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恢复主体的健全，必须恢复中国固有文化中“重心在内”的精华。他说，所谓“主体”，指“重心在内而言，如果‘重心在外’，便不知有我，于是不仅个人为失了自主性，在一个民族，亦是失了自主性。而一个民族失了自主性，则决不能采取他族的文明，而只有为他族所征服而已”。要恢复民族自主性，必须恢复民族的固有文化，因为中国固有文化中不仅不与输入西方文化相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中的“人生哲学”，是十分有价值的；恢复中国固有文化，实际上就是提倡固有文化中有价值的“人生哲学”。张东荪说：“因为中国固有的文化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他只是讲做人的道理，并且这种人生哲学即从西方眼光看来，仍不失为很有价值的，在西方思想中很难寻到与他相等的，所以这一方面非但不应该打倒，并且应该提倡”。他又讲：“至于做人，中国本来最多讲求，不妨留其精华”，个人有些“人生哲学”则因“重心在内”而不致自卑，民族有此“人生哲学”则会看重自己文化中的优劣精华，树起民族自信心，不至于完全拜倒于西方文化脚下。
张东荪所谓“恢复中国固有的文化”，实际上指恢复儒家思想强调的“人生哲学”、“做人的道理”。
张东荪认为“输入西方文化”与“恢复固有文化”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可以用于现在，但西方许多方面却必须引入中国。“在许多方面，例如政治经济等，是非用欧洲的方法不行。其实中国对于这些方面向来就没有办法。可见凡是采取欧化的方面都是中国本来缺少办法的方面。至于做人，中国本来最多讲求，不妨保留其精华。”所以，他认为“保存国粹与从事欧化乃是根本上不相冲突的。”这实际上已含有沟通中西文化之意向。由此，张东荪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发见固有的文化有些地方（指人生哲学棗引者）不但不与新人的文明相冲突，并且可以并存而相辅。换言之，假使我们对于固有的旧文化不能使其再发生新芽，而只是把外来的新种移植过来，则中国的民族性便无法养成。”旧文化之“老树”再发生“新芽”的寓意，是十分深刻的。它包含着中西文化必须沟通、西方文化必借中国文化之老树才能扎根、中国文化之老树必须再生新芽才能生存的思想。
“一方面输入西方文化，同时他方面必须恢复固有的文化”，这是张东荪30年代前期中西文化观的总概述。输入西学与恢复固有文化似乎是两个矛盾着的方面，他所努力者，显然旨在调和“输入”与“恢复”的关系。而两方面调和的结合点，便是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换言之，正是在“人生哲学上，张东荪找到了调和中西文化的结合点。他认为，中国的人生哲学到现在“仍不失很有价值的”，就是“在西方思想中很难寻到与他相等的”，所以“应该提倡”；同时在许多方面，如政治经济方面，中国向来就没有办法，必须采用西方（欧洲）的方法。这样，输入西学与恢复固有文化这两方面“不但不相冲突，并且是相辅佐的。”西方文化与固有文化各有其所存在的价值和领域，中国在政治经济等许多方面必须“欧化”，但不是全盘“西化”，中国在“做人的道理”“人生哲学”方面应当保留，应当“复古”，但决不是全盘复古，这样，“欧化”与“复古”在“人生哲学”上沟通了。
当然，张东荪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固有文化是根本落后于西方文化的，无力与之匹敌，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固有文化”以使人树立民族自信心，的确是困难的。他自问道：“中国的固有文化既不能和西方文化媲美，则如何能唤起其人民对于旧文化的爱护心呢？”这是令张东荪感到头疼的问题。他也无可奈何地承认：“所以问题就在于此”。恢复固有的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造成民族性，是张东荪解决此问题的办法。但究竟如何恢复中国固有文化？如何造成民族性？他只提出了用新的态度和办法整理国故、与躬行孔子精神两种办法。他论证并不充分，说理也不透彻，表明他对于解决此问题也并无善策。这样，“恢复固有文化”，便只能是一种主张、表达一种对中西文化的根本态度而已。此时的张东荪无暇也无力将它全面展开，这也说明张东荪的文化观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沟通中西文化，划定各自范围
1937年初，张东荪在《思想自由与文化》中说：“我常说，中国如果不遇着西方文化，中国本身并无多大问题。无如西方文化的侵入是个必然之势，于是问题乃起。如何调和中西文化，使西方文化进来而又不致推翻中国固有的文化，这是一个大问题”。
他在《思想与社会》中又说，如要彻底把西方文化“移植过来”，“则决不能专靠做输入的工作即可奏效。因为专做输入外来的等于抛弃固有的，而殊不知固有的却极不容易屏弃。倘不加以整饬，便会发生纠纷。所以一味不理固有的乃是对于输入外来的反有不利。故我主张必须根据这样的文化沟通方有办法。”
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我们所应努力的不在顺着自然的趋势以助长一方，推倒他方，乃只在于设法使各得相当的安排，互有界限，不出范围，化冲突而为调和”。
从这几段文字可知，30年代后期直到40年代，张东荪着眼于中西文化的“调和”与“沟通”。将中西文化“各得相当的安排，互有界限，不出范围，化冲突而为调和”。这便是张东荪40年代对中西文化的根本态度和观点（简称“沟通”论，或“调和”论）。
张东荪的“沟通”论，其主旨是协调与沟通中西文化，他所谓的“沟通”，是既接受西方文化又保留固有的文化的折中。具体而言它有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使西方文化进来而又不致于推翻中国固有的文化”，这是他调和中西文化致力之处。西方文化之入中国是大势所趋，“其实西方文化之入于中国来正好象从高地的水流向低地一样。中国即是低地则他处如是较高，则水自然会向中国流来，决无法抗阻。……所以我们不能讨论要不要西方文化，而只能研究西方文化之必然传入以后我们如何应付它。”这是五四以后张东荪的一贯立场和态度。他又说：“西方文化之大量传来在今后已早不成问题。所成问题的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固有文化是否完全衰亡？如其不然，将如何配置？”他认为，完全推翻中国固有文化，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一个人把其所有的历史都抛弃了，在事实上绝对不可能。一个民族亦然。不是不想这样去做，只是没有法做到。一个人的过去历史印在其人的身上，不仅属于心理，并且属于生理。一个民族，其现存的制度在心理上本是一套观念，在结构上就是生活的状态，在由来上又正是传袭而成，如何能一且斩绝弃尽呢？”所以，全盘“西化”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于是问题就变成“要迎接西方文化的进来，反而必须先将固有的文化振作起来。”即必须把自己固有的文化振作起来，然后从相似或相近的地方以接收西方文化的问题。这样，输入与接受西方文化和振兴与保留固有文化，就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人们应当从“调和”“融合”的角度，来看待输入西方文化与保留固有文化。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调和中西文化呢？张东荪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今天所应努力的不在顺着自然的趋势以助长一方，推倒他方，乃只在于设法使各得相当的安排，互有界限，不出范围，化冲突而为调和”。这个原则，便是他“调和中西文化”文化观的核心内涵。这种“调和”，意味着要重视中西文化的“配置”，划定各自的“界限”与“范围”，以使双方“各得相当的安排”。
为什么要使中西文化“配置”得当？因为在张东荪看来，中国文化决不是不好，而只是不完备，在某些方面有重大缺陷，但在某点上又特别优良。他形象地比喻说：“如一个家庭的房子，必有客厅、卧室、厨房以及书房、浴室等。中国情形好象只有书房，没有浴室，只有卧室而没有客厅。在书房中洗浴，在卧室中会客，这实在不成样子。虽则书房特别精致，卧室特别宽大，而总是不相宜的。中国文化的不完备的情形即可以此比喻为说明。虽关于个人内心的修养方面特别发达，对于公共制度方面则付之缺如。”这样，中国文化不完备的地方，自然需要西方文化来补充，“对于中国向来所无的而设法补充上去。”但这种补充，应当是认真的严肃的，应当是裁减适宜、配置得当的。正因如此，他才强调：“然而却亦必须配合得上，使形成一个整体，不起内部的冲突。”
如何使中西文化“配置”得当？换言之，中国应接受西方文化中的什么内容？应该在哪些方面保留中国固有文化？对此，张东荪作了认真的思考和研究。
他在《思想与社会》中说：“西方的学术思想本来极复杂。其中可宝贵者，尚有多种而大概与我们相比却并不见得可贵，而唯独这个当作整个儿文化的民主主义却正是西方道统中最可宝贵的东西。我们要接受西方文化亦只须取来其这一点即足了。因为这不仅是西方的至宝乃且是人类的至宝。”从这段十分精彩的话中，可以看出，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必须采用西方民主主义的文化，这是中国向来缺乏的。
那么，中国固有的文化应保留哪些呢？张东荪在《思想与社会》中说：“因此我主张将儒家的精神只限于为内心的修养而重新提倡起来。……儒家之道是最好的心理卫生方法，最新的心理学亦未必能超过之。尚人人都能把自己弄得因尽性乐道而安安稳稳，则虽只系修身而已兼含有治术在内了。儒家既代表中国道统，则中国的道统便显然是不可废又不应弃了。”在《理性与民主》中，他又明确地指出：“中国文化只可大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具有美术性质的，例如字画、建筑、甚至于诗词，都可算在内。这部分不仅中国人不愿其衰亡，并且外国亦正在嗜好之。即所谓‘东方美’，确有恬静与淡雅之风味，故这一部分是不在话下的。另一部分则是儒教。我们对于儒家思想可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社会组织的，另一部分是关于个人内心修养的。前一部分因为儒家以封建的极盛时代认为模范社会，乃总不离家族中心，所以到了现代已是完全不相适合了。”
由此可见，张东荪认为，中国固有文化中只可保留两部分，一是“东方美”的艺术，二是儒家内心修养的方法。除此之外的中国固有文化，都不在保留之列，应当用西方文化来代替，即在内心修养上，中国固有的文化仍有其价值，而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大部分领域，则是西方文化的地盘。
第二，沟通与融合中西文化，创建新文明。“化冲突而为调和”的调和论，与中西文化的“沟通”是密切关联的。他通过研究文化交流，得出了一个“文化沟通”原理。此原理为他反复强调，不仅成为他力主调和论的主要依据，而且成为调和论的重要内容。他在《理性与民主》中说：“于是我们便得一个定理：就是两个文化交流时，必于其相类似处方能融合，必须有融合方能产生文明”。又讲：“我在上文曾提文化之沟通与混合，必须先其本来就有相接近点方可开始导入……两种文化的接轨必由于其中相类似处乃是因为人们习惯成为第二天性。新的样子太违反旧日习惯，遂不易接受，于是必先由向来习惯不大相反的地方进来。尤其是在观念与思想方面，更是必须如此……所以在理论观念的文化上倘使这个民族对于这一套观念向不谙习，而要真的了解，则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一法：即由其平素所谙习的之中折其有与此相类似的地方来作比附，方可得了解一些。”
这几段文字，就是张东荪通过研究不同文化的交流情形后，而得出了定理：两个文化交流时，必于其相类似处方能融合，必须有融合方能产生新文明。
张东荪的这种见解是十分精辟的。由于种种原因，自戊戌以来较长时间内，中国知识分子挣扎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之中，在不必要的中西文化优劣高下的争论上，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和时间；他们往往把西方文化与固有文化视为绝对对立、互不融通的两种文化模型来看待。当然，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本身具有很大的内在差异，也的确处于对立之中，况且西方文化之入中国，又是与帝国主义的侵略相随的，这样，中国知识分子将两者对立来看，也不能说全无道理。然而，两者毕竟还有相通之处。负有文化交流和沟通责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使西方文化在中国扎根、生长，也应当从两者之通似处立论才是。但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总是把中西文化当做两个对立的东西看待，要么主张全盘“西化”，要么主张完全中化；即使主张折中论者，亦大多持“中体西用”观点，认为在某些方面应当西化，但在根本上应当保持传统不变。在这种态度下，折中者假定：“东与西”本质上还是有不可妥协，不可融合成为一个新文化系统的地方。因而，他们无力、也无意识去主动地强调沟通中西、寻找调和之道。即便是被迫去作了（如五四章士钊的调和论），也是试图纳西学于中学系统，以中学“同化”掉西学。这样，长期以来形成了中西文化观的分歧与争论，而这种争论又往往流于空泛，没有太大的意义，并未能致力于使西学扎根于中学的沟通工作。所以，张东荪批评说：“因此我对于以往吸收西方文化的态度很引为有些遗憾。就是不从配合方面着眼，而专从冲突方面着眼。”又说：“今天的纷乱，这一班作文化沟通与接触的工作的人们实在不能不负责任。”由此可见，张东荪提出“沟通”论，并批评时人对待中西文化的错误态度，还是中肯切要的。
中西文化“沟通”、“调和”后的中国“新文明”是什么样的文明？张东荪说：西方的民主主义文化是西方文化的精华，“而唯独这个当作整个文化的民主主义却正是西方道统中最可宝贵的东西。我们接受西方文化亦只须取来其这一点即足了。因为这不仅是西方的至宝乃且是人类的至宝，只由于这一条路是正路，而其余一切路径都是邪路。”又讲：“中国必须走上渐进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之途……中国今后要实行民主政治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制度的问题，乃确是涉及全部文化的一个问题，亦不仅是在历史上另划一个新纪元的事情，乃必是把中国从历史的旧轨道中搬出而另外摆在一个新的轨道上”。
“沟通”和“调和”后的中国新文化，必定是以西方民主主义文化为主干、仅保留中国“做人方面适用孔孟之道”的文化。这便是张东荪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