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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六棵树

回了一趟老家,发现村子里又少了几种树。我们村在商丹川道是有名的树园子,大约有四十多种树。自从炸药轰开了这个小盆地西边的牛背梁和东边的烽火台,一条一级公路穿过,再接着一条铁路穿过,又接着修起了一条高速公路,我们村子的地盘就不断地被占用。拆了的老院子还可以重盖,而毁去的树,尤其是那些唯一树种的,便再也没有了,这如同当年我离开村子时那些上辈人使用的那些农具,三十多年里就都消绝了。

在巷道口我碰到了一群孩子,我不知道这都是谁家的子孙,问:知道你爷的名字吗?一半回答是知道的,一半回答不知道,再问:知道你老爷的名字吗?几乎都回答不上来。咳,乡下人最讲究的是传承香火,可孩子们却连爷或老爷的名字都不知道了。他们已不晓得村子里的四十多种树只剩下了二十多种,再也见不上栒树、槲树、棠棣、栎、桧、柞和银杏木、白皮松,更没见过纺线车、鞋耙子、捞兜、牛笼嘴、曳绳、梿枷、檐簸子。记得小时候我问过父亲,老虎是什么,熊是什么,黄羊和狐狸是什么,父亲就说不上来,一脸的尴尬和茫然。我害怕以后的孩子会不会只知道了村里的动物只是老鼠苍蝇和蚊子,村里的树木只是杨树柳树和榆树?所以,就有了想记录那些在三十年间消绝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农耕用具的欲望。

现在,我先要记的是六棵树。

皂角树。我们从村子分涧上涧下,这棵皂角树就长在涧沿上。树不是很大,似乎老长不大,斜着往涧外,那细碎的叶子时常就落在涧根的泉里。这眼泉用石板箍成三个池子,最高处的池子是饮水,稍低的池子淘米洗菜,下边的池子洗衣服。我小时候喜欢在泉水里玩,娘在那里洗衣服,倒上些草木灰,揉搓一阵子了,抡着棒槌啪啪地捶打。我先是趴在饮水池边看池底的小虾游来游去,然后仰头看皂角树上的皂角。秋天的皂角还是绿的,若摘下来最容易捣烂了祛衣服上的垢甲,我就恨我的胳膊短,拿了石子往上掷,企图能打中一个下来,但打不中,皂角树下卧着的狗就一阵咬,秃子便端个碗蹴在门口了。

皂角树是属于秃子家的,秃子把皂角树看得很紧。那年月,村人很少有用肥皂的,皂角可以卖钱,五分钱一斤。秃子先是在树根堆了一捆野枣棘,不让人爬上去,但野枣棘很快被谁放火烧了,秃子又在树身上抹屎,臭味在泉边都能闻见,村人一片骂声,秃子才把屎擦了。他在夹皂角的时候,好多人远远站着看,盼望他立脚不稳,从涧上摔下去。他家的狗就是从涧上摔下去过,摔成了跛子,而且从此成了亮鞭。亮鞭非常难看,后腿间吊着那个东西。大家都说秃子也是个亮鞭,所以他已经三十四五了,就是没人给他提亲。

秃子四十一岁上,去深山换包谷,我们那儿产米,二三月就拿了米去深山换包谷,一斤米能换二斤包谷,秃子就认识了那里一个寡妇。寡妇有一个娃,寡妇带着娃就来到了他家。那寡妇后来给人说:他哄了我,说顿顿吃米饭哩,一年到头却喝米角粥!

但秃子从此头上一年四季都戴个帽子,村里传出,那寡妇晚上睡觉都不允他卸下帽子,邻居还听到了,寡妇在高潮时就喊:卫东,卫东!村人问过寡妇的儿子:卫东是谁?儿子说是他爹,他爹打猎时火枪炸了,把他爹炸死了。大家就嘲笑秃子,夜夜替卫东干活哩,秃子说:替谁干都行,只要我在干着。

村人先是都不承认寡妇是秃子的媳妇,可那女人大方,摘皂角时看见谁就给谁几个皂角,常常有人在泉里洗衣服,她不言语,站在涧上就扔下两个皂角。秃子为此和女人吵,但女人有了威信,大家叫她的时候,开始说:喂,秃子的媳妇!

秃子的媳妇却害病死了,害的什么病谁也不知道,而秃子常常要到坟上去哭。有一年夏天我回去,晚上一伙人拿了席在麦场上睡,已经是半夜了,听见村后的坡根有哭声,我说:谁哭哩?大家说:秃子又想媳妇了。

又过了两年,我再一次回去,发觉皂角树没了,问村人,村人说:砍了。二婶告诉我,秃子死了媳妇后,和媳妇的那个儿子合不来,儿子出外再没有音讯,秃子一下子衰老了,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有七十岁,他不戴帽子了,头上的疤红得像烧过的柿子,一天夜里就吊死在皂角树上,皂角落得泉边到处都是。这皂角树在涧上,村人来打水或洗衣服就容易想起秃子吊死的样子,便把皂角树砍了。

药树。药树在法性寺后的土崖上,寺殿的大梁上写着清康熙初年重建,药树最少在这里长了三百年。我记事起,法性寺里就没有和尚,是村小学校,铃声是敲那口铁铸的钟,每每钟声悠长,我就感觉是从药树上发出来的。药树特别粗,从土崖上斜着往空中长,树皮一片一片像鳞甲,村人称作龙树。那时候我们那儿还没有发现煤,柴火紧张,大一点的孩子常常爬上树去扳干枯了的枝条,我爬不上去,但夜里一起风,第二天早晨我就往树下跑,希望树上的那个鸟巢能掉下来。鸟巢是可以做几顿饭的。

药树几乎是我们村的象征,人要问:你是哪儿的?我们说:棣花的。问:棣花哪个村?我们说:药树底下的。

我在寺里读了六年书,每天早晨上操听完校长训话,我抬头就看到药树。记得一次校长训话突然就提到了药树,说早年陕南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有个共产党员受伤后在寺里养伤住了三年,解放后当了三年专员,因为寺里风水好,有这棵龙树。校长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也成龙变凤。母亲对我希望很大,大年初一早上总是让我去药树下烧香磕头,她说:你要给我考大学!

但是,我连初中还没有读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辍学务农,那时我十四岁。

我回到村里,法性寺小学也没了师生,驻扎了当地很大的一个造反派的指挥部。我们从此没有安宁过,经常是县城过来的另一个造反派的人来攻打,双方就在盆地东边的烽火台上打了几仗,好像是这个造反派的人赢了,结果势力越来越大。忽然有一天,一声爆炸,以为又武斗了,母亲赶紧关了院门,不让我们出去,巷道里有人喊:不是武斗,是炸药树了!等村人赶到寺后的土崖上,药树果然根部被炸药炸开,树干倒下去压塌了学校的后院墙。原来造反派每日有上百人在那里起灶做饭,没有了柴火,就炸了药树。

村里人都傻了眼,但村里人没办法。到了晚上,传出消息,说造反派砍了药树的枝条,而药树身太粗砍不动也锯不开,正在树上掏洞再用炸药炸,队长就和几位老者去寺里和指挥部的人交涉,希望不要炸树身,结果每家出一百斤柴火把树身保全下来。

树身太大,无法运出寺,就用土掩埋在土崖下,但树的断茬口不停地往出流水,流暗红色的水,把掩埋的土都浸湿了,二爷说那是血水。

村人背地里都在起毒咒:炸药树要报应的!果不其然,三个月后,烽火台又武斗了一场,这个造反派的人死了三个,两个就是在药树下点炸药包的人,而“文革”结束后,清理阶级队伍,两个造反派的武斗总指挥都被枪毙了。

我离开村子的那年,村人把药树挖出来,解成了板,这些板做了桥板就架设在村前的丹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