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六、七、八、九、十巧入联，下联以东、西、南、中，金、木、水、火、土相对。短短不足七十个字，简明扼要地将诸葛亮一生事迹交代清楚，“昭燏先生熟悉历史典故以及她豪放的想像力与细腻淡雅的文笔，由此可见一斑。”
曾昭燏不仅国学功底深厚，文学才华横溢，而且其外国文学基础也是很深厚的。她曾翻译过《过威斯明斯德寺中群冢》《牧童艳歌》等外国名诗。我们知道，翻译外国诗歌，仅仅懂外文也不行，还应当对外国诗歌的内涵有所了解，尤其应当具备深厚的中国诗学素养，否则译出来的外国诗歌既不像外国诗也不符合中国口味，难以起到“诗以言志，志以抒情”的作用。曾昭燏在这个问题上有着自己的见解：对于诗歌的翻译，应当重视“语气务求合于吾国之习惯。而内容则求无失其本为，以期合于信达雅之标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意译比直译效果要好的道理。与此同时，我们从曾昭燏撰写的《曾母陈太夫人墓志铭》中可以感受到，不仅她的古文功底扎实，而且其书法底蕴深厚。总之，曾昭燏可谓曾氏家族昭字辈的女中豪杰。可惜的是她因受堂姐“为艺芳终身”的影响，也以“妹何以不能”为志激励自己，献身学术而终身未嫁，以至于没有血脉后裔延续于世。
四曾昭抡和他的夫人俞大姻
曾昭抡早年在美国留学六年，获化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为建立中国化学科学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曾昭抡（1899-1967年），字隽奇，又字振凿，号俊奇，又号叔伟，湖南湘乡县荷塘渊今属双峰县）人。系曾广祚第三子。祖父曾纪梁，曾祖曾国潢。他自幼接受传统家塾教育，国学根底较为扎实。十岁的时候，他被父亲送入长沙雅礼中学读书。该校是一所教会性质的学校，曾昭抡在这里学习了六年，对西方近代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从而，他在十六岁时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大学的前身。在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刻苦攻读五年之后，曾昭抡于1920年秋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公费留美学生，进入着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科攻读化工专业，六年后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曾国藩兄弟后裔昭字辈中学历最高的人之一。
此时，因第一次国共合作而形成的国民大革命运动正值高涨时期。在国内形势的吸引之下，曾昭抡放弃了在美国获得的优越待遇，毅然回到祖国，决心用科技来振兴贫穷落后的家园。他先后应聘担任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及化工系、化学系主任。他在教学工作中，运用其在美国掌握到的科技新成果，开展学校教育改革，如添置先进的实验设备、购买图书资料、改革教学方法、提倡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等等，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新型曾化学科学体系的正式形成做出了努力。
曾昭抡在教学中非常注重科研工作。他认为，教师要培养出高质量的人国才，就必须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将自己的成果转化到教学上去。同时，他为藩了使中国的化学学科获得长足的进展，于1932年8月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化、学学会，为全国从事化学教学和科研的同行们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切磋学术家的场所。并且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化学杂志《中国化学会会志》，后来改名为族《化学通报》。他前后担任这份杂志总编达二十年之久。通过这一刊物，培养族了不少卓有成就的新秀。与此同时，他还担任《科学》《化学工程》等杂志的编辑委员，并亲自为这些刊物撰写过大量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曾昭抡的学术方向侧重于化学发展史，尤其是对近代化学发展演进的历史做过专题深入的探讨，相继发表了《有机化学百年进步情况》《中国化学研究》《中国有机化学研究》《二十年来中国化学进展》等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受到海内外化学界同行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
曾昭抡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西南联大有名的进步教授之一曰抗战胜利后他因反对内战而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
1937年7月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爆发后，曾昭抡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毅然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投入到了抗击日寇入侵和民主革命的洪流中，成为西南联大有名的进步教授之一。他在教学与科研的同时，积极关注时局的发展，于1944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这一进步组织。
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六个团体组成：中国人民救国会、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渊后改称民主社会党）。1941年春，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不但对中国共产党实行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对其他各党派也加紧实行“消灭异己”的政策。各小党派为谋求生存，联合起来于1941年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会。该会成立时曾发表宣言和十条纲领，以贯彻抗日、实现民主、加强团结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全体教师于行军途中合影右起第三人为曾昭抡，蹲者为闻一多）。
相号召，初推黄炎培为主席，后由张澜任主席。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曾昭抡就在这时入会，与进步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等一起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而痛陈己见。他积极参加各种时事会、演讲会，发表反蒋、抗日民主言论，受到进步师生的爱慕与支持。抗日战争胜利不到一年，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曾昭抡在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方面的言论更加激烈，从而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他的严密监视。为了避祸，他被迫于1946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并潜心科学研究。在此期间，他对美国的原子能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考察，为返国后创建中国的原子能科学研究体系做了必要的准备。1948年，曾昭抡应邀赴西欧讲学；1949年初，他应聘在香港报界工作。此时，被蒋介石强行解散了的中国民主同盟，由沈钧儒等人主持在香港加以重建，并发表了放弃“中间”立场，丢掉对国民党的幻想，愿意进一步和共产党实行密切合作的“宣言”。尽管在这时，该组织已迁入解放区，但曾昭抡仍在香港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等待时机回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曾昭抡担任着共和国教育部门高层领导职务，晚年忍辱负重为祖国的化学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北平胜禾召开了筹备会议。在会议筹备期间，曾昭抡与周恩来取得了联系。周恩来电邀他立即到北平出席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并派潘汉年前往香港专程迎接曾昭抡。在是年9月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之前，曾昭抡回到首都北京。随后，他以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代表的双重身份，参加了于是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的重要会议。
新中国成立初年，曾昭抡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等教育司司长职务。1953年，任高教部副部长兼全国科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所长、全国高分子委员会主任。1955年，曾昭抡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在坚持教学科研的同时，他任劳任怨，一丝不苟地致力于行政事务性工作。在担任高教部副部长时，曾昭抡深入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开展实地调查，解决了不少有关发展高等教育与科研的问题。繁重的行政事务尽管花去许多精力，但他从不放弃在学术上的追求。他曾亲自审定过一万五千余个化学名词，使之规范化；他根据在美国对原子能进行考察和研究积累的成果，着有《原子和原能》一书，深入浅出地普及原子能科学知识，宣传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广阔前景。
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曾昭抡因与几位学者、教授，为发展中国科学事业而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意见书，遭到批判，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一切职务也被撤掉。尽管在政治上遭到打击，但作为一位有学识的正直知识分子，曾昭抡忍辱负重，背负着全国“七大右派之一”的招牌，于1958年4月应武汉大学之聘，经组织同意，离开北京到武大化学系任教。此时，他已是六十岁的人了，而且因政治上的遭遇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但他一心扑在教学科研上，为高校化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在他的主持下，武汉大学化学系建立了有机化学教研室，曾开设了元素有机专门化学课程，由他兼任教研室主任。他还不断总结教学经验，吸取国内外研究成果，精心编写了三百多万字的讲义，主讲“有机合国成”，“元素有机”等课程。在科研方面，他结合学科特点，先后主持成立了藩有机硅、有机磷、有机氟、有机硼和元素高分子等科研攻关小组。尤其是在、元素有机化合物的制备问题上，他进行了专门而又深入的研究，组织撰写了家一套内容丰富、反映当代最新科研成果的《元素有机化学丛书》，此丛书至今族仍是化学研究领域内的重要参考书籍之一。1960年，曾昭抡的“右派”帽子天被摘掉后，他更以饱满的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之中。他每天不是在实验室指导实验，就是在图书馆查阅资料，不分白天黑夜，不管严寒酷暑，每天坚持十多个小时的工作。次年，他不幸患了癌症，但他以乐观的精神状态边治病，边坚持工作，谢绝了上级组织送他去北京治病的安排，决心把有限的生命贡献给祖国的化学事业。在患病期间，他阅读了数百篇文献资料，撰写出一百多万字的研究论文。1963年12月，曾昭抡抱病参加了在天津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有机化学讨论会，由两个人扶着走上讲台，向与会者做了关于“元素有机化学进展”的学术报告。他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和深厚的学术造诣，鼓舞着青年一代化学工作者向高峰攀高；他的人品和学识，使得他被人们尊称为新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
不管是担任领导职务还是被削职为民，曾昭抡始终对年轻一代的培养工作予以高度重视。他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较之于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晚了几十年，而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毕其功的。所以，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这十多年时间里，利用各种方式培养年轻一代化学工作者，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后来成为全国着名高分子化学家的王葆仁、有机化学家蒋明谦和量子化学家唐敖庆等，都曾是他早年的助教或学生。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他又培养了一大批元素有机专门化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现在都成为了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
1967年12月8日，曾昭抡不幸逝世于武汉，终年六十七岁。1981年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曾昭抡举行追悼大会，为之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至此，曾昭抡的一生得到了公正的评判。
俞大铟与曾昭抡属于表兄妹夫妻曰她早年留学英国，是新中国一代女教授中的佼佼者。
俞大纲于1905年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祖籍浙江，定居直隶宛平县。她的父亲俞明颐，字寿臣，曾留学日本，曾任湖南学政，具有新思想，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人才，如程潜、唐生智等均是他任湖南陆军小学(武备学堂）校长期间的学生。俞大纳的母亲曾广珊，系曾昭抡的堂姑母，曾纪鸿的独生女儿。她同曾昭抡的结合，属于亲上加亲。她的哥哥俞大维两次获得博士学位，是爱因斯坦的高徒，后来曾任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长等职长达数十年之久。他与德国夫人所生之子俞扬是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的丈夫，也就是说他与蒋经国是儿女亲家。俞大细的弟弟俞大绂是中国着名植物病理学、微生物学专家，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及校长。俞大纳的妹妹俞大彩的丈夫傅斯年是着名历史学家，曾任台湾大学校长，着有《古代文学史》《东北史纲》等学术专着。她的姑母俞明清是晚清巡抚陈宝箴的儿媳妇，着名宋诗派学人陈三立的妻子，儿子陈寅恪则是着名的历史学家。
俞大细自幼接受过家塾教育，与曾宝荪、曾约农等曾在长沙受教于熊菊如、钱伯良等先生。后随家人居上海，中学毕业后考入沪江大学读书，获理科学士学位；不久赴英国牛津大学故读英文，获文科硕士学位。归国后，应聘为中央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随曾昭抡至北京，任北京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一级教授。1966年8月，俞大纳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61岁。
曾宪植于1910年2月27日出生在长沙，是湖南湘乡县荷塘(今属双峰县)人。系曾国藩胞弟曾国荃的玄孙女。其父曾昭和，是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生，曾任湖北夏口地方法院推事。其母李氏，系书香之家女子。曾宪植有六个兄弟姐妹，她排行第二。
曾宪植于1916年入长沙古稻田附小读书，接受新式正规教育，1923年毕业后考入古稻田师范学校读中学。在学期间，因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不满封建家庭的束缚，毅然走上革命道路。1927年春，正值全国工农运动蓬勃高涨之际，她趁家人赴亲戚家吃喜酒之机，与同乡颜珍、易国华等人乘火车偷偷出走，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在校期间，她参加了北伐战争中攻打杨森、夏斗寅军阀及土豪劣绅的斗争，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批女兵。不久，担任军官教导团的准尉文书。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紧接着汪精卫又发动“7.15”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的局面破裂，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惨遭杀害，全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曾宪植没有向反动势力屈服，随军官教导团南下，于是年12月参加了由叶剑英、张太雷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她转道到达香港，在廖承志的领导下从事海外华侨联络工作。
1928年春，在白色恐怖的最严重的时刻，有人脱离了共产党，有人甚至叛变革命，但曾宪植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仅十八岁，成为曾国藩兄弟后裔中第一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是年夏天，她受党的派遣，由香港转赴上海地下党留守机关工作，并就读于华南大学为掩护。1929年5月，她在上海参加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示威游行和张贴标语的活动，遭受逮捕入狱后，经共产党地下组织营救出狱，被派往曰本留学。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留日学生进行大检举，刚到不久的曾宪植又被捕入狱，幸而查无实据，作无罪释放，于1931年返国后暂留香港待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