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后，代表们就罗明纳兹的报告进行讨论。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彭公达、瞿秋白相继发表了意见。一致表示拥护国际代表的报告，同意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都着重揭发和批评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瞿秋白对告党员书草案提出几点补充意见：（1）在国民革命和阶级斗争中，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党只看到其上层领袖，而没有看见群众，以后仍然要与小资产阶级联合，但不能采取过去的态度；（2）我们党团太无作用；（3）应明确我党对国民党的态度，并反对第三党的主张；（4）要造成工农民权独裁制，以真正国民党的旗帜为号召，等等。
讨论以后，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结论。他就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的错误问题，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问题、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和民族革命中的几个矛盾问题，发表了结论性的意见。随后，瞿秋白宣读告党员书，代表们原则上一致通过，并决定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组织委员会进行文字修改。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由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我们包办国民党或国民党消灭我们这两条路。过去，党的领导机关犯了错误，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过去当我们能够包办国民党的时候，中央不允许我们包办，觉得只要利用某打某便可以得到一点民权，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宜了。在武汉政府反动时，7月13日我党的宣言是新政策的开始，内容是很坚决的。八一南昌起义，我党走向新的方针。现在主要的是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的。瞿秋白在报告中还指出，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进行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实不客气的我们要包办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因此，今后（1）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他们还戴着一个民权的假面具，我们要宣布他们是假的国民党；（2）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3）在革命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此外，瞿秋白在报告中，还提出如何做国民党的工作，团结国民党左派；开展兵运工作等问题。
瞿秋白在报告后，又一一宣读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党的组织议决案》，并逐一进行讨论。在讨论后，瞿秋白又作了结论性的发言。在关于农民斗争议决案的发言中，他再次强调指出，要号召农民暴动，要实现耕者有其田，革命政府可以在土地革命中得着生命，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应讨论并决定一个农民问题的纲领，等等。会议一致通过了上述议决案。
会议的最后议程是选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当选政治局委员九人：瞿秋白、苏兆征、向忠发、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七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虽然不是一次正式的中央全会，但它在实质上执行了中央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职权。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决定在广大区域中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起义，这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且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从而给党和人民指出了正确的革命斗争道路。因此，瞿秋白说：“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反机会主义斗争的新纪元。”
八七会议以坚定的革命方针，振奋的战斗精神，重新团聚了受到严重创伤而显得散乱的队伍，扭转了党员和群众中弥漫的悲观主义情绪，从而拯救了党，拯救了革命。蔡和森说：“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八七’以后之伟大的效果。北方有好些同志说：‘假若新方针迟来一月，我们都散了。’这不仅北方为然，全国莫不如此，尤其在两湖、上海及广东。我们仗着新方针，不仅挽回了工农群众的恐慌和悲观，而且兴奋了广大范围内几百几千万的群众，继续不断的发展工农革命的高潮，一直向苏维埃政权走。”“我们在新方针之下不仅重新团结了党员群众，而且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到新的革命高潮上来，这是值得我们自夸的。”
八七会议不仅解决了许多紧迫而关键的方向问题，而且树立了一种实事求是的作风。会议批评了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并决定向全党公开这些错误，要求全党同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会议指出，“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地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八七会议也有缺点和不足。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而过分强调了进攻，因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在军事上对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对战争和战略问题以及具体的军事问题缺少研究和指导。在组织上，开始了过火的党内斗争，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等。罗明纳兹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高涨”，更加助长了党内小资产阶级的冲动，助长了党内“左”倾情绪，特别是影响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导致了“左”倾盲动的错误。
1927年8月9日，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政治局的分工，决定由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苏兆征兼管工委；李维汉兼管组织部、秘书厅；军事部由周恩来负责，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妇女部由杨之华负责；交通局由顾顺章负责；出版局暂由郑超麟办理。
会议讨论了主要地方组织，决定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并由毛泽东、彭公达负责与湖南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央。
8月11日，中央致函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决定派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张国焘为中央南方局成员，张国焘为书记，下设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管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以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在周恩来等未到以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内的武装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
同日，中共致函山东省委及山西、满洲临时委员会，决定组织北方局，以蔡和森、王荷波、彭述之、张昆弟、刘伯庄为委员，以王荷波为书记，管理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各党部，并决定以刘伯庄为顺直省委书记。
一切安排就绪，以瞿秋白为总负责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以新的战斗的姿态，领导着全党，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揩干身上血迹，顶着千钧重压，奋勇前进了。
“左”倾盲动错误
在全党一大批杰出的领袖人物中，在共产国际一再强调领导层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情况下，被推选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何以竟是瞿秋白？这是不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在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以反对和清算右倾错误为紧迫任务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是比较适当的领导人选。从党的三大以后，瞿秋白以他比较高的理论素养，在制订中国革命的方针，宣传马列主义学说等方面，在推动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在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对戴季陶主义，反对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功绩卓著。因此，在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被解职以后，大家很自然地就选择了瞿秋白。从这一点说，瞿秋白的当选，绝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势所必至，顺理成章！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瞿秋白毕竟是个书生，他的浓厚的诗人气质，他的教授式的文雅风度，他的带有某些学院色彩的理论研究，再加上他缺乏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而这种经验对于一个领导者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些弱点和不足，使他担负领导工作，特别是领导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又时时刻刻受制于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当然是力不从心的。就这一点说，瞿秋白自谓“历史的误会”，又不能不说有某些合理的因素。
这时，瞿秋白夫妇住在汉口英租界新造的一座三层楼的公寓房子里。他们住的是二层楼。一套四大间，两间是客厅和餐厅，两间作卧室，每间寝室都有浴室和衣橱，冬天还有暖气。卧室里，一间住着瞿秋白夫妇，一间住着杨之英，是杨之华的十五岁的妹妹。客厅里住着郑超麟和潘家辰。潘给共产国际代表当翻译，是中央与国际代表之间的交通员。
瞿秋白要郑超麟设法恢复已经停刊一个多月的《向导》。其时，党的出版机构已经瘫痪，长江书店关了门，存书已经丢失殆尽，印刷厂和纸行都有无法解决的难题。《向导》在武汉是没有恢复的可能了。
9月20日以后，瞿秋白和郑超麟一起由武汉乘轮船返上海。杨之华暂留武汉数日，处理善后事宜。在船上，两个人住在官舱里，船上熟人很少，平平安安地到达了上海。陈独秀没有参加八七会议，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仍然要他去莫斯科。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和李维汉，曾经来到汉口前花楼陈独秀的住所，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共产国际的要求，到莫斯科去。陈独秀坚持不去，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瞿秋白到达上海二三日内，又与李维汉同去看望陈独秀，对他仍旧很恭敬，劝他去共产国际，但陈独秀仍然坚持不去。
11月，蒋光慈写的中篇小说《短裤党》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这是同年3月瞿秋白去武汉之前，蒋光慈与他共同研究确定的书名，并安排了大略的章节内容。这是作者塑造共产党人、工人领袖、地下工作者等新的人物，描写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革命斗争生活的初步尝试。书中以杨直夫寓喻瞿秋白，秋华寓喻杨之华，史兆炎寓喻赵世炎，其他如沈船舫、张仲长、江洁史等，分别影射孙传芳、张宗昌、蒋介石等。书中许多细节与史实相符。因此有人把《短裤党》看作报告文学，也不无道理。
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指示，毛泽东于八七会议后回到湖南，发动了湘赣边界数县农民起义，接着于9月下旬开始向井冈山的进军，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火焰，并在实践中着手解决八七会议以后中国革命所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八七会议精神，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迅速地传到了全党。从1927年秋冬到1928年初，各地党组织先后发动了武装暴动。除湖南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外，在湖北，有蒲圻、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崇阳、孝感、麻城、黄安、洪湖等地的起义；在江西，有修水、德安、星子、鄱阳、弋阳、横峰、万安等地的起义；在广东，有海丰、陆丰、琼崖等地的起义；在江苏，有宜兴、无锡、江阴、崇明等地的起义；在河南，有光山、四方山等地的起义；在河北，有玉田等地的起义；在陕西，有清涧等地的起义。有的地方在起义后，建立了红色政权，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实际上已经取消了国民党的旗帜。1927年9月，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取消了八七会议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进行武装暴动的决定。这是正确的。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性转变。但是，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左”倾情绪继续增长，中央领导机关和某些地方党组织提出要煽动起“红色恐怖”、“大杀豪绅地主”等口号。上海也在实行红色恐怖，瞿秋白、李维汉到上海后，去看上海新任书记邓中夏，三个人都反对在城市实行红色恐怖，下令停止了这一行动。但是，党内“左”倾情绪的不断发展，终于失去了控制。
这时，叶贺军队失败，许多起义人员辗转来到上海。贺龙到后，中央在上海租了一幢两层楼的公馆，让他一个人住在楼上，下面安排一对夫妇带着小孩作二房东。李维汉代表中央与贺龙谈话，贺龙表示湘西大有希望。瞿秋白听了汇报后说：是否要他去干一干呢？中央最后决定让他回到湘西，结果，他回去就干起来了。在南昌起义军失败后辗转回到上海的，还有周恩来、李立三、叶挺、谭平山、张国焘、郭亮、夏曦以及党外的朱剑凡等，中央都给以妥善安排。周恩来回到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
1927年11月1日，中央常委开会，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参加，主要讨论了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问题。对于当前形势，瞿秋白说，中国革命潮流仍是高涨的。李维汉说，目前中国革命，客观条件可以综合各地的暴动发展成一个总的暴动。但党的力量不适应客观条件的需要。他提出这次紧急会议对于组织问题要下一决心，坚决地改造党，撤换一般知识分子的领导，提拔工农分子等。瞿秋白也说，党的组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定要坚决地提拔工人分子。这些意见显然是错误的，其中都有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