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有一些所谓的“重大事件”，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些事件是历史进程的里程碑，是历史变革的关节点，影响和制约着整个历史变迁的方向。比如甲午中日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等等大事，长久以来都是众人注目的焦点。在这些大事件炫目光彩的掩盖下，很多“无足轻重”的事件就滑落出我们的视野了。
不过，将镜头切入到细微的历史进程中，就会发现历史远比“大事件”展示出来的脉络复杂得多，也更有传奇色彩。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事件，却很可能是长时段的重大变革的起点。
1882年，在大清帝国的属国朝鲜发生的“壬午兵变”，就是这样一件不起眼却影响深远的事件。在这场发生在海外异国的兵变中，却令人惊异地出场了好几位在此后三十年的中国政局中呼风唤雨、颠倒乾坤的大人物：
袁世凯，在平定这场兵变中一役成名，从此青云直上；张謇，晚清的名状元，在身历事变后以一纸《朝鲜善后六策》赢得朝野注目，为以后的政商大业打下牢固根基，而后在辛亥年领导立宪党与革命党和袁世凯鼎足而三，瓦解了大清朝的二百六十余年基业，这时候他还不过是进兵朝鲜的淮军将领吴长庆军中一介幕僚；唐绍仪，中华民国的开国总理，1882年兵变之后随即以税务帮办的身份来到朝鲜，他这时还只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正是这几位人物的决策，对于中国大局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力。
更加意义深远的是，这一场事变其实是中日这一对百年冤家真正的民族和国家较量的开始，在这场冲突中展示和逐渐形成的两国不同的对外战略深刻影响到此后两国的命运。
要明白为什么袁世凯最初是在朝鲜建功立业，甚至要理解袁世凯一生的命运和整个近代中国的命运，都不得不说及中日朝三边关系。1894年正是朝鲜问题引发了中日甲午战争，甚至有韩国历史学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点是1894年的战争；再过五十多年后的1950年，又是朝鲜问题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朝鲜战争，这后一场战争的后果迄今也没有彻底消化——朝鲜半岛分裂，中国统一台湾受挫。即使到现在，朝鲜半岛也仍然是远东地区大陆与海洋权势转移的枢纽。
1882年的朝鲜还是大清帝国的藩属国，向中国称臣纳贡，内政自理而接受中国保护，对外没有独立主权。清廷方面，有关朝鲜的事务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承朝廷旨意办理。不过，此时的朝鲜，和中国的其他藩属国（如越南，缅甸等）一样还面临一个特殊问题，即脱离千百年来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国际体系，加入拥有独立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行列。
当政的朝鲜国王李熙12岁登基，以生父大院君李昰应为摄政。待李熙成年，性情怯懦，在朝鲜王妃闵妃操纵下，罢李昰应之权，从而演出一幕父子翁媳争政的戏来。李昰应本来保守而亲华，此时的闵妃却主张开放亲日（但后来态度又转而亲华排日了）。不过闵妃当政后却是政局败坏，致使1882年发生兵变，结果李昰应趁机夺权。乱兵暴民愤于日本历来的侵扰而烧杀日本使馆，日使花房义质狼狈而逃，仅以身免。朝鲜承平日久，乱起则无宁日，此时闵妃一派趁机按例请“天朝上国”派兵敉乱，从而可借清朝扶持重夺权位。日本则因侨民被杀迅速出兵朝鲜，结果这一场兵变变成了中日两国的交锋。
1882年6月兵变发生时，向来主持中外交涉和北方军政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因母丧而丁忧去职，由另一名淮军将领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7月，张树声接到朝鲜驻天津官员金允植的求援要求，迅即议定出兵朝鲜平乱，由驻山东登州的淮军劲旅吴长庆率六营淮军乘北洋水师丁日昌的军舰前往朝鲜。而弱冠之年的袁世凯此时正在吴长庆军中做帮办文案。他谋到这一职位是因为吴长庆和他叔父交情匪浅，吴袁两家是世交，甚至吴长庆孙女还说，袁世凯被吴长庆收为义子。
1．科场与疆场袁世凯生于1859年。这是清文宗咸丰九年，日本孝明天皇安政六年。
此年美国的宾夕法尼亚打出了世界第一口油井，苏伊士运河工程开工，大英帝国伦敦的大本钟开始为伦敦报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密尔的《论自由》同在这一年出版。半个世纪后，这三本书都将引进到中国，书中蕴含的力量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摧毁了这个持续了数千年的文明。也是在这一年，日本的幕府处死了吉田松阴等七名志士，引发了倒幕运动，进而促成了明治维新，日本从太平洋上升起了。大洋彼岸，世界第一个现代的大范围内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正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分裂危机，无法解决的冲突第二年就演变成几乎分裂美国联邦的南北战争。在这年9月17日，一个自称“美国皇帝诺顿一世”的人走进《旧金山布告》办公室，递交了一份一句话的诏书：“在美国绝大多数公民的强烈要求下，我……宣告自己为美国皇帝。”并命令美国各州的议员于次年2月1 日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开会，修改现有的法律。历史多么诡谲，1859年出生的袁世凯将照着1859年的美国剧本出演。
这一年的中国，在华北，满族皇权以徒劳而悲壮的方式和英法联军交战于天津大沽，试图修饰其已经开始剥落的“天朝上国”的颜面；在西北，回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在江南，湖南人曾国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督办军务,组织湘军武力镇压太平军，动摇了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
终于遇到了有力的对手。此后大半个世纪，中国的政治冲突将在他们的事业和政治遗产继承人之间展开：曾国藩、李鸿章与袁世凯，他们在维护一种秩序，而洪秀全与孙中山，要颠覆这种秩序。他们将改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在《论自由》里，密尔警告他的英国同胞：如果维多利亚王朝的英国人不抵抗民意的专制、不鼓励个人的独立发展，那么他们最可悲的下场将是……变成另一个中国——1859年停滞不前的中国。而中国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那个国家只知道群体的齐一，不知道个人超卓于群体的重要。袁世凯出生在这样的世界和中国：“自由”扩张的西方世界和“停滞”
不前的古老中国。
袁世凯的祖籍河南项城，叔祖袁甲三是剿捻名将，曾任钦差大臣，官至河道总督。袁家也算簪缨世族，家族几代出了八位州县以上官员，所以袁世凯未成就一番功业前，认识他的人大都目之为“世家子弟”。袁世凯少年时也的确没有辜负这一名头——他随居官南京的嗣父（袁世凯年幼时即过继给叔父保庆）住在这六朝金粉地时，据说是日日以跑马闲逛为乐事，到叔父逝世他困居乡里时，照样以啸聚林泉为乐。袁世凯十五岁时，他那位接过管教子弟责任的另一叔父保龄（官居北京，为四品京官候补道，曾被曾国藩许为“国士”）对他有如许评价：“资份不高而浮动异常。”
袁在家乡时间不多，因此一直没有好好读书，而且虽然长辈时相督促，他也勉力而为，甚至还在家乡组织过文社“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以效文士风范，但他于括帖之学实在无缘，终究非此道中人。据说他少年时的爱好是饮酒、驰马，每饮酒必豪饮数斗，骑马则驰骋郊原。他归里守制时，有空即泛览兵书，对客谈兵，也有一番雄心壮志。据袁的幕僚后来所编《容庵弟子记》中说，袁十九岁时已是两次科场蹭蹬，一怒之下尽焚历年所作诗文，从此立志效命疆场，对科举不再抱希望。但两次落第之后袁世凯在家书中却又说：“不能博一举人，不能瞑目！”从其遗留家书看，其中讲到自己刻苦作八股的地方也不少。这种在科场进退踌躇的心态，颇堪玩味。
袁世凯对科举制艺的心态真是“爱恨交加”。恨，是因为枉自志大才高，却才不及此，有心无力。所以，到他在清末新政的惊涛骇浪中成为改革领袖时，力排众议废除科举，恐怕和早年的这一段心病有点关系，他深知科举消磨人才志气之弊；爱，则是因为在中国，文章到底是“千古事”（曹丕就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文抒志自古以来是中国历代英雄的传统。岳武穆留下几阕名词，曹孟德也曾横槊赋诗，哪怕造反做流寇的黄巢，还有“我花开后百花杀”、“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霸气冲天的咏菊诗，更不用说汉高祖唱“大风歌”、楚霸王泣“垓下歌”了。
袁世凯既然胸有大志，想成就一番功业，当然也希望自己有“传世之文”，哪怕这文以事传也好，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精英都免不了的心结。而文章写得好不好，先得过了科举这一关再说。况且，直到1905年科举废除之前，中国官场的“正途”始终都是科举制艺，如果连个秀才都不是，那官场“社交圈子”都难得钻进去，还谈何功业？这不是夸大其词。
袁世凯仕于晚清的最后十年已谋取到封疆首吏及“入阁拜相”的权籍，在政绩和才干上无人可及，但在他自己和旁人看来，和张之洞相比，他声望之中始终缺了点什么。说白了，还是缺个科举功名，用现在的话来说，此人“能力很强，学历不高”。清朝没有宰相，内阁的首辅大学士以及协办大学士都被称为中堂，即宰相的别称。但实权则由军机处掌握，在军机处任职的官员称为军机大臣，统称大军机，军机大臣的僚属称为军机章京（章京为汉语“将军”的满语谐音），又称小军机。事实上只有既是大学士又是军机大臣才可算做名正言顺的宰相。1907年丁未政潮之后，慈禧为集权中央而调张之洞与袁世凯两位总督入值军机大臣，可是，两人之“待遇”
却有差别，张之洞出身翰林，就同时授任大学士，成为真正的宰相，而袁世凯因没有功名，就只有军机大臣的职务，他离真正的宰相，永远都隔了一步之遥。
没有科举功名，是袁世凯心中巨大的隐痛，也为他的宦途留下一个后遗症。
也正因为有这一份心绪，袁世凯在以后权位愈高，对文人学士、硕学鸿儒则态度愈尊，尽心延揽笼络，以至于到他当上民国大总统时，居然规定只有前清有过州县官为官资历的人，才能当民国的民政长（省长），也就是变相规定民国的父母官都得有些前清的科举功名。这一条后来是被归为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罪状”了。平心而论，这措施可能主要还是为了保持地方政局稳定。
在那些有功名的人面前，他也不免有些惆怅和自卑，这是后遗症的另一种表现。张之洞督两湖时正值七十寿辰，袁世凯督直隶，致送寿屏十六副，为此让其幕僚张一麐和张逊之两人撰文书写。张一麐觉得蹊跷，因为袁世凯幕府中不乏善做此种应酬文章的专才，何必让他们两个勉力而为？后来旁人提醒他：“府主（袁世凯）知道南皮（张之洞）是文章山斗，善骂人，你与逊之皆出于南皮门下，南皮要是以为寿屏写作不佳，那就是骂自己的门生了。”这等交际小事袁世凯尚且如此钩心斗角，一则可见其真是心思缜密，精力旺盛，一则也可见其对于张之洞这一类科场折桂者的微妙心态。
在文苑方面袁世凯虽自知不如，却也要拼力相抗，不甘自辱。这种昂扬斗志，也许是所有风云人物都必备的气质吧。
晚清的清流领袖吴大澂，是同治年间的进士、翰林，还是声名卓著的书法家、古董收藏和金石学家，可谓世代书香。他自从结识袁世凯之后就对其才干激赏不已，誉之为“天下奇才”，以至于在他已经官居河道总督、袁世凯还只是三品衔升用道时，居然反过来求到袁世凯门上攀亲戚，要将其女下嫁给袁世凯长子袁克定。袁世凯既感知遇，更觉羞惭，于是在给袁克定的家书中特意叮嘱：吴家翰林学士成群，克定“须十分下功夫读书，方可见其岳翁，不至贻笑”。这并非觉得亲家翁官高难攀，而实在是羞于自家科第不旺，难以“门当户对”。袁世凯虽一生都以事功自期，但这事功的基座上，没有点缀些文藻，他终究不免遗恨。这种谦恭和遗恨，也许代表着中国政坛上即将崛起的武力，对文化权力的最后一次致敬。
因为科场的蹭蹬，袁世凯一步步走进了疆场，这是他个人的幸运。对于其他千千万万尚鏖战于科场的中国读书人来说，1905年科举的废除，也许就终结了所有的人生梦想。
在那以前，中国的书斋总是通往人生富贵与政治权力的殿堂，读书人的命运循着单调的河道流淌，他们是数千年的中国政治中，当之无愧的“权力祭师”。然而，自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来临，中国文明中经典知识的神圣性被不断挑战和质疑，天文、地理与物理，社会、政治与人伦，所有的知识体系与秩序都在晃动、在解体。作为这些知识的载体与培养基的科举制度，和存身于这制度中的读书人群体，都逃不过同样的命运。被科场放逐的他们，其命运“分流”到不同的方向，要么取径诸行职业各安其命，成为教师、律师、医师、工程师或编辑、记者、书记等等现代社会创造的职业，要么游荡于都市，结伙成群，酝酿革命，试图延续知识和权力的隐秘姻缘。
读书人耕读仕进的社会秩序慢慢消失在西方枪炮送来的硝烟中，原来游走于社会政治秩序边缘的军商两界急剧地侵入了权力的中心。持续数千年的“士农工商”结构在裂解、位移，城乡一体的田园诗将被激昂的进行曲取代。在持续百年的大动荡中，那些走入疆场的人，也取舍异途，要么汇入革命的洪流，成了“革命军”，要么成为军阀，成了后来所谓的“反革命”。在这大转折的时代，走入疆场的袁世凯成了现代军阀的“总教头”，开启了近代中国的“武夫治国梦”。
2．文人与事功科场和疆场的对立，隐含着“文人”和“武夫”、“ 文治”和“武功”
的关系。毛泽东常嘲弄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然而，自古以来，手摇羽扇、头顶纶巾的文弱书生，却是历史风云中少不了的厉害角色，春秋战国时凭三寸之舌横扫六合的苏秦、张仪不说，大名鼎鼎的诸葛孔明，不就是“文人参政”奠定宏图大业的绝好“案例”？司马相如一篇辞赋可让汉武帝回心转意，骆宾王一纸檄文可让武则天胆战心惊。说起来，在扰攘纷纷，如走马灯般上台倒台的帝王将相背后，何时少得了几个摇笔杆子、摇扇子——当然也有摇尾巴的——的文士？有时候武人固然能够成事，可若想经营天下，没有笔接千载、文驰瀚海的几个精彩文人指点，却也不易成功，所以，真正的“帝王之业”，必少不了文人的赞襄。
袁世凯是否看到了这个惑人的历史“怪圈”？很可能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深明此中五味。他一生在政海中争雄，使将出来的“帝王”手段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很少为人觉察的就是这“优容文人”的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