我相信如果让我抚摸着一张蓝色面孔，或者细菌一样的脸，然后与其谈论广州火车站的治安问题，一定是一件人生快事。那感觉类似姜文的电影里常有的小号声再次嘹亮而起，面对一辆奔向远方的火车。
哪怕是一个清晨，一壶安逸清亮的茶水，一本利索干净的书，或者我们再一次回望过去，自习室久久凝望的背影，就会感到苏醒的力量还在，还会带领我们跟世界变换体位的折腾下去。此刻用电影手法来表达心情，类似《大决战》里面的航拍镜头，掠过张着大嘴喊着“啊——”的人群，掠过山河壮美，掠过狼烟婆娑。
肉 身
医生这回开出的处方我连看也没看，因为永远潦草而神秘，看了徒增烦恼。我也没把这份排号两个月，排队4小时，就诊过程5分钟产生的珍贵手稿交给药房，因为整个过程太过漫长，漫长到似乎我可以在中间做完很多事情。可以穿过一个季节，可以让身体的病灶奇迹般的复原。这种心态很好理解，病在发作时，人们集齐全部的恼怒和无奈，发誓第一时间消灭它，但是社会带来的被动延迟，让这种仇恨慢慢消散在穿过医院窗口的阳光里。
医生只是自顾自地讲话，他要求我按照他的逻辑去描述病症。他说：“你重说，怎么啦？”我说我的颈椎2到4节增生。一个崩溃般的表情配上火车鸣笛般的长音：“不——要说这些，这些是我——讲给你——的话！”他见我不悲不喜没有表情，无奈地叹了口气，像是老师教不会孩子：“你就说，哪不舒服？”我说，我感到世界不真实。他又崩溃了。他说我从医三十年，你是头一个这么描述病情的。我感觉他看我的目光里含有“屌丝”两个字的意味。
“你是不是感觉恍惚？”
我说对，恍惚。
“恍惚嘛！我是学理科的，你让我怎么理解世界不真实，你难道不认为你描述的有问题？”
医生没有给我更多的机会描述我的病，经验已经让世界不真实等同于恍惚。其实，世界不真实里面包含了更幽深的感受，玩儿命总结规律，试图理解万物繁衍消弭的逻辑，解构人在某个社会位置上的存在原因。但是这些规律，只是形单影只的存在于我总结完毕，却无处存储的空间内，相互拥挤无法吸收——这是不真实的根源，我像发现了秘密的哑巴，心里清楚，无从描述。
然后医生开始了长达3分钟的贯口。我几次想争辩，都被他不容置疑的眼神搞恍惚了。此刻如果天花板上贴着一个我，观看这个小房间里正发生的对话，一定是滑稽透顶。一个人熟练地向一个陌生人提出各种假设。最后他觉得我的病需要去看颅内或者神经科。我的颅内回荡着“操你大爷”四个字，随即是失望，我根本就是来寻找自我安慰的。
病是客观存在，而寻求治疗本身是对肉身的安慰，理性告诉我要这么干，感情让我离开。我有一个朋友在看医生的时候描述自己子宫里的疼痛“有时候是圆的、有时候是尖尖的”。还有另一个朋友读文章说这文字写得很像是金属、土壤。可子宫和文章都是被动的，我们的全部肉身都是被动的，等待被描述和治愈。人人都是半个天才，另一半埋在土里。一半是精进主义的，另一半不断修正自己。我似乎已经像熟悉一枚硬币一样熟悉自己。
后来我去买了包烟，撕开，点上，长舒一口气。终于是把病看了，踏实。
向生而死
摄影师对我说，我再也不接杂志的活儿了，再按一下快门儿，我就要死了。
我常幻想，手里有一瓶口感上好的啤酒，一支耐抽的烟，在阳光还好的任何一个环境里（比如夕阳怀中的楼顶，有和煦的风），倒下，告别躁动，让粼粼的河水带走我沉重、阴郁、杂乱和寂寞。让会唱歌的剑鱼出现——告别疾驰的环线，轧过护栏，享受落地支离破碎前的一秒钟。那一秒，有太多的东西：春暖花开的海、波德莱尔的“梦中宝石”、留着蘑菇头明眸皓齿的姑娘、闪光的乡愁和陈词滥调的伤感……可在你毁坏前，又能做些什么呢？
——你必须付出生命。
或许你预谋过无数次成功。你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想过你在白宫，弄脏那里的地毯；坐在幼儿园的秋千上，想过要严厉对待你日后的妻子。你考虑未来的思绪从未停止过……如今，你怀着梦想开始在陌生的城市中冲撞，从一个没有捂热的酒店房间飞往另外一个寓所，喝一杯说不出滋味的昂贵饮料。可是你还是没有中断那浩瀚无涯的思绪。你想过在沙漠里开一所妓院吗？想过在窑洞里饥寒交迫地数落失聪的婆娘吗？想过奥运火炬被一阵小风吹灭吗？想过复述他人的才华之作来功成名就吗？
我好像看到你点头微笑了，那我可以揽着你的脖子赞美一句。黄家驹的一句歌词曾经深深地打动我：“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多么强烈的呼唤，说的不就是你和我吗！
如今你的所在，可能是人生几个台阶铺垫的结果。那可能是少年时的一部电影带给你的美好，你开始对这片地域输出真情，催眠至今；可能是因为大学志愿抄袭同桌的她，造成今天还在为以往的年少痴情买单；还有可能你是个不爱激动、从不大声叫嚷的平庸之辈，你对世界没有激情，只知道赚钱可以买东西，只能在别人虚情假意的颔首中乏味些滥调陈辞——这样的你，在哪儿都不会让我感到意外，因为无论哪里，都是这样的人的幸福之地。做一个温柔的白痴，有何不妥？
生活是体验的集合。欢乐，绝望，淫荡，崇高，它是不断重叠、延续的线段。我们不断哭泣着出生，因为一对男女的心血来潮、处心积虑还有一不小心。然后我们立刻投入到各式各样的激情中去：嚎啕着为争一口三鹿奶粉，花大价钱为了摸一下妓女的手，从黄牛手里买一张曾是隔壁邻居的小姑娘今日的演唱会门票，尽量多给老态龙钟的亲戚一些钱为了他死时你不在身边不会更加过意不去……如果这些例子你都没看懂，你体会你眼前这个作者的坏心肠，为了一句能直接说明白的道理带你们折返跑三十几次。
你是一个摄影师，你是一个鞋匠，你是酒馆里一个跑堂的，你是三环边上敲诈他人的盗贼，这都无所谓。你知道你的职业很迷人，并且在早上整个城市没有尾气的时候能够躺在自己舒服的床上感觉安逸。你不被约束，或者甘愿被约束。你能拍出一张美妙绝伦的照片并且把它撕掉。你能写出一篇皇皇巨著并且甘愿把最精华的部分献给千字三百的稿费。
这全然无所谓。你向生而死，你因此一生绚烂。
光圈2.8的世界
一般镜头设置在最大光圈2.8，照片的景深很浅，背景模糊，唯独焦点所对应的位置无比清晰。当我在洗手间里捧着一本书云里雾里的时候，用力提起精神让眼睛望着水龙头，水龙头的局部就像焦点一样清晰起来，但是周围的一些又迅速陷入了模糊的状态——这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光圈2.8效果？我突然意识到：世界有一层膜，客观存在的不真实感，种种体验很有可能来自由于长期的压力而出了问题的我的可怜的颈椎。身体零件的问题，引发的事物新观感？我陷入了深深的怀疑当中。
大学的时候，一位姓郭的副教授因为是我的同乡，对我格外关照一些。虽然在课堂上他也常跟学生说些实话，讲些非常个人的生命体验，但是他仍旧对我终日云山雾罩的样子表示担忧。一次夕阳西下，我们同路偕行去食堂，他语重心长地劝我：“不要以为你对世界有一点不一样的认识，就怎么样怎么样了！”我知道他后半句的意思是最终我会被生活打回一个柴米油盐的人形，里面兴许还有几分对自己当初少年义气如今幻灭人生的懊恼。他当时的样子非常真诚，摆出一个“过来人”的表情。在暗暗感激他能跟我说这样的话的同时，我也陷入了怀疑，我对世界的感觉与其他人出入很大？我为这样的方式去生存开始产生了一些动摇，当然，这种动摇很快就被我供血不足的大脑遗忘了。
后来学院十周年庆典，也曾经邀请个别当年的毕业生回去讲讲，给小苦瓜们鼓鼓劲，说说学校的好。我们这种被社会历练了到今天的同学们自然知道什么该说，什么又是不该，极力吹捧学府当年的辉煌、老师的牛逼和就业的便利。可是青年人的血性还是没有压住，一个供职南方报业的记者，还是提了几句民主、自由之精神类似的话。当时稀稀拉拉的掌声谁也没有在意，在其后恩师老生的饭局上，几杯酒后，他的“自由散漫”还是遭到了脖子通红的老教师的批判：“爱讲民主、自由于学生无益！害他们胡思乱想，害他们犯错，你们这群南都的都是这个德行！”当场就有老师劝他：“算啦。这还好呐，幸亏没叫那个汪洋回学校讲……”也是，不知道我光圈2.8的眼界会给一群胸中流窜着热血的20岁男女讲出什么。但是如今讲些话来的前提，也要拆下我嘴上的一把锁来。
最近一本书很流行，是《史蒂夫·乔布斯传》。有人给我寄了一本，翻看第一章节我就冒出了疑惑：乔布斯是被领养的。他被亲生的母亲遗弃，被没有血缘关系的汽车修理工的“父亲”选择，他最亲密的朋友都认为“他想完全控制自己制造的每一样东西那种强烈的愿望，源于他的性格以及刚出生就被抛弃这件事。”原来，这个天才看世界方式、对整个游戏规则的颠覆性的审视和自身行为规矩的确立，有这样先天与他人不同的出发点。于是，我仿佛对这个专栏的名字有了新的认识。世界并非于我有层膜，而是我在慢慢病得严重。
黄昏的清兵卫
可能是我起床的时候总是下午，入睡的时候总是清晨的缘故，所以大部分向窗外看的时候，总是昏暗的，一副入冬时节的萧疏。母亲从家里寄来了电热毯，牛肉酱，写信嘱咐我已经长大成人，需要处处照顾好自己。她的钢笔字工整而果断，力透纸背，我知道这样一张纸的信也许要花上她整一个下午去构思、落笔，一丝不苟地夹在我要求她寄的毕业证书里面，然后邮寄出来。
母亲是会发短信的，对此，她非常得意。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你看，你们谁也没有教我上网，可是我会了，我什么都能搜，什么都能看——她在闲暇的时候会在网上打一打斗地主，每天输掉几十分。因为思维缓慢，别人骂她，她就很生气，发一个“足球”的表情，然后迟迟不再动作。我问，你这是干吗呢？她愤愤不平地说：“嫌我慢？！哼！”
就是这样的个性，让我能偶尔收到打满七十个字的短信。她也经常抱怨：你们是不是拿短信当聊天呢？一次只发那两个字？如果我们在一起看电视，放在一旁的手机响了，她会说：“忙啊，这业务……”有时候她会学手机震动的声音：“嗡嗡嗡，来——了。”我只有羞赧一笑。
北京的冬天来了，我也必须像母亲信中交代的那样，做好身边的每一件事情。购买足够的生活用品，针织手套，书籍，去百货商场挑选了一件笨得像狗熊的棉裤——这是在电脑前工作的必备品，屋子里的暖气有跟没有分别不大。我在屏幕前举着冻僵的手指，心里想着不能落下一双老寒腿；我泡上好的铁观音，就着看电脑的间隙溜上一口。我在面前的墙上贴了一张北京城市交通图（虽然少出门）。两个月我的头发长得已经盖过了耳朵，开始遮挡眼睛，胡子茬也越来越硬，久不说话已经开始对自己的声音陌生……想过晨练，但是发现我没有任何心气跑步。做一项运动比如羽毛球，发现既没有球拍也没有一起打球的人。日复一日告诫自己多吃一点好的，于是往煮面的电热杯里磕上俩鸡蛋。
隔壁邻居对我的好奇心仍旧不减，不论清晨还是黄昏，在水池边遇到他们，都会有一声亲切地问候：“起来啦？”他们自己在门前支起炉架，每天中午我都要被吱吱嚓嚓的炒菜声吵醒。我会翻个身，看一个章节的书，适应屋子里的气温，起身打开电脑，再泡一杯咖啡。就这样迎来新的一天。
胡同口饭店的服务员、大厨、老板娘和她的儿子已经对我亲切起来了——这个人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为他们再添上一笔生意。偶尔她们会假装客气一下，不收我的钱，但是我知道如果我真的没给钱转身离开，这一家人恐怕一天都吃不下饭。我是个善解人意的好青年，所以我领他们的情，吃我的饭给我的钱走我的路。常常一天与人的交谈的机会就到此为止了。
深夜的院子会在床板的咯吱声渐渐隐去后，再悄无声息。偶尔憋闷就推开门，看看挂满网线和电线的屋檐，抽两口冷风，走到水池边，再踱步回来。我发现在墙上做俯卧撑不错，不用出门，不打扰任何人。短期内的目标是可以用两个手指做五百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