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份篇幅最长的独立政治手稿中，李鸿章谈论了割让台湾给日本的问题。这篇手稿篇幅长到足以制成一本相当厚的宣传册。他用那个岛的古代名字“台湾”来称呼它，但在手稿中的很多地方，他也以“海盗之岛”、“棕色强盗之岛”等别称来称呼它。这篇着作可能是写于1897年，因为他在文中提到了“向朝廷道歉书”（论及的主题相同）。他在这篇着作中他援引了刚才论及的内容，并指出这是“1896年阴历九月递交的”：
“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在我将台湾交给日本敌人的时候，我给我的祖国提供了多么明智的服务。我不指望所有的同胞，或者是全世界，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认可这个事实。因为政治偏见已经在人们心中逗留了很久。”
“自我开始了解国事起，我就十分坚定地认为，棕色强盗之岛（台湾）是一个邪恶肮脏的地方。在那里，即使是能避开麻风病，也不会有人想去那里生活。我的父亲从一次海上航行回来之后告诉我，他看见了很多棕色的海盗被带到那里，然后被切成了碎块。碎块被四处分散扔开，这样那些尸块就不能够再拼凑起来，凶狠暴徒们也就不能够再活过来。”、“这样的故事给年轻时候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当时我已经懂得从事实、传闻和常识中研究这些事情，我不会让它们影响到我的看法和主张。我知道尽管台湾像澎湖列岛一样，定期向朝廷进贡，这只是在向人们的眼中扔沙子，这样就能更有利于那些凶手来大陆烧杀抢掠。这就像我的一名仆人献给我一只野鸭，让我对他产生好感，然而，他的目的却是要抢夺我家池塘里全部的肥美鸭子。”
“此后的几年里，我对朝廷的这块属地进行了大量仔细的研究。这里对于广州所有的船夫来说是一个麻烦频发的地方，就连从澳门到上海来来往往的船只都不能幸免。甚至连外国船只都会遭到那些海盗的掠夺，从而将地方总督，甚至是北方的朝廷都卷入战争和金钱纠纷的困境之中。但是他们一直在向朝廷进贡，而且朝廷带着欢笑和喜悦接受了贡物。”
“这件事情并不为很多人所知，但是早在1873年英国商人跑到天津向我控诉的时候，我就十分认真地上奏朝廷，请求朝廷将台湾交给英国政府，让他们去处理那个卑劣的岛屿。”
“这是我第一次就这种问题上奏朝廷，这几乎让我乌纱不保、人头落地。被传唤进京之后，我遭到了军机处的质问，他们问我是什么用意竟然让我主张将大清领土的一部分拱手送给他国。对此，我的答复是我相信台湾对大清国来说只是一个累赘，没有半点好处。如果我们将其卖掉，还不如当礼物送给英国。我告诉军机处，英国一直准备抢占香港，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将台湾献给她，来打消她的念头。这次在京城，我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威胁，他们让我管好自己的私事和辖省内的事务。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的一席话对朝廷来说是很大的打击。但后来我得知，尽管有些军机处官员私底下同意我的说法，但他们还是有理由保卫台湾不受滋扰。我回到了天津，并决定真正不再去为那些分外之事担心。我认为我之所以会不再继续干涉那件事情，是因为我害怕受到严厉的惩戒，当时我身后无兵，袋中无钱，家中无粮。”
“在公众都关心的事情上，穷人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当他站起来讲话，或者是给上级写信的时候，他们会问：这个提建议的家伙是谁呀？
当他们知道这个人身无分文，就会在他面前吐口水，还会把他的信给厨子生火。但是如果一个有钱的人想说话、写信或是控告，即使是他只有一岁骆驼的脑子，整个城市也会聆听他的话语，并夸他充满了聪明才智。”
“一个官员如果还未拥有足够的兵力或财富来使自己强大，那结果也只能如此。他可以通过他的学识或能力得到官职，但他总是要受官职比他高的人摆布。”
“我们都渴望获得某种官职，哪怕只是一村之长，或是一位运河督查。但是官职卑微的人永远都会备受煎熬。当然我们都必须从小官做起，然后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学识证明自己值得拥有更高的官职。但就在我做小官的那些年，虽然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些财富，但我确定，在内心深处我经常感到不快乐。如果不是因为与曾国藩之间的友情，以及在军事部门提升的机会，我恐怕已经转向农业和园艺，并以此作为一生的事业。”
李鸿章在此提及的曾国藩，是当时的南京总督。是他给了李鸿章第一次升官的机会，任命他做军事统帅。李鸿章在日记的其他部分也对他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我从日本回来之后，先前呈给朝廷的奏折被扔到了我的脸上，出于某种原因我对此感到几分高兴。因为这份奏折完全反驳了那些苛评者的言论，他们坚持认为，一方面，我收受了敌方的贿赂，才将台湾献给他们；另一方面，我遭到了日本人的威逼恐吓，因此变得胆小软弱。”
“去年阴历九月，在呈递给两宫的致歉书中，我写下了下面这段涉及割让台湾的内容：‘我相信，如果军机处如实地记录并保存了重要事件的史实，那在他们的记录里就能发现，大概在二三十年前，我就上奏朝廷，至少是试着上奏，大意是：台湾是大清美丽神圣的领土上一个黑色又充满腐败弊病的污点。因此不管是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将其抹除，对整个大清来说都是一件幸事。不能说在那时我就与我们的敌人日本人结成了什么联盟。我的内心一度和其他人一样，对日本人充满了憎恨。除了我的同胞，其他任何人（尤其是日本人）都不能指控我，说我喜爱日本人。1873年，我几乎乌纱不保，因为我提倡将一个毫无价值、还经常坏事的领地送给别国。如今人们指责我软弱无能，因为我在马关答应了给日本人一些大清不想给的东西。”
“的确，作为和平条约中的主要条款之一，就在伊藤侯爵要求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时候，我立即宣布，出了那个条件之外，其他几乎所有的事情我都愿意答应。如果当时我是独自一人在另一个房间里，我会不顾自己老弱的身体，高兴得手舞足蹈。尽管我的内心欢呼雀跃，但我还是向日方全权大臣表示日本天皇不会坚持得到台湾岛。伊藤侯爵将这个问题推迟到下次双方会晤时讨论。在休会期间，我非常害怕他会改变主意，宣布日本政府不想要台湾了。然而，事实恰好相反，当双方谈判人员再次会面的时候，日方代表坚持要求大清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在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之后，我极其不情愿地同意了他们的要求。随行的官员都非常赞同我的做法，我期望朝廷和大臣们也这样看。”
“但是我发现即使是在你竭尽全力做事的时候，也不要渴望总是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在过去两年里，我无数次听人控诉说是我出卖了大清最宝贵的属地。但是我要告诉我的同胞，在那次议和会谈上，我本可以将割让台湾附加在天皇提出的任何其他要求上，他将这个岛屿从我们手上拿走，我们给他一些额外的回报。”
“为什么大清想要这样一个充满腐败弊病的土地呢？首先，如果台湾真的很有价值的话，英国或法国在很多年前就会前来抢夺了，我们肯定也在武力的逼迫之下将其交了出去，就像我们丢掉沿海的一些领土一样。但是这些外国人知道台湾的真正价值，或者说是知道台湾毫无用处，因此它才得以留给了大清。几年前，我敦促朝廷组建自己的海军部队，并表示我愿意自己掏几百万两银子，为大清建设一支海军，给大清一些真正的海上实力。这样我们或许就能让台湾成为一个海军基地，让其发挥一些作用。
但是作为一个殖民地、领地或是一个省，自它拥护朝廷的第一天起，它对大清来说就是一个累赘。”
“我非常清楚我们有些官员对台湾的未来抱有很大期望。有些人把台南铁路的修建看作真正的工业和金融发展的开端。但我本人与刘铭传就开设铁路公司及其他工业企业商讨过多次。但此前充满热情的刘铭传最终告诉我，说他已经对在这个岛上投资失去了信心。这与他前些年的态度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当时他找到我提议我为内陆的采矿项目提供一些基金。实际上我接受了他的提议，而且现在还在高雄和台南有小额的投资，但是我不期待有什么大的回报。”
“自嘉庆皇帝以来，这块土地（指台湾）就麻烦重重。为了镇压成千上万的海盗，朝廷支出了巨额的经费和派出了大量军力。”
“那些与我为敌的人可能会说，我的朋友们可能也不会否认，我写此文的目的完全是为自己的名声辩解。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真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相信在接下来这些年里，人们会给我一个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