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闻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 1912年2月12日，大清王朝的隆裕太后颁布清室退位诏书，开头第一句就是这样宏大无边的一句话。这句宣言标志着新的时代和中国过去所有时代的彻底决裂：“天下”，不再是满清爱新觉罗氏的天下，也不再是某一姓一宗的天下了。
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布：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承认帝制，当时的第二次推戴书曰：
“……我皇帝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眷佑，天命不可以久稽，人民不可以无主，伏冀撝衰勉抑，渊鉴早回，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明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报，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以巩固我中华帝国万年有道丕丕之鸿基！”
短短的四年时间，中国就从大清帝国一变而为中华民国，再变而为中华帝国，何世变之亟也！袁世凯为何要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难道仅仅因为如众口相传的那样，他只是一心想当皇帝？那么又如何解释他对冯国璋这些人说的，为子孙计，为自身计，他都没有当皇帝的道理？这些话与他帝制自为的举动相对照固然成了虚饰之词，但的确有很大说服力，不然冯国璋这等精明的人也不会信以为真。
袁世凯称帝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对他这一污点不止当时的人不能原谅，多少年后，人们也只是将袁世凯的称帝看作一幕丑剧、闹剧、滑稽剧，袁世凯只不过是一个权迷心窍的、偷鸡不成蚀把米的“窃国大盗”。
没有人认为袁世凯称帝是一幕悲剧。
袁世凯的“中华帝国”，仿佛是近代中国这一幕历史剧中凭空插入的一段怪诞的蒙太奇，有时候，它是其他历史角色拉出来的布景，有时候，它自身就是叙说往事的“画外音”。不管怎样，要理解“中华帝国”的命运，甚至要理解为什么袁世凯将他的帝国称为“中华帝国”，我们就不得不将历史镜头拉长，来看看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而且，从袁世凯运作“中华帝国”的整个过程，可以充分领略一下袁氏让人目不暇接的权术和作假术表演，深刻领会民国初年的混乱政局给当时代人带来的无尽苦难。
1．放与收如果要研习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权术经典，“郑伯克段于鄢”这一幕好戏绝对不可错过，这是中国早期历史文献中，记录最为详实、精彩的一场权力之争，《古文观止》第一篇就是“郑伯克段于鄢”。这场权力斗争之所以如此为谋略家津津乐道，是因其生动地揭示了权力斗争中几个至关重要的取胜原则：第一，要深藏不露；第二，不到一举击垮对手的机会来临，决不出手；第三，不要让对手防备你，而要让他轻视你。袁世凯在民国初年扫除政敌所用的各种巧妙手段，也不脱此窠臼。他开始的时候装迷糊，放权放手让对手去折腾，让国民党放松警惕，到国民党准备武装反袁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雷霆手段收紧拳头，一举击垮，让国民党的势力损失殆尽，大权收于只手。让我们看看袁世凯如何将这个战略一步步展开，完成。
袁世凯的小算计，有其大背景。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传统帝国秩序向现代国家秩序演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要完成一系列宏大的任务，如民族国家的建构，国家政权的建设，社会结构的变迁，思想观念的更新，以及各种现代化事业等。最根本的，自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崩溃以后，还要重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几千年来，中国政治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大一统王权观念基础之上，中华民国推翻清王朝之后，试图将这种合法性建立在抽象的“国家主权”
和“国民”这些概念之上，从这些抽象的概念演绎出全新的政治结构，再围绕这些原则组织新的政治生活。但民国初年的实践表明，这种尝试远不是革命思想家设想的那样容易。
就以“民主”来说，这个概念内在包涵着“平等”的概念，意味着“人民”
中的每一分子都是在法律面前平等的，但这些观念在那些最伟大的革命思想家的意识里也很少扎下根来。孙中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组织中华革命党，其党章中竟然规定如此条款：（十一条）“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前入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后进党者，名曰普通党员。”（十二条）“革命时期之内（指颁布宪法以前），首义党员，悉隶于元勋公民。
得享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期内不能有公民资格。一个以“民权”为奋斗目标的党，将人民的公民权利私相授受，在不同人群中差别“分配”，如同作价入股一般，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民权的理解偏颇可想而知。这还是“革命党”的思想意识水平，至于那些一生大半辈子都浸在旧时代里的冬烘先生，对“民权”、“民国”
的理解就更加摸不着边了。
曾做过袁世凯秘书的外交家顾维钧回忆，袁世凯在 1912年秋曾问他，“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共和的含义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当顾维钧解释“共和”的意思是公众的或民有的国家，这时袁满怀疑虑地问，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比如中国的妇女清扫屋子，她只会将垃圾脏物扫成堆，然后通通堆到大街上，她们只会考虑自己屋子的清洁，哪会顾及什么“公众”。通过这次谈话，顾氏作出的判断是：“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它形式的政体优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袁世凯对中国老百姓“是否能有足够的一心为公精神来建成真正的民国很感怀疑”，他对于民主的内容则是“一无所知的”。
顾维钧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科班博士，懂得这些概念是应有之义（能否行之于实践还是另一回事），可是，当时的中国，有几个人如顾博士一样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那时的确有为数近十万的留学生，可惜绝大部分都是日本的“速成”货色。当时每逢留学日本的立宪党人聚会演说，张继等革命党人则横竖只知赶往会场大打出手，对立宪党人伺候以拳脚与棍棒，搅得他们根本无法开会。所谓的革命立宪之“论战”，变成“抡起拳头”“大战”。还是这个张继，在民国初年居然成了参议院的议长，那议会会场秩序如何，就不劳多问了。
将一个新生的政权，建立在这样的整体国民意识之上，这个制度当然无法运转顺利。梁启超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在《国会之自杀》一文中刻薄地描绘了当时的议会：“两旬不能举一议长，百日不能定一院法。法定人数之缺，日所有闻；休会逃席之举，成为故实；幸而开会，则村妪骂邻，顽童闹学，框攘拉杂，消此半日之光阴，则相帅鸟兽散而已。国家大计，百不及一，而惟岁费六千是闻。……凡百秽德，众所具瞻，不待吾之指数，抑亦非吾之所更忍言也。”那时候的国会，被舆论讥嘲为只会捣乱的“八百罗汉”——当年中国国会参众两院共有议员七百多人，恐怕也是创了民主政治的纪录。
袁世凯接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而且，这个体制中的某些特别之处，似乎是专为限制他而设计的。革命党迫于形势，不得不将临时总统拱手让给袁世凯，但对他很不放心，绞尽脑汁匆匆——甚至可以说是“紧急”——设计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本来孙中山极力要推行总统制，而且将总统的权力规定得很大，但半路杀出来个袁宫保，革命党又翻然变计，转而主张半内阁制。英法的责任内阁制，不过是以内阁总理取得国会多数的信任为条件，总理以外的国务员全由总理择人组织，而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则要求责任内阁从总理及一切国务员（总长），都要先行正式提交参议院征得它的同意。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不止总统发布的命令要总理副署，内阁的国务员发布命令，需要其副手次长副署，总理发布命令，如果这命令涉及国务员的管辖范围，也需要国务员的副署，这命令才能生效。
这些政治制度，瞎子都看得出是专门为袁世凯定做的“紧箍咒”，是最为明显的“对人立法”。
袁世凯夺得临时总统之位以后，恪于形势，不得不遵循这样的安排。
在唐绍仪当总理时，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打算踢开唐绍仪。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后，就认真将自己看作同盟会的总理，而不是袁世凯的私人总理，所以在处理政务时和袁世凯经常冲突，甚至在袁的总统府和他大吵，以至于总统府侍卫一看到唐绍仪来了，就不满地唠叨：“总理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了。”
袁也渐渐不耐烦，有一次话里话外地对唐酸溜溜地说：“我们是没几天好做的，这个位子早晚要让给你们的。”意思是，你们不要抢了，早晚总会交给你们管的，话中当然带着意气，对唐绍仪这样的多年共事老友已经用“你我之分”了。从这些小节的冲突中，可以看出袁世凯是在处处隐忍，这和他做了几十年大清权臣的做派可不符。对于国会通不过他提的议案，他也是小心地不去取闹，而是让国会去混战，弄得一团糟之后，再慢慢来收拾。
国会对他的权力处处制约，他也尽量在临时约法的框架里来抗衡。这种隐忍，难道是他软弱的表现？难道他这种忍让一点都不需要回报？让大清朝畏若猛虎的“袁宫保”，有如此好对付？错了，大错特错。
可惜唐绍仪看不明白，还一心帮着革命党“抢”直隶督军的位子，要安排革命党人相中的王芝祥来任直隶督军。直隶是袁世凯起家的老本，况且俯控京城，“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袁世凯怎会拱手相让？这是袁世凯权力的底线，他怎会从这里撤退？
于是，因为直隶督军的人选，唐袁分裂了。而袁对王芝祥的处理也颇有袁氏办事特色：他不经唐的同意，径自委任王芝祥为南京宣抚使，前往南京解散黄兴的部队，王行前袁给了他一笔远远超过实际需要的宣抚公费，示意王可以包办一切，省下的公费一律不需上缴。这样，王芝祥既得到钱，又得到地位，更难得的，是得到总统的亲切眷顾，当然是兴味盎然地领钱上任，而他这一任顶替的，是革命党人黄兴的缺。这一次“抢”直隶督军，唐绍仪和那些鼓动王芝祥的革命党人则什么都没有捞到，反而被当时的舆论看笑话：你们就是推举这样唯利是图的人来当直隶督军。
袁世凯的银弹攻势的确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他的银弹只打不中宋教仁、蔡锷和黄兴这样有操守又有信仰的人。1913年国会开始选举之前，宋教仁南下回湖南省亲，行前袁世凯开给他一张五十万元的支票，任他支用，可宋教仁只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其余都退回给袁世凯。宋教仁省亲完了，绕道江浙、上海回北京，一路上到处演讲，对袁世凯当政一年来的施政举措严词抨击，不留情面。在宋教仁，这也许为的是做选举动员，此乃民主政治中所常见的景象：台上怒言相向，台下言笑晏晏；他并非故意要撩拨袁世凯的“虎须”。但这些演讲词当然很快传到袁世凯案头（袁在全国各地甚至日本都分布有密探），深处传统政治氛围中的袁世凯，一辈子信奉的做人原则是不要“撕破脸”，看了宋氏这些激烈言论，自是非常沮丧、失望，因为，宋教仁在京期间，袁对他实在非常恭敬客气，他以为宋教仁已经被他的交情笼络住了，不意宋仍是视他为“不共戴天”之仇人，不肯在他的“圈子”里。而这时候国会大选结果出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大获全胜，宋俨然以候任总理自居，准备要接管袁世凯手中的权力，将其变为“虚位总统”了。袁世凯大为恐慌。正在这节骨眼上，出来了民国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暗杀：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人用三颗有毒的子弹击中，随后在医院毒发身亡。
暗杀宋教仁，到底谁是最高指使人？这个问题似乎早已成了“铁证如山”
的定案。黄兴为宋写的挽联是这样说：前年是吴禄贞，去年是张振武，今年是宋教仁；你说是洪述祖，他说是赵秉钧，我说确是袁世凯。吴禄贞是新军第六镇统制，同盟会员，辛亥年正要举事时被暗杀，连头都被人割掉不知下落。有人说看到凶手向袁世凯手下交差领赏。张振武则是“辛亥三武”（另外两武是孙武和蒋翊武，均是武昌起义的元勋）之一，1912年在北京被袁世凯以军令处决，说是遵黎元洪之请。黄兴这些话当然有其根据，因为宋案的凶手武士英和直接主使人应桂馨很快就被抓住了，而且在应桂馨家中搜出了他和总理赵秉钧、国务秘书洪述祖之间互相联系的密码电报，其间有“毁宋酬勋”这样的话。
对“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一说，持异议的历来只有极少几个人。
一是袁世凯的二子袁克文（寒云），他说是和宋有过节的革命党人陈其美干的。确实，陈其美和应桂馨同是帮会中人，称兄道弟，关系非同寻常。
宋教仁组织国民党，尊孙中山为“总理”，实际上是将孙中山架空了，所以政局中人皆知孙中山、陈其美对宋有不满，袁克文更说陈其美于餐桌上有对宋教仁拔枪相向之举。一是袁世凯的幕僚张一麐，张说：“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唆使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这样一说，袁世凯本来无意取宋之命，而是手下小人邀功心切，做过火了。其中张氏说法也有根据，就是公布出来的密电中，有袁世凯派人去日本搜罗宋教仁在日期间“吃官司”的“劣迹”等安排，那么袁世凯如果一开始就想暗杀宋教仁，则没有必要多此“毁其名节”一举，因为如此一来反启人疑窦，此种漏洞，以袁氏之久经世故，不会不察。但因为这两位为袁世凯辩护的人，都是他最亲近的人，这种种说法难以取信于人。还有一人，即日本近代思想史和政治史上的著名人物北一辉也持异说。他是极少数正式加入同盟会的日本人之一，亲历了同盟会中的不少内争，辛亥前后卷入中国革命很深，尤其是和宋教仁、谭人凤一派关系密切，是这些人的至交密友。他在其回忆性质的著作《支那革命外史》中一口咬定是孙中山主使暗杀了宋教仁，他还出于友情与义愤亲自义务组织侦察宋案和追凶。但史家一般也不采信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