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陈独秀便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论战”中所持的基本观点阐发出来了。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辑刊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后，马克思主义者与张东荪社会改良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便激烈地展开了。
采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
1920年12月15日，为了答复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和质问，经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张东荪在《改造》3卷4号上发表了《现在与将来》的长文，该文是张东荪对与自己社会主义的主张“做一个比较的正式说明”，他“折衷历史的自然阶段说与理想的人为创造说，调和性善的人生观与性恶的人生观”，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他在这场“社会主义论战”中的总观点：用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实业。
在提出自己的主张之前，张东荪首先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发展的趋势，然后指出了中国所应走的道路。所以，张东荪在《现在与将来》中主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现状是什么？二是从现状的潜伏趋势里推测未来呈何状？三是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第一，中国的现状是“四病”交加。张东荪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着四种病症：大多数人民无知识，和原始人类的状态差不多，张东荪称其为“无知病”；大多数人民困于生计，因本来物产不丰，加以连年天灾人祸，以致愈贫，张东荪称其为“贫乏病”；自民国以来，连年内战，以致兵匪增多，张东荪称其为“兵匪病”；自前清以来，关税、外交完全失败，外国的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合而为一，以压倒中国，张东荪称其为“外力病”。这四种病症，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大，“无知病”和“贫乏病”，使中国没有形成市民社会，工人、商人数量很少，都不成为有力的阶级，所有的只是处于愚昧状态的农民与人性变态的兵匪；“兵匪病”造成了军阀当道；“外力病”使中国全在外国经济力压服之下，国内民族产业不易发展。在这“四病”中，“无知病”和“贫乏病”是根本的，“外力病”对中国社会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而“兵匪病”则是对中国社会危害最严重的病症，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也是目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张东荪的分析，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实情，不能说全无道理，但这些只是社会现象，而不是社会的本质。为何会造成这四种病症？张东荪并没有说明。
第二，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张东荪认为中国不能发生社会主义运动，而只能对劳动者进行改良；中国所走的道路只能是协社主义与资本主义并行的道路；资本主义是利在目前而害在将来。他说：“我从现状中潜伏的原因上推测将来有两种趋势：一，渐造绅商阶级的趋势；二，爆发伪劳农革命的趋势。一缓一急；一必然一可能。”
张东荪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进行观察后认为，在四病中，“兵匪病”是最严重的，但社会发展的趋向是军阀趋于分裂并日趋末路，“其消灭之路有二种：一，一部分蜕化为财阀，而他部分为新兴阶级所灭；二，为等于军阀者所灭。”前者是平和的或渐进的，后者是革命的或急变的。他认为，打倒军阀只能用渐进的方式，而又必须依靠正在发展中的“中产阶级”——绅商阶级。他说：“我近年觉中国各地的商会渐渐地增加势力，而交通口岸的商会尤有能力。试看现在的自治运动，便是中产阶级渐起的明证。”中国正在兴起这种新兴阶级，张东荪称之为“财阀”。他们虽有一部分由军阀蜕化而来，但它却是打倒军阀的现实力量，也是中国发展实业的主要依靠者。“我们还要晓得财阀必定亦有和军阀开战的时候，必定亦有一部分军阀是灭在财阀手里，因为财阀可用经济力制垂毙的军阀之死命。更有一因，就是中国的实业，不论中国自己开发与否，外国总是要来大开发而特开发的；不过外国势力一来，中国自己的企业亦必乘势而蜂起。到那时，外国的势力便不啻给中国财阀以保障与后盾，则末路的军阀更无法相抗了。”即财阀与外国的势力合作而制服军阀。“我预料新银团必成，铁路统一必成，这便是外国势力助中国实业家以打军阀的。”这样，财阀与“外力”合作而倒军阀，是一种缓慢发展的趋势。
张东荪分析说，由于绅商阶级“在其迟迟而行的中途”，而“人民贫乏太甚，求食不得，不能久持，”所以，极有可能发生劳农主义。然而，由于中国缺乏实现真正劳农主义的阶级、经济和社会基础，这样的劳农主义必定是“伪劳农主义”。他说：“论到中国，劳动阶级除了交通阜头因为有少数工厂才有工人以外，简直是没有。况且他们要发生阶级意识还不知要经过多少次经验的教训。在他们的阶级意识未生以前，这种未自觉的劳动者，人数又少，直不能有何势力。”又说：“而况现在中国市民阶级方在将自觉而未自觉之间，正想创造成一个阶级，则劳动阶级比较知能低下，当然自觉更要迟一步了。”所以，现在中国根本不具备这种主义实行的条件，若要实行，只会导致伪劳农主义。他反复强调：“中国现在离劳动阶级的完成与自觉尚早，所以纵有人热心运动，然只能缩短程途，而断不能一跃而跻。这是说真正劳动者的国家之组织尚早。”目前实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至于组织无产阶级的政党，更是无从谈起。他认为，“党是代表那阶级的，若他背后没有阶级，必不成立。”中国根本就没有有力的劳动阶级，也就谈不上组织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基于这种分析，张东荪更坚决地反对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中国根本上就不具备实行“狄克推多”（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因为：一,国中无人有狄克推多之资格。二，狄克推多不是自己一个人要做即可做的，必须有相当的拥戴者，方能压制反对者。中国劳动阶级为数极少，决不能为拥戴者，即拥戴亦无实力。三，中国民族的根本性虽有狄克推多的倾向，然仍有一个相反的倾向潜伏于其背后。近来加以民治的潮流与自由的呼声，此暗礁乃渐大，必有充足的能力阻狄克推多制之成立。四，近来的新趋势是分化，棗由国治降为省治，由省治降为县治，棗此趋势与狄克推多相反。五，中国向来没有强固的社会组织可供利用，无法提纲挈领。所以“狄克推多的劳农制不能发生”，如果发生，由于“中国民族的根性最怕大更张”，“中国人习惯向来是求速效，立即反对”和“外国的压迫”三方面的原因，其“必是昙花一现”。
因此，张东荪断言：“真的劳农制度决组织不成，而伪的劳农革命或可一度发生。”一旦伪的劳农革命发生，将会给中国造成严重的灾难，“不能福民而必定是害民”，“不过在已过的许多内乱上再添一个内乱罢了。”“伪劳农主义万一发生，必是纯粹破坏的，绝难转到建设方面，不过在许多内乱上加一个内乱罢了。”
第三，通过上述的分析，张东荪提出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案。他认为，中国现在既有贫乏病，则开发实业为唯一之要求。用什么方式来开发实业呢？张东荪的回答是明确的：不排除资本主义方式。他说：“虽开发实业不限于资本的企业，然在中国现状之下，真正的政治集权共产主义，如俄国劳农制度，决不能发生，则除了资本的企业以外，只有协社的企业。须知协社的企业既然可在资本主义下实行，便是与资本主义可以并行。协社主义既然不能驱逐资本主义，则资本主义以外外国势力的后盾与固有的基础，加以经济学上的原则，必定发展。所以在开发实业以裕民生的大要求下，我们虽可极力提倡协社，然而无法阻止资本主义的进行，这一点是须大注意的。”
为什么要采用资本主义？他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对于“增加富力及于一班人民”都有好处，“不能说只有资本家得利而贫民丝毫无所增”；对于中国“求生不得”的人民来讲，“即使资本主义的企业发达，终是利在目前而害在将来。我们没有法子破坏他的缘故，亦就在他能利于目前。我们若在此时即破坏他，便是我们认题未清”。二是资产阶级是将来打倒军阀的主要力量，发展资本主义，就是顺应“绅商阶级”渐造的趋势，逐步增大其力量，渐渐地消灭军阀势力。他说：“我们对于军阀的推倒丝毫无能力，而能倒军阀的只有他们，因为他们乘着国内的要求与外国的势力，其来不可侮，而有制军阀死命之能力。”三是绅商阶级发展后，劳动阶级也随之壮大，为将来实行社会主义提供必要的基础。他说：“我们须得认清这种趋势虽决不是福利人民，但不能说他没有增加富力的事。我们认定这种趋势只是把阶级分明起来，造成一个绅商阶级（即市民阶级，不过市民二字译得不切，亦就是第三阶级），同时造成一个劳动阶级，而把求为劳工而不得的人吸收进去，却是他的好处。”其好处就在于使劳动阶级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壮大。四是资本主义虽受到打击，但它是人类社会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加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未必会兴起，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会对中国产生极大影响，发展实业，非采取资本主义的方式不可。“在生产太缺乏的中国现状下，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实是竞争中之第一优胜者，无论什么他都胜过去的。所以外国经济力能势如破竹而来，便是明证。加以各国共产主义的革命，在近数年内未必发生，则世界的资本主义未消灭一天，则中国一天势必顺着此轨而进。以上是说在开发实业的大要求下，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工厂必日增一日，乃是不可抗的。这事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愿意亦是如此，不愿意亦是如此，乃是一个自然的趋势。”
这四方面的原因，决定了中国要发展实业，必须采用资本主义方式。所以，张东荪告诫社会主义者说，目前最急要的问题是如何打倒军阀，发展实业。对此，社会主义者应该有自知之明：一是须知自己没有打消军阀的能力；二是须知对于应付贫乏病、以增加生产力，“虽有方法却不及人家的来得有速效。”他强调说：“我们当有自知之明，我们无力打倒军阀而只能眼看军阀与绅商阶级的瓜代；我们无力阻止绅商阶级的发生，纵我们极力鼓吹劳农主义亦不过引起一个伪劳农革命。”所以，现在还不是进行社会主义运动的时代，社会主义“对于现在尚是不合宜”。他批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就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现在中国就要实行社会主义，似乎太越阶了。”而合宜于现在的，就是顺应造成绅商阶级的趋势，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
但资本制度下的生产的确有许多的弊端，如何解决？张东荪显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资本家辩护：“现在人只听工人一方面的话，自然是只看工人的苦痛。若问一问彼资本家，必亦有一大篇话未尝不是句句实情。在现行制度下，亦不能十二分苛责资本家，因为从井救人总不是人的常性。”他认为，中国企业的所以不能发达原因，全在工头一类的人从中作恶。解决劳资矛盾的方法，便是采用所谓“温情主义”，如资本家在他的工厂里设补习学校、定出分红制度、设立疾病保险金与老年抚养金、在厂里设娱乐的地方等等。“所以我认温情主义比工厂立宪主义在现在中国为有益于工人。”“对于现在的中国却不能不算最适宜。”这样，便既采取了资本主义方式，又逐渐避免了资本制度的弊端。
这样，目前只有两条出路可供选择，一是现在即宣传社会主义、劳农主义，并进一步组织团体；二是在静待中选择几件基础事来做。前者是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所选择的，张东荪认为这是在“制造伪劳农革命”，因而是他坚决反对的，他所选择的自然是后者。张东荪强调，在“静待”中，我们可以做四方面的事来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实行作准备：一是普通的文化事业，即授人以基本知识、打破旧思想、旧习惯、陶养人格，忠实地介绍西方各种学说和主义；二是推行广义的教育事业，向一般人民普及知识，开发民智；三是切实地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做好实行社会主义必要的理论准备；四是协社的实行；他认为“消费协社愈需要，差不多消费协社是唯一的急需物了”。
从表面上看，张东荪的这些主张，与他在《第三文明》中的观点已有了很大的转变。所谓第三文明，指继“习惯与迷信的文明”和“自由竞争的文明”后的“互助与协同的文明”，它显然是指社会主义思潮。但是，到了1920年11月后，张的思想已经变化了，认为当务之急不是鼓吹社会主义思想，是发展实业，而发展实业的方式就是采用资本主义。张东荪在《现在与将来》中集中阐述的，正是先发展资本主义，而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见解。
若将张东荪的观点与一年前发表的《我们为甚么要讲社会主义》作一比较，便可以看出：在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发展实业的问题上，张东荪思想的确发生了变化。1919年12月，张东荪在讲到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的关系时，不同意将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提倡实业是正路，社会主义是空谈”的见解是错误的。他分析说，“西方各民族用了组织力来压迫我们：就是那政治方面的国家主义与经济方面的资本主义合并来征服我们。我们好像被一块大石压着，没有活动的余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单靠中国自身发展实业是不现实的，必须在世界上打倒资本主义的压迫才行，这样，便不能不提倡社会主义，抵抗外国资本”。可见，当时张东荪并不反对用社会主义方式发展中国实业。而一年后所作的《现在与将来》，却明确主张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这显然是其思想的重大转变。
但也应该看到，从张东荪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看，张东荪的思想又是一贯的。其思想变化仅是表面的，并不是实质性的，因为张东荪根本就没有信仰过马克思主义，他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根本上就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况且，他始终认为实行社会主义是将来的事，现在只是作准备而已。这样，他主张目前发展实业要用资本主义的方式，与他过去的见解并无大的出入。
张东荪的《现在与将来》写好后，曾寄给在天津的梁启超，征求梁的意见。梁启超读后表示赞成，立即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的长文，刊载在1921年2月15日出版的《改造》3卷6号上，详细阐述他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意见，对张东荪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从总体上看，梁启超的观点与张东荪互为表里：张东荪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用以救穷，梁启超也强调“不能不奖励生产事业以图救死”；张东荪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必须注意劳动者利益，梁启超也强调“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张东荪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还很幼稚、劳资对立并不突出，梁启超则提出中国目前不是阶级对立问题，不是“有产”与“无产”问题，而是“有业”与“无业”的问题。他们都主张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用资本主义方式发展实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