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禹贡》“导岍及岐”，是岐为名山，远在夏后之世。古帝王必祭山川，安知文王以前，竟无王者享于岐山乎？“箕子”二字，本又读为“荄滋”（赵宾说）。且箕子被囚，在观兵以后，亦无实据。《彖》传“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并未明言箕子之被办囚奴，且不必被囚然后谓之明夷也。东邻、西邻，不过随意称说，安见东邻之必为纣、西邻之必为文王哉！据此三条，固不能谓爻辞必周公作矣。且《系辞》明言“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而不及周公之时。
孔颖达乃谓文王被囚，固为忧患；周公流言，亦属忧患。此附会之语矣。余谓据《左传》纣囚文王七年，七年之时甚久，卦辞、爻辞，不过五千余字，以七年之久，作五千余字，亦未为多，故应依太史公说，谓为文王作，则与《系辞》相应。
文王作《易》之时，在官卜筮之书，有《连山》、《归藏》。文王之《易》与之等列，未必视为独重。且《周易》亦不止一部。《艺文志》“六艺略”首列《周易》十二篇，“数术略”蓍龟家又有《周易》三十八卷。且《左传》所载筮辞，不与《周易》同者甚多。成季将生，筮得《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秦缪伐晋，筮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皆今《周易》所无。解之者疑为《连山》、《归藏》。然《左传》明言以《周易》筮之，则非《连山》、《归藏》也。
余谓此不足疑，三十八卷中，或有此耳。今《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焦延寿作《易林》，以六十四自乘，得四千九十六条。安知周代无《易林》一类之书，别存于《周易》之外乎？盖《连山》、《归藏》、《周易》，初同为卜筮之书；上下二篇之《周易》与三十八卷之《周易》，性质相同，亦无高下之分，至孔子赞《易》，乃专取文王所演者耳。
《易》何以称《易》，与夫《连山》、《归藏》，何以称《连山》、《归藏》，此颇费解。郑玄注《周礼》曰：“《连山》，似山出内气变也；《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也。”皆无可奈何而强为之辞。盖此二名本不可解。“周易”二字，“周”为代名，不必深论；“易”之名，《连山》、《归藏》、《周易》之所共。《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连山》、《归藏》均称为《易》。然“易”之义不可解。
郑玄谓“易”有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易简”之说，颇近牵强。然古人说《易》，多以“易简”为言。《左传》：南蒯将叛，以《周易》占之。子服惠伯曰：“《易》不可以占险。”则“易”有“平易”之意，且直读为“易”（去声）矣。“易”者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则“变易”之义，最为“易”之确诂。
唯“不易”之义，恐为附会，既曰“易”，如何又谓之“不易”哉！又《系辞》云：“生生之谓易。”此义在变易、易简之外，然与字义不甚相关。故今日说《易》，但取变易、易简二义，至当时究何所取义而称之曰《易》，则不可知矣。
孔子赞《易》之前，人皆以《易》为卜筮之书。卜筮之书，后多有之，如东方朔《灵棋经》之类是。古人之视《周易》，亦如后人之视《灵棋经》耳。赞《易》之后，《易》之范围益大，而价值亦高。《系辞》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大道，如斯而已者也。”
孔子之言如此，盖发展社会，创造事业，俱为《易》义所包矣。此孔子之独识也。文王作《易》，付之太卜一流。卜筮之徒，不知文王深意，至孔子乃视为穷高极远，于是《周易》遂为六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