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兴，萧何入关，收秦图籍，故能知天下形势。否则，高祖起自草莽，何由知之？唯苏秦居洛阳，必尝见地图，故每述一国境界，悉中事情，然后言其财赋之多寡，兵力之强弱，元元本本，了然无遗。其说赵肃侯也，谓“臣请以天下之地图按之”，夫以草泽匹夫，而深知国情如此，宜乎六国之君不敢不服其说矣。后世口说渐少，唯战争时或有之。留侯之借箸、武侯之求救于孙权，皆所谓“谲诳”者。
后杜牧之作《燕将录》，载诨忠为燕牧刘济使，说魏牧田季安，又元和十四年说刘济子忠，皆慷慨立谈，类于苏秦。颇疑牧之所文饰，非当时实事。昌黎作《董晋行状》，述晋对李怀光语，亦口若悬河。晋服官无闻，此亦疑昌黎所文饰也。然则苏秦而后，口说可信者，唯留侯、诸葛二事。要皆“炜晔谲诳”，不尽出于忠信，以此知士衡之说为不可易也。
综上所论，知士衡所举十条，语语谛当，可作准绳。至其所未及者。祭文准诔，传状准史（今人如欲作传，不必他求，只依《史》、《汉》可矣。行状与传，大体相同，唯首尾为异。且行状所以议谥，明以来议谥不据行状，则行状无所用之，不作可也）。序记之属，古人所轻。官修书库，序录提要，盖非一人所能为。若私家著述，于古只有自序，他人作之，亦当提挈纲首，不可徒为肤泛。“记”唯游记可作，《水经注》、马第伯《封禅仪记》，皆足取法。宋人游记叙山水者，多就琐碎之处着笔，而不言大势，实无足取。余谓《文赋》十类之外，补此数条已足。姚氏《古文辞类纂》分十三类，大旨不谬。然所见甚近，以唐宋直接周秦诸子、《史》、《汉》，置东汉、六朝于不论，一若文至西汉即斩焉中绝，昌黎之出，真似石破天惊者也。天下安有是事耶（桐城派所说源流不明，不知昌黎亦有师承）？余所论者，似较姚氏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