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的这一头，我还是止不住想去访问他，想问问他，在戊戌八月初三的深夜，纠缠他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念头？在人生的终点，他肯定怨恨在心。如果他知道，此后近百年他都会顶着“窃国大盗”和“卖国贼”
的头衔，走进历史的书写，他在走向那具冰凉的龙椅时，双脚会不会颤抖？
他会不会为了他的“功业”，一直走到路的尽头……美国作家埃利斯在描绘美国建国国父们的传记作品《那一代》中告诉我们，独立战争之后不久的美国，是一个“尚处在襁褓之中的国家”，其“政治图景是一片危险的流变地带”，具有“高度流变的、依然脆弱的特性”，是一种“尚在向一个稳定形态摸索前进的政治文化”，它的“国家政治和制度还需要建设一个自己的免疫系统，以抵御会侵害所有新成立的国家的各种政治疾病”。而这时候，政治是否能够走上正轨，端有赖于领袖们的个人品质，所以才有汉密尔顿和伯尔为了荣誉而进行的生死决斗——“荣誉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因为品格是重要的。而品格之所以是重要，是因为美国的共和政府实验的命运，还维系在具有道德风范的领袖能够存活下去这一点上。最终，美利坚合众国会发展成为一个法治之邦，并确立能够经受得住腐败或无能的政府官员的制度。但是当时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它还要求有可敬的、尚德的领袖才能继续存在下去。”
“中华民国”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这个宝贵的“第一”往往被我们彻底忽视了。它意味着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建设“共和”的艰难也许远远超出了美国建国的时代，超出了法兰西建立共和的时代。美国建国快一百年的时候，还在出“美国皇帝”，法国的“共和”、“帝制”也数经反复。
当“共和”的制度尚在未定之数的时候，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领袖的道德。
中国“共和”的悲剧在于，那个时代不仅没有为中国准备好“共和”的制度，也没有提供足够的“共和美德”。社会没有提供，袁世凯也不具备——虽然在民国元年，连孙中山都盛推袁世凯为“中国之华盛顿”。他的政治对手，同样缺少这样的美德。在“中华民国”，第一个威胁带兵包围国会、以武力胁迫议员的人，并不是袁世凯，而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孙黄一派，为的是让参议院投票定都南京。
然而，对政治人物来说，道德真的那么重要？袁世凯的功业，不都是建立在摒弃道德的基础之上？袁世凯的政治对手，在道德上就那么优越？
这个问题，留下无尽的沉思空间。
也许他的一生，还充满了巨大的遗憾。人生是遗憾的美学，历史又何尝不是？所有历史的书写，总是现时代的隐喻，而我们对这时代却总也参悟不透。虽说作为站在时间这一头的后人，我们可以有些“后见之明”，例如，知道袁世凯称帝必然失败，知道共和是历史潮流，但站在时间那一头的袁世凯和他的对手，又怎能轻易地看到这结局？在人生的每一个十字路口，我们选择，却不一定知道那一项选择的真正含意和后果。比起历史人物来，我们是端着望远镜回望过去的历史，过去的一切似乎尽收眼底，他们却只能用放大镜端详着眼前的现实，一只小小的跳蚤很可能放大为一只怪兽，需要他满怀焦虑地全力应对。所以当他们面对的“现实”，成为今天我们审视的“历史”时，我们也许应该多一点点同情，对他们的“举止失措”，多一点点理解。今天的时代也必然成为历史。后人可能比前人看得远，那未必是因为后人站得高，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看得多而已。
“人生若只如初见”，这种绝望，皆因为人生中所有最初的美好，最终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化为灰烬。 袁世凯如果死于1914年，或者死于1904年，或者死于1894年，他留在历史镜中的，会是哪一种印象？
很多年后，顾维钧回忆第一次见到袁世凯的情形：“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这样描绘刚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他（袁世凯）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粗脖子，圆脑袋，看来精力非常充沛。他的两只眼睛长得优雅而明亮，敏锐而灵活，经常带有机警的神情。他锐利地盯着来访的客人，但不显露敌意，而老是那样充满着强烈的兴趣。他的两只眼睛显示他多么敏捷地领悟谈话的趋向。”
多么生动的一副形象，这就是处在权力和荣誉巅峰时的袁世凯。那时候他总是有挥洒不尽的精力，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不管政务多忙中午总要睡一觉，晚上不时和爱女玩玩“找银元”的游戏，将几枚“袁大头”藏在床角或柜底，女儿找到了他就哈哈大笑，将银元赏给她们。他晚上办公忙碌到深夜，日复一日，有如永不停歇的钟摆。不管一天要看多少报告，写多少批文，他面上从无倦容，他一边批着文件，一边听着汇报，手舞笔动之间，各种难题一言而决，从无拖沓。如果加上一点点生活细节，这该是多么完美而有趣的一个人物：他每天的早餐要吃掉二十多个煮鸡蛋，加一篮子白面馒头（别人的回忆，似乎有点夸张），再加上一大碗牛奶；他吃东西非常快，用大海碗吃面条，几口就可以吃完；他喝汤或喝稀饭的时候，往往弄得胡子、衣服上汁水淋漓，他又从不用手绢，遇着他流鼻涕的时候，如果无人在旁伺候，就用衣袖一擦了事，他是个天生的军人，一生都保持着最标准的军人行仪，喜欢穿军装和制服，所以颜色庄严的衣袖上总是斑斑驳驳，留着些汁水的痕迹，为了大总统的仪容，他的九个姨太太轮流着将毛巾沾湿，帮他擦拭干净，他像个不会照顾自己的脏孩子一样，伸出手来，乖乖地让她们摆布，自己从不为这些小事动手……不到三年，袁世凯一双精光四射的眼睛变得黯然无神，他常常满面戚容呆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半天不发一言，目光呆滞，不知所从。到他病重再也无法端坐的时候，躺在床上，颤颤巍巍地抓着文件，半晌无法看完一篇。他的幕僚再也不敢拿那些烦人的难题交给他解决，因为他一看到有人反对他的消息就要骂人，有时气得晕厥。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这是杨度写给袁世凯的挽联。袁世凯临死前喃喃自语，“他害了我！
他害了我！”这个“他”，有人说是杨度，有人说是袁克定，说起来两人都不冤。所以出丧时，杨度作此联挂于灵棚，明为吊唁，实为自己申辩。
但又有谁为袁世凯申辩呢？据说袁氏谢世之日，几上发现其亲书二语曰：“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也许，这就是袁世凯的自挽之联。
究竟是袁世凯负了民国，还是民国害了袁世凯，这问题且留给历史学家去回答吧。当历史人物走进历史文字之后，合上书页，我们的目光也许会迫不及待地转移到这些人物生前巨大身影掩盖的“小人物”身上来。袁世凯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很久以来我们对其难以正视。而他的后人，也长期被他的身影所遮蔽。
说起来有点好笑，袁世凯这个“武人”最有名的儿子，却是一个放荡不羁、大大有名的文人。恰恰是这位文人，对他的称帝极力劝阻。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气焰方张的时候，他最疼爱的二子袁克文做了一首题为《感遇》的诗，劝他不要称帝：
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动九城。
驹隙留身争一瞬，蛩声催梦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这最后一联，是当年传颂一时的名句，其义看似浅显而实深沉。可袁世凯还是一意孤行，登上了“琼楼”最高层。于是，等待他的是风雨飘摇，风刀霜剑。
那么，等待他后人的又是什么风雨呢？
袁氏的后人中，唯一的知名人物只有一个袁家骝（袁克文之子），他和夫人吴健雄是“华人物理界无出其右的菁英伴侣”，二人均是闻名世界的物理学家。其余的儿孙，则都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1973年，袁家骝阔别中国37年之后，第一次踏上故土，受到周恩来接见。
他回到河南安阳，给袁世凯上坟，但他见到的墓园却是一片颓败、凌乱。
石人、石马、五供等全部被推倒在地。袁世凯下葬的时候，墓上浇铸了两米厚的钢筋水泥，红卫兵们用各种自制的炸药，都没有把袁世凯的墓炸开。
这片墓园，称为袁公林（陵）。
袁死后其家人要求以皇帝规格公葬袁世凯，要将袁世凯墓称为“袁陵”
（传统中陵是帝王的墓），惧于舆论，北洋领袖不敢答应。袁世凯最大的政治对手孙中山之墓却毫无争议地被称为了“中山陵”，历史的叙说站在了孙中山一边。
还是徐世昌出的主意，在墓园四周广植松柏，称其为袁公林，可以谐音袁公陵。
多少年后，再也无人来和他计较真假。
袁世凯陵墓称为袁林，位于今安阳洹水北岸之太平庄，北望韩陵，东接御道，西依京广。陵墓外围为纯中式风格，神道、碑亭、牌楼、照壁、望柱、石人石马一应俱全。
而今，神道旁站立的翁仲一如往昔，墓园却已郁郁葱葱，林木茂盛，不负徐世昌“袁林”之名，只是昔人不再，旧物仍存，唯有彳亍的风，和婆娑的树，相互低语，诉说历史的烟云。
8282民国时期袁世凯陵墓的神道与碑亭，83袁林里的翁仲83袁林仿明清帝陵建筑形制，以神道为中轴的建筑群承袭传统建筑风格。墓冢则仿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滨河庐墓的形制修成，内包水泥，外砌石墙，独具欧式风貌。形成了中西合璧、风格迥异的陵园特色，这种中西兼收的风格，正如袁世凯的一生，既有中式权术，又有西式思维，既武且文，可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家，融合各种冲突于一身。
袁林墓冢铁门84历史的脸谱作为晚近中国华盛顿式的人物，曾经有太多的人在其身上寄予厚望，即使如孙中山，也曾对袁世凯抱有谆谆之期。然而，历史的风云，如同一幕幕无声电影，演绎着的不仅有喜剧，更多的是在时间面前的无奈和无力回天的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