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我相信，是那些谎话连篇、态度轻蔑的官员造成了这些仇视外国人的暴乱。过去我一直相信，朝廷官员总的来说都积极投身于阻止此类排斥外国人的事件发生。但在对这件令人震惊的屠杀外国官员和众多教会工作人员的事件的调查中，同时考虑到近期发生的一些其他暴行的真相，我确信那些思想肤浅、心术不正的地方官员该负主要责任。”
“我知道我这么做可能会在全国各地树敌，少说几百，多则几千。但是下次面见太后，我会力劝太后发布一道谕旨，要求府县官员亲自以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为基督教徒的生命和财产负责。如果能实现这一点，攻击传教士的事件就会明显减少，传教士也就能继续他们的天职，不受阻碍。”
“7月27日。——曾国藩将军发表了一篇恰当的声明，免除了引发此次大屠杀的所有神父和修女的罪责。他用最严厉的语言谴责了这些暴徒的疯狂行为，并宣称，皇帝永远站在臣民的立场上，反对这种行为，并要求让罪犯接受最严厉的处罚。”
“曾国藩恩师的此番言论让我非常高兴。同时我也极其高兴地知道太后支持我提出的措施，严厉镇压那些反基督教的违法行为。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采取更加猛烈的措施打击此类暴徒。”
“我要终止直隶的动荡局面，每个星期会去北京、保定府和天津，拜会地方长官和军队官员。如果这类不可宽恕的可怕事件继续发生，全世界的外国人都会觉得我们的国家真是一个‘黄种野蛮人’的国家。我确定要上书皇上，请求颁布一道法令保护外国人。同时，我也会将我的辖省变成一个安全的地方，让那些外国商人、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在这里安心居住。”
“8月23日。——今日得知伟大的南京总督马玉坤遇刺身亡的消息，我万分悲痛。我为自己有他这个朋友而骄傲。可惜啊！我希望这个残忍的行刺者不仅被凌迟处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还希望祖宗显灵，把他的灵魂撕成碎片。”
“也许我的一些敌人会把马总督的死说成是对我的教训，因为他一直都是友好的对待外国人和他们的宗教。无疑就是因为这种态度，他才在如此的权利高度遭受了杀身之祸。光荣啊！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思想的解放和心胸的宽大。我想知道，这些外国人是否会真的感激这种牺牲呢？
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但如果任何人认为我的行为，以及我的思想和情感，肯定会受到此事的影响，那他们就是不了解我李鸿章。恰恰相反，我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厉地打击直隶的野蛮暴徒。如果朝廷干预的话，我会把这类暴徒和凶手赶出我的辖区。”
“光荣的马玉坤总督！他为清帝国而死，而对西方上帝来说，他是清帝国的殉教者。”
“8月25日。——整夜，我梦里都是死去的南京总督，我看见了暴徒手中他冰冷的尸体。我从未像今日一样感到难过。我甚至拒绝接见来访的俄国公使代表。”
“9月4日。——今天军机处问我，能否适当减少即将处决的制造大屠杀的暴徒人数。军机处的干涉和外国公使们的干涉一样，甚至更加糟糕。
我回应说绝不可能为任何一个罪犯洗刷罪名，相反我还正在尽全力增加待斩罪犯的人数。军机处和其他高级官员还是去忙他们自己的事情，把人家要求的赔偿金准备好，把处理这些无赖的小事交给我处理就行。”
“9月5日。——我赦免了十九名死刑犯中的一位。他是一个愚昧低等的人，他死去会比活着更加幸福快乐。但是，今天早上，我允许他再给我讲一遍他的故事，一位法国神父陪同他来到了我的面前。这位神父十分幸运，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他身在通州。这位愚民解释说，是慈善修女会的修女请他来孤儿院工作的，他并没有参与最初的暴乱，但那些暴徒们后来威胁他，如果不参与这次疯狂残忍的暴乱的话，就要了他的命。”
“‘你杀人放火了吗？’我问他。‘没有，我没有，总督大人。一有机会我就逃走了，然后尽快赶回了家里。’”
“‘你是不是皈依基督教了？’我问道。”
“‘没有，大人，绝对没有，绝对没有！’”
“当这个犯人这样回答的时候，神父充满责备地看了看他。并跟这个家伙说，他知道他是在撒谎，他应该愿意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身，而不是如此否认它。然后，这个愚昧的犯人感觉十分羞愧，告诉我说，他确实转变成了基督教徒。”
“‘很好，如此承认了对你很好，’我告诉他，‘因为我不想受人控告，说我处决了一个基督教徒，即使是一个你这样无用的坏蛋也不能杀。
但对你的判决是永远驱逐出大清帝国，及其外围省份。我希望你能在某个基督教国家找到安身之处，但我敢肯定，他们会马上找到杀掉你的理由。’”
“这个犯人听说后马上请求实施原判，砍掉他的头。那个神父说他无所谓。但我把这个骗子懦夫赶了出去，下令禁止他在整个沿海地区逗留。
像他这种爱撒谎的人，拿剑指着他的时候，他都会撒出一个弥天大谎，这种人杀了他我还怕弄脏我的刀。”
9月16日，这位直隶总督就近几个月来几乎引发法国和清帝国战争的大屠杀事件，做了最后的评论。就在年底前，法国政府发表了令人满意的声明，宣布事件得到和平解决。法国公使说这是送给清政府的最好圣诞节礼物——和平。
李鸿章写道：“信仰基督教的牧师、神父和慈善修女会的修女，都宣扬和平和友善。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为人民服务来证明，他们的意图都是十分真诚的，为他们的教民树立了好榜样。但不为人知的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只要遇到什么不顺其意的事情，他们就会向当地的衙门直接控诉。如果是在小的村庄里面遇到麻烦，他们不会想着去找村长，也不会去找知县、知府、巡抚或是总督。而总是找他们的领事诉苦，领事就会找到公使。这些公使通常会在告诉我们之前，就会把麻烦上报给他自己的政府。这样，外国的报纸就会刊登出最新的新闻——“清政府对基督教徒施以暴行”，看到报纸的人就会相信，我们整个国家都团结起来对抗外国人。两三个暴徒，或是五十个自认爱国的狂徒，让整个国家，从皇帝到百姓都背负了骂名。”
“对于任何关系到传教士生命和工作的麻烦，不管是什么性质，我都会不厌其烦地为他们提出建议，以求最有效地解决问题。其实，他们只要和当地的官员熟络起来，并相信他们会竭尽全力反对暴力。如果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当地官员不够真诚可靠，那他们可以去直接向巡抚或是总督寻求保护。巡抚和总督们或许不像知府或知县那样喜爱赏识这些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工作，但他们更害怕丢掉官职，这些人总的来说都更加智慧、开明和富有。”
“今天，我亲眼目睹了杀害法国领事官员和慈善修女会修女的暴徒血债血偿，很高兴这个悲惨的事件已经告一段落。所有的外国政府代表都去到现场，我相信他们十分满意。十六个人头落地。另外三十三个罪犯已在流放途中。”
“我问法国的公使是否满意。”
“‘满意，十分满意，’他回答，‘你呢，总督大人？’”
“我告诉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十分的满意，但在直隶还有很多无赖，需要用那把‘大剃刀’修理一下。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想起了马总督。”
1886年2月17日，李鸿章写下了这篇日记：
“我越来越相信，基督教本身并不是那么的可恨，但在清帝国，人们或多或少地憎恨洋鬼子，仅仅因为他们是从外国来的。”
“在这些年里，我对这个西方宗教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我发现它与我们自己的哲学并无任何的冲突。与此相反的是，孔子的思想和耶稣的教义似乎处在同样崇高的水平之上，“异教徒”和“基督教徒”
都是在为了全人类的进步而构想和传播这些思想。我知道：如果我出生在英国、法国或是美国，我肯定会想称自己为基督教徒，因为基督教是那些国家的宗教。一个遵守教义的人，肯定会远离麻烦，并且受人尊敬。他不会想到孔子，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孔子以及他的思想。而在清帝国，情况恰恰相反。如果我遵从我们自己的伟大圣人和哲学家，我就不需要基督了。
但我并不会因为自己不需要基督教，就去反对它。因为我相信，在中国可能有成千上万人，甚至是几百万人，会从对耶稣的了解中获益，特别是当他们根本不想走孔子为他们指出的道路时。”
“因此，我要总结一下现今的一些更具智慧的官员和文人的态度。因为我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这些人的观点大致相同。我们讨厌外国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而是因为别的原因。我们之所以害怕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耶稣的使者或拥护者，而是因为我们怕他们是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独立的潜在敌人。”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暂且不说其他，这个事实就可以让我确定：倭人在所有外国人里是最受人民鄙视的，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不是基督教徒，他们也不拥有任何基督教国家、政府或人民所拥有的优良特性。完全相反地是倭人的宗教、哲学和道德规范与我们的十分相似。然而，我们憎恨他们，他们也鄙视我们。虽然他们所有的艺术、文学和科技都是从我国吸收过去的，他们却假装比我们先进。他们非但不感谢我们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反而四处找我们的茬，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想把我们完全打败。”
“了解了这些事情，并且像我一样研究他们，加上十分感激这些基督教国家在这次危机中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不能说自己对西方的人民不友好，不管他们是来经商还是来传教，或者根本不来我们的国家。对于我们全国的人民来说，现在是时候认识到，外国人并不都是一样的，一些基督教徒可能比某些道教徒和佛教徒更加让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