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于我是一个，同伴们（大约都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岁）如整群白鸟在一种对小说冒险充满远眺激情的于蓝天飞翔的整幅记忆画面。我们后来被称为“内向世代”。似乎这批台湾六○后的年轻小说家群，在政治解严、文化的现实位标因媒体开放，因汹涌窜出的专家语言而立体纵深。年轻的小说家们已到了台湾现代小说语言实验的第三代了（在我们前代的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李永平、张贵兴、李渝、舞鹤……），他们的作品，似乎已将中文现代主义的语言实验，推到一个成熟且贪婪连接上卡尔维诺、波赫斯、艾可……这些如万花筒如迷宫，小说如连接世界不同语境之观看方法论的“大航海时代”，你可以透过小说的虚构、赋格、飞行设计图或类似一座大教堂的繁丽建筑……你可以出航到人类心灵海洋的任何百慕达，捕捞任何一迷踪、裹胁了神秘、失落存在意义的白鲸。
问题是，回头观看当时的我们，这批处于九○年代台湾六○后的年轻小说家群，你会发现，他们动员了更精微的显影术，更微物之神的静室里的时光踟蹰、更敏感的纤毛和触须……却都像是如此专注却又无能为力地想探勘“我是谁”——那个大历史图卷已无法激起说故事热情；“我”，像被摘掉耳朵半规管的医学院实验课的鸽子。那样的自画像，通常已是一张残缺的脸。
这是我在时移事往，二十年后，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在北京出版，我想提醒此间读者的。它并非一本孤立之书，或仅仅再复制一次“女同志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我非常恐惧那样如极陷光焰将一切黯灭的黑暗般，全吞噬进一“遗书”（遗体）的诗语言的辉煌和表面上的惊骇与肃穆。事实上，从邱妙津开始，到黄国峻、到袁哲生……像一只一只同伴白鸟的殒灭，他们以自杀裹胁而去的巨大冰冷、空无之感，在事件刚发生如此贴近的我那一辈刚要跨过三十岁，将小说作为辨证世界、其命运交织、杂驳无限本质的“方法论”（卡尔维诺所言），他们确实强迫我们将正活着（且其实才刚要进入创作上稍微能理解、掌握的时期）的时光，全歪斜、死灰成“余生”。那似乎取消了你必须像赤足踩入黑夜水池哆嗦感受其寒冷的，卑微的活着，继续在时光的长河中观察其实黄金誓盟之爱如何腐蚀；持续的衰老，进入一种社会网络的男女关系、经济关系、或慢速一如卡夫卡城堡的医疗体系的死生关系。那似乎取消了（作为一个小说家）你必须有足够时间展辐以理解、观看，才得以百感交集体会的“全景幻灯”：文明如何堕坏、人类存在处境有时可以流放在怎样野蛮不幸之境；或如库切的《屈辱》或纳博可夫，那极限光焰，光黯灭前必须去交换的，时光烂叶堆中，你屈辱活着的时光。
也许，这样的一本遗书，它或如顾城（《英儿》），或是三岛，是某个辉煌心智激情，如一座以将之存有消灭为交换，使之强光爆闪（我们脑额叶中永远的印记？）的“宇宙精神之预言”（譬如火烧金阁）那样永远放逐时光之外的坛城?
时隔近二十年，我重读《蒙马特遗书》，还是每一小章皆无法卒读，巨大悲伤充满胸臆。我还是不断为她那私密（但其实是作为一“预知死亡记事”的，如太宰治《人间失格》，如齐克果《诱惑者日记》，有一想象性“小说读者”如你我的“遗书”——它不是一严格要求烧毁，而是在一死之换日线的默许下将被出版的创作）的冥想、“命运之奥秘”、关于“灵魂”、关于“被爱欲”、关于“玷污”、关于“背叛”……我仍旧在掩卷之余，心绪翻涌，脑海和虚空中的，似乎永恒停在二十六岁的这位作者，进行一种死神笔记本式、误解小辞典式、赫拉克利特河床式的喃喃自语辩证……
《蒙马特遗书》确实像一枚被这位有着灵魂核子当量的女同作家封印如Inception（《盗梦空间》）或《源代码》这两部借用量子宇宙（或波赫士擅长的《环墟》或《歧路花园》）那样一颗“微型黑洞炸弹”（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发明）：你一开启它，无论你处在怎样的真实语境里（一九九六年的台北，或二〇一二年的北京，或你是不是拉子？或你置身在跟书中世界何其遥远的共和国话语、微博话语），它都能逼使你原本立身其中的这无比真实的世界，被她的黄金纯粹的这样“爱”的高贵绝望铭刻字句（或朝向这种高贵天空之城、踮起脚尖、扑打翅翼、渴欲升空的姿势），将你的真实时间液化、整片萎白死灰，成为丑瘪皮囊，成为飓风中整条街皆粉碎的马康多镇。那似乎像一不断重返“死亡之前最后时刻”的回路。你不断重新鉴视、查看那死亡密室的“箱里的造景”，“到底怎么回事？”坏毁的脸是在怎样的“爱的强大描述之光照”下，一笔一笔刷上阴影？那将使我们合上书后，恐惧、哆嗦、心脏宛如宇宙瞬爆，哀悯、净化，甚至羞愧。不是为多年前她早已发生的这个“自杀——遗书”的殒灭与存有的白银坛城，而是为我们没有对抗虚无、对抗媚俗，不愿意在屈辱和剥夺后相信自己是不该被羞辱和剥夺的，在浑浑噩噩的时光泥河中这样继续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