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个时候，外交也出事了。1914年，一战开始了，欧洲列强忙于内部厮杀。对我们东方人而言，一战就是欧战，因为战场基本就是在欧洲。当时东方的日本也参战了，但是它只打了一仗，就是发动了对驻扎在中国青岛的德军的攻击。此时德军并没有多少力量，而且大多是海军，日本人攻击德国人，基本是杀鸡用牛刀了。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打了两个多月，中国人对此也毫无办法。当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开战，日本胜利之后，沙俄在东北和朝鲜的势力范围被日本继承，相对来说，日本的统治比沙俄要温柔一点。但是在山东，胶济线和青岛原来是由德国人统治，他们的统治方式又要比日本人文明一点。所以，日本人取代德国人对青岛及胶济线沿线地区进行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温柔的统治被一种蛮横的统治所取代，这样老百姓是很不舒服的。后来美国人曾经做过调查，他们问中国人，当时德国人占领这块土地时，中国人好像没有进行强烈抗议，但是换成日本人后，为何中国人的反应会这么强烈呢。中国人解释道，德国人的统治比较规矩，而日本人相对不规矩。
日本人的这场战争虽然规模较小，但对中国的骚扰却是比较大的，而且日本人很蛮横，在打德国的过程中，其实占去了山东各个地方，它根本不把中国的驻军当回事儿。而且日本并没有就此罢手，有一部分日本人认为，这是日本独占中国的一个良机。所以，麻烦来了。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从日本返回中国时带了《二十一条》，要求直接面见袁世凯总统。《二十一条》中的每一条都很不好，其中最可恶的是第五号条款，它要求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其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而且在某些时刻日本顾问有权做出决断。这就相当于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朝鲜，使中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袁世凯看到这一条款后，意识到日本“直以朝鲜视我”，震怒，也很惊慌。本来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时，第五条是建议性条款，就是说中国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是，日本公使日置益向中国提交这一文本时，根本就没提到这一点，他就是要让中国全部接受。袁世凯当时立即找来各部总长和机要秘书商量对策，那时候陆军总长段祺瑞非常愤怒，主张和日本开打，认为这些肯定不能接受。袁世凯问段祺瑞，若真打起来，中国军队能够坚持多长时间。段祺瑞想了想，说估计只有三个月。袁世凯一想，这肯定不是上策啊，那还是先谈吧，于是他就让外长陆征祥想办法去谈，去跟日本人磨，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在谈判的过程中，日本人曾警告陆征祥，这些谈判都是机密，不能透露给任何人，不能告诉别的国家。但中国代表一边谈，一边又把谈判细节通报给英美各国的驻华使节，希望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所以很快《二十一条》的消息就走漏了，西方国家的媒体和政府都开始对日施加压力。比如英国，英国此前跟日本是有合作盟约的，但这个时候开始有人质疑和日本结盟的前景。英国人当然也不希望日本人完全控制中国，因为英国在中国仍然有很大利益，事实上，作为侵略中国最早的西方国家，在中国利益最多的一直就是英国人。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日本被迫作出声明，称第五号条款只是一个建议性条款。后来曹汝霖自己贴金，说这个成果是中国人争取来的，中国人也派了说客去日本游说日本政府。其实在一开始，日本政府就定第五号条款为建议性条款，只是日本公使在向中国传达的过程中有意做了改动。而且日本公使把第五号这个建议性条款和其他条款放在一起本来就是个阴谋。为什么呢？这个条约统称《二十一条》，人们提到它就会首先想到第五号条款，日本政府逼着中国签，这样即使第五号条款没有被中方接受，但在外界看来，如果中国签了《二十一条》，那么可能中国还是接受了第五号条款，那这样袁世凯就完蛋了。日本政府当时并没有做好全面与中国交战的准备，它当时进行战争动员时，也只是动员了在华的日军，并没有真的想要跟中国打，但是袁世凯却屈服了。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人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图谋，就是搞臭袁世凯的声望。他们对袁世凯真的很头痛，在朝鲜时日本面临的中方对手就是袁世凯，而在和袁世凯的几次冲突中，日本人都没有占便宜，所以历史上日本政府就跟袁世凯有宿怨。在日本人眼里，袁世凯是政治强人，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改变，如果袁世凯能力足够强，那么，中国可能真的会由弱转强，成为日本扩张的重要障碍。因此，日本要做的就是把袁世凯搞下去。所以日本人曾在中国鼓吹，说孙中山搞共和是可以的，因为他之前就是叛党，袁世凯凭什么共和啊，他是清朝的重臣。这是他们的宣传噱头，实际上他们是想将袁世凯除之而后快。
在1915年5月9日，袁世凯签了《二十一条》之后，他也很难受。我们不能说袁总统就是不爱国，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他来说可能比一般的老百姓所想的更为息息相关。所以他声泪俱下，跟他的部下说：我们一定要奋起，我们再不自强就要完蛋了，我们要好好地干，十年后再跟日本人算账。但是，不管袁世凯是何心境，他的确因为这个《二十一条》而声望大跌。内政如此，外交还办成这样，作为一个国家元首，怎么服人呢？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袁世凯自己也很焦虑，考虑该如何挽回这个局面。按道理，应该把政治弄得更加清明一点，然后再去做几件于国于民有利的好事儿，这是中国人对权威塑造的一般性理解。而当时的环境给袁世凯留下的余地并不多，树立威信的方法的确没多少，然后就有人给他出主意了：那你干脆称帝吧！称帝很简单啊，称帝就是一个政治程序操作，又能够很快就塑造起自己的权威，而做好内政外交比称帝要难得多。
在最初思考这个建议时，袁世凯是有些顾忌的，筹安六君子在外界为复辟鼓噪时，其实跟他有间隔，更多的事情都是袁克定在具体操办。袁克定这个人对袁家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比袁世凯更喜欢权术，正是因为他的存在使得袁世凯和外界存在间隔，而袁世凯一度还坚决反对称帝。所以曾有人认为，这事儿跟满洲宗室也有关系，鼓吹帝制可能是想恢复清朝。也有人认为，袁世凯是想先趟个路、搭个桥，把权力交还给清朝皇室。到后来形势越来越明朗的时候，袁世凯也听不到多少反对的声音。这的确非常奇怪，虽然有些媒体对恢复帝制持批评态度，但没有哪一派政治势力公开出头反对，梁启超那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也是在袁世凯称帝前夕才发表的，此前看不到任何所谓的强烈反对。
只有袁世凯的一些老朋友向他表示过明确的异议，比如严修。严修在当时真的算是一个世外高人，而且品格很高尚。当年袁世凯被载沣赶走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敢为他送行，只有杨度和严修前来，而且严修送完人后还回到衙门起草了一个奏折，言辞激烈地表达抗议，抗议清政府罢免袁世凯的举动，然后挂冠而去。等到1911年袁世凯被再度起用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严修，希望他回来襄助大事，并明确提出把财政总长的位置留给他。但袁世凯再三诚邀，严修一直拒绝。严修希望到民间办教育，在社会中支持袁世凯（后来南开大学的建立就有他的贡献）。严修真的是一个非常够意思的朋友，但在此时严修就直接言明，不同意袁世凯称帝。
此外，还有些遗老也不同意，不过他们的理由是另一回事儿。总统是任期制，就是说你当总统了不意味着国体会发生改变，你上台不意味着国家进入了“袁家王朝”，但是你当皇帝就是另一回事儿，这样就会开创一个新朝。而若是要建立新朝，你总得有一点点文治武功吧，比如对外有点征服事业，把日本人打败了，这样国内士气就会大振，然后所有人就都老实了，或者就在国内把各种政治势力摆平一点，取得一点政治功绩。但事实上，袁世凯两个方面都没有，无论内政还是外交，都让人非常沮丧和焦虑。在这种普遍的焦虑当中，袁世凯没有解决的办法，反而想通过称帝来渡过危机，这是很荒唐的。遗老们认为，一般的开国元勋、开国皇帝都是有两下子的，至少他的文治武功能够把人震了，这样称帝才能顺理成章。而当时袁世凯的逻辑正好颠倒了，他什么都没有，拿什么政治资本来当皇帝呢？
还有一些人本来就对袁世凯有疑虑，他们主要是各地的军头。尤其是那些非北洋系的军人，本来就和袁世凯统治集团有点离心倾向，一直害怕袁世凯把他们铲除了，比如南方的唐继尧、陆荣廷他们。袁世凯不称帝，还真不好反，一称帝，正好可以借口反复辟反他。此外还有些文化人，比如梁启超认为，中国已经共和了，按照他们当时所秉承的进化史观，历史只能进步不能回退，而历史的进步和制度的演进是相匹配的。康有为的新三统里面曾经说过嘛：君主专制，据乱世；君主立宪，升平世；民主共和，就是太平世了。我们好不容易已经进入第三统了，制度不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弥补，怎么能倒退呢？怎么能复辟呢？对于梁启超这种深受进化历史观影响的人，历史是绝不允许倒退的。
所以，尽管袁世凯在复辟准备阶段没有看到过多少反对的力量，但其实反对力量是一直存在的，只是被表面现象遮蔽掉了。就是说，袁世凯一旦当了总统，就没办法像以前那样看到许多真实的情况，即使看到了，可能也会倾向于视而不见。因为人们总会偏爱选择性知觉，好的东西，表面的东西他就愿意看，连一个外国人办的报纸，也就是《顺天时报》刊登的关于支持帝制的消息，袁克定都要把它重印后呈交袁世凯。古话讲忠言逆耳，很多时候忠言是进不去耳朵的。之所以进不去，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政者主观上不愿意听，他自己有一个心理屏蔽机制，在接触到这些信息时就把他不想听的东西屏蔽掉了，袁世凯也不例外。严修后来回忆，帝制闹起来的时候，最初他能见到袁世凯，后来就见不着他了。袁世凯传话，让他去跟筹安会的人讲，严修就火了：我跟筹安会的人说得着吗？我凭什么跟他们说啊？我就要跟你说，你不听拉倒，就算了。所以，袁世凯不称帝还好，一称帝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