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事奉君主，各人有各人的观点，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理解。传统的观念是“文死谏，武死战”，但晏婴有自己的观点。
晏子做庄公的大臣，起初经常对庄公进谏，他的谏言也经常被庄公采纳。每次上朝，庄公都要赐给他爵禄，增他的封地。过了不久，庄公不喜欢晏子了，其谏言也不再被采纳，每次晏子上朝，都把封地和爵位退还给庄公。等到爵位、封地退完时，晏子退下来，坐上马车，深深地叹着气，随后又笑了。
晏子的仆人十分不理解地问道：“大夫为什么叹了笑，笑完又叹，反复如此呢？”晏子说：“我叹气，是为我的君王不免于难而伤心；我发笑，是为我自己有所得益而高兴，我可以免于一死啊。”
后来，庄公荒淫无耻，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就把庄公杀死在自己的家里。晏子听说了，站在崔杼的家门外，他的仆人问：“大夫要为君王死难吗？”晏子说：“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君王吗？我为什么要死难呢！”仆人又问道：“大夫要逃走吗？”晏子说：“难道是我的罪过吗？为什么我要逃走呢？”仆人又问：“大夫要回家吗？”晏子说：“我的君王都死了，怎么能回家呢？治理百姓的人，岂能只为凌驾百姓之上？应该以国家的大业为根本。做国君之臣，哪能只为饭食，应该以事奉社稷为根本。所以，国君要是为社稷而死，则做臣下的就应该为君死；国君为社稷而逃亡，做臣下的就应该为君出逃；倘若国君为自己的私事而死，不是国君宠爱的亲信，谁能为国君而死难，为国君而逃亡呢？况且，有人因恨自己的国君而把他杀了，我为什么要为此而死，为什么要为此而逃，又怎么能回家呢？”
当时，庄公的尸体还在崔杼的家里，晏子就要求看望。崔杼家的门开了，晏子走进去。崔杼说：“你为什么不去死？你为什么不去死？”晏子回答说：“灾祸发生时，我不在；灾祸结束时，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死？况且我还听说，将追随国君死亡看成高尚行为的人，是不能够保全国君的；把随国君一起死亡当做高尚道德的人，是不能够成就功业的。我难道和国君的私婢一样，非得自缢以从国君吗？”
说完，晏子袒露左臂，头缠丧布，坐下来，把庄公的头放在自己腿上哭起来。哭完了以后，晏子起身，跳跃了三下，然后走出崔杼的家。人们认为崔杼一定会把晏子杀了，崔杼却说他是百姓敬仰的人，放了他，可以得到民心。晏子才得以不死。
景公的宠妾婴子死了。景公守在尸体旁，整整三天不吃不喝，皮肤都沾在席上了还不愿离开，左右的人劝他，可是景公不听。
晏子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来见景公，禀报说：“有一位方士和一位医生，他们都说：‘听说婴子患病而死了，愿为她医治。’”景公一听就高兴了。他立即起身问晏子：“婴子的病真的还可以治好吗？”晏子说：“就他们的医术来说，他们是十分高明的。就让他们试试吧！请您沐浴更衣，好让他们请鬼神来帮忙。”
景公走后，晏子让人把婴子的尸体装殓入棺，都办妥后，他去向景公禀报说：“医生还是治不好婴子的病，现在已经将她入殓了，不敢不向您报告。”景公听后勃然变色，说：“先生假借医生的话来命令我，不让我看着，要入殓了也不让我知道，我作为国君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晏子说：“您难道不知道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的道理吗？我听说，君王行事端正臣民跟从他叫做顺，君王行僻臣民还跟从他叫做逆。而今大王不遵循事物正理，却做些邪僻的事情，行恶做坏事的人就会亲近您，而那些能够为您匡正过失的人会与您疏远，只有精于奉承、谗言生事的人才可通达，贤臣良才却被弃绝，谗言谤语充斥您的左右，邪恶行于国内。过去先王桓公因重用管仲而称霸诸侯，因宠竖刁而走向衰落。现在大王轻慢贤能之人，却对一个妃妾的死如此悲伤。古时的圣王也有考虑自己的私情的，但他们往往适可而止，并不影响整个事情。他们为死者送葬，但不过分哀痛。如果过分了，就会使自己陷入困境，感情不能自抑会伤害身体，过分悲伤会损害天性，这些都是圣王所必须避免的。既然婴子已经入殓，就不再烦扰生者，棺材衣物的安排，不要妨害生者的生活，哭泣守丧，也不要影响生者的健康。如今，尸体腐朽而不葬，烦扰生者；感情不自抑而损伤自己的行为，过分损害天性，这是大王的过错呀。因此，诸侯宾客羞于来到我国，本国的大臣也惭于守其职。如果尊崇您的行为，就不能正确引导百姓，如果随从您的欲念，就不能保守国家。我还听说，尸体腐烂了而不能入敛，尸体发臭还不收尸，都是对死者的一种侮辱，也是生者的耻辱，这些做法违背圣明君王本性，会遭到百姓的厌弃，这种事情，是万万做不得的。”景公说：“我不知道这些道理，请遵照先生的话来处理这件事情吧！”晏子又说：“一国的大小官员，诸侯四邻的宾客，都在外面，大王举哀应当有所节制才是。”
孔子知道了这件事，评论说：“灿烂的明星，比不了昏暗的月亮；成全小事，不如废弃大事；有德者的过失，比小人的长处还要强。此话说的正是晏婴这样的人吧！”
齐景公的宠臣梁丘据死了，景公召来晏子，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景公说：“梁丘据忠诚而且爱我，我打算给他办个隆重的葬礼，为他修一座高大的坟墓。”晏子说：“我冒昧地问一句，梁丘据忠诚和爱戴大王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听听吗？”景公说：“我有所喜爱的玩赏之物，主管官员没能为我备办好，则梁丘据就尽其所有来供给我受用，因此我知道他的忠诚；每逢刮风下雨或黄昏夜晚找他，他必定会向我问候，所以我知道他爱我。”晏子说：“听了您的话，我回答就会得罪您，不回答就是没有尽到做臣子的责任，又怎敢不答呢？我听说，做大臣的只把精力放在国君身上，这是不忠；做儿子的这样对待父辈，就是不孝；做妻子的这样对待丈夫，叫做嫉妒。侍奉君王应当遵循的准则是：劝导国君亲近其父兄，对群臣要讲礼义，对人民要有恩惠，对诸侯要讲信用，这才是忠；做儿子要讲的道德是：钟爱兄弟乃至于钟爱父母长辈，对于下辈要仁慈，于朋友要诚恳，讲信用，这才是孝；做妻子应该有的品德是：使各位侍妾都被丈夫喜欢，这才叫不妒。如今，举国的百姓都是您的臣民，而只有梁丘据自己竭尽全力爱护您，那么爱护您的人为什么如此之少呢？全国的财富都归您所有，而只有梁丘据用他的私财供君享乐以示忠诚，那么，忠实的人为什么又如此之少呢？这难道不是梁丘据妨碍了您的视听吗？”
齐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感慨地对晏子说：“如果不是您说，我还不知道事情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呢！”于是打消了原来的想法，修明政治。于是，齐国变得大治。
实际上，晏婴的为相之道仅仅是以柔克刚，他只能用阴柔和缓的办法来阻止齐景公的一些很不适当的行为，至于更多的，他恐怕就做不到了。
景公饮酒作乐不分日夜，一次，他喝得寂寞，半夜里想把酒宴移到晏子家。前导官到晏子家敲门说：“国君驾到！”晏子身穿上朝时的礼服，站在门口向：“诸侯该不会有什么变故吧？国家该没有重大事情吧？如果不是这样，大王为什么不在正常的时候而深更半夜屈驾来找我呢？”景公说：“醇香的美酒、美妙的音乐，我愿与先生共同享受。”晏子回答说：“铺设座席，摆放祭品，都有专人负责，我不敢参与。”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遭拒绝后，便命令手下人说：“转移到司马穰苴家（当时齐国的大将）去。”前导官到了穰苴家门口敲门说：“国君驾到！”穰苴披甲戴盔，手持兵器站在门口，问景公：“诸侯莫不是有军事行动了吧？大臣中莫不是有人反叛了吧？如果不是这样，大王为什么深更半夜屈驾来此找我呢？”景公说：“醇香的美酒，美妙的音乐，我愿与将军一同分享。”穰苴听后说：“铺设座席，摆放食物，有专人负责，我不敢陪同。”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再遭拒绝后，便命令手下的人说：“到梁丘据家去。”前导官到了梁丘据家敲门说：“国君到！”只见梁丘据左手拿着琴，右手提着竽，边走边唱前来迎接。景公一看就乐了。他说：“太好了，今夜我可以痛饮了。如果没有晏子、穰苴这两位大臣，谁来帮助我治理国家呢？要是没有梁丘据这位大臣，谁来与我一起尽情享乐呢？”
晏婴这样做，他自己倒是能够自圆其说。也许，这些做法还是受到了管仲的影响。当初，管仲、鲍叔牙和召忽三人受命辅佐三位公子，召忽不愿意，说：“百年以后，国君下世，如果有违反国君的命令而废弃所立并篡夺君位的，就是得了天下，我也不愿活着了。何况，参与齐国政务，受君令而不能改变，事奉所立的君主而保他不被废除，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管仲说：“我的想法不一样，我们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一个人而死呢？只有国家灭亡、宗庙被毁、祭祀无人这三件事才能使我死亡，如果不是这三件事，我就要活着。我活着对齐国有利，我为什么要死呢？”管仲的境界是很高的，晏婴虽然有管仲的遗风，却没有管仲的志向。
君子说：“圣贤的君主，都有益友、贤臣辅佐，而不用苟且贪乐的大臣。这点上景公比不了圣明之君，但他对各种大臣都能重用，所以也就仅仅能够维持国家不被灭亡而已。”
显然，晏婴没有像管仲那样的宏图大志和雄才大略，他不可能像管仲那样从整体上替齐景公规划大业了，但他又确实能够尽心尽力地辅佐齐景公，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也只能是仅仅保住齐国不至于灭亡罢了。
（参见《管子》、《晏子春秋》等）
8.真隐士
南华秋水，漆园傲吏，庄子以其人其文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无尽的向往与思索，终成为民族文化的渊薮。
如果说孔子之隐还是侧重于实现“内圣—外王”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统一人格的话，那么，庄子之隐则是较为纯粹的文化活动了。事实上，庄子是中国隐逸传统的正牌祖先，他以其丰富深刻的哲学思想宣告了中国隐逸文化的成熟，并以生命历程实践了自己的理论，对中国的隐逸文化传统及整个传统文化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什么是隐士？有时候真是很滑稽的，既是隐士，却又大名鼎鼎，如何得隐？这其中的某些人，与其说是高洁的隐士，毋宁说是走终南捷径的俗徒。
但南宋洪迈《容斋随笔》所记载的四隐士却是真隐士。
第一位隐士是慈溪（今浙江慈溪东）的蒋季庄，主要生活在宋徽宗宣和年间。他十分鄙视王安石的学说，不参加科举考试，闭门苦读诗、书，不轻易与人交往。高抑崇住在明州（今浙江宁波）城，每年却要四五次出城来拜访蒋季庄。蒋季庄每当听到他要来，总是急匆匆地出来迎接，有时慌忙中连靴子都穿反了。两人总是在小屋里促膝交谈，有时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境界。高抑崇离去的时候，蒋季庄总是送他好几里，然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两人关系非常密切，由于蒋季庄名声很大，别人都很羡慕高抑崇。
有人十分不解地问高抑崇说：“蒋季庄不爱与人交往，却对你那样好，你也非常喜欢与他交往，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高抑崇回答说：“我常年读书，凡是遇到解决不了的疑难，或者不知道的东西，总是积累数十条之多来求教他。只需一次拜访谈论，所有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看来，蒋季庄的才智，高抑崇知道，而别人却未必能知道，所以，二人才能相知。人们所说的“知己”，大概就是指这种吧！
第二个隐士叫王茂刚，住在明州（今浙江宁波）深山老林里。他有个弟弟，不太喜欢读书，因此专靠劳动养家糊口。而他却很少走出深山与人交往，专心读书，对《周易》研究得尤其透彻。
明州通判沈焕，曾经去拜访过王茂刚。沈焕和他谈论时，发现他许多精辟的观点早已超出了书中的注释，但他却一点儿也不自满，显出十分谦虚的样子。看来，他还会永不停息，深入地研究下去。
第三个隐士是顾主簿，不知原籍是哪里，宋代南渡以后住在慈溪（今属浙江）。这个人非常清谦耿介，安于贫贱的生活，不祈求别人理解自己。对于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处理得有条不紊。
早上起来后，他便站在门口等待卖菜的人过来，询问一下一把菜多少钱，然后照价付钱。其他饮食穿戴用的东西也是这样来买。久而久之，那些做买卖的人便都很信任他，对他照实说价，不忍心欺骗他。
如果一天所用的东西备齐了，他就开始闭门钻研经典书籍，不去和别人交往。
村里的人都十分尊敬他，有些武断而好逞强的人在相互嘲笑时，总是说：“你难道是顾主簿？”
第四个隐士是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丰）的周日章。此人洁身自好，性格耿直，很受同县人的尊敬。他开办私学、教授生徒。尽管收入仅仅够维持生活，但对不义之财他却丝毫不取。他家里很穷，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邻居有时稍微周济家一点儿粮食。虽然不时断顿，但他宁愿和妻子一起挨饿，也从不向人乞求。
有时在寒冬时节没有棉衣穿，他们便把纸衣披在身上御寒，这时如果有客人来到，他也会十分高兴地让进来，一点儿也不因为自己贫穷而觉得不好意思。客人看到他的容貌神态，听到他的高谈阔论，没有不敬佩的。
有一次，永丰县的县尉谢生送给他一件衣服，并说：“你并没有向我要，是我自己想送给你，以表达对你的敬慕之情的，您就收下它好了。”
周日章笑着回答说：“在我看来，一件衣服和一万钟的俸禄是一样的，如果毫无缘故地收受它，是不懂得礼义啊！”
最终，周日章还是拒绝接受那件衣服。
洪迈认为，以上四位君子确实应该载入史册。
道隐无形。生逢有道之世，进则可攻；生逢无道之世，退则可守。不为一时、一世、一人、一地所拘，故曰道隐无形，既是无形，就不受拘泥，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立圆融宏大的人格，故是超越尘俗的大解脱。人之所以有心灵的重负，就是因为太拘泥于一时、一事，溺于琐事而不能自拔。孔子言：“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正极为形象地刻画出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参见《容斋随笔》、《三朝野记》等）
9.宁静致远
古人曾经说过：“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话听起来是十分诱人的，但如果真的实行起来恐怕就只能自己“明志”给自己看，无法“致远”了。尤其在危机四伏、处处充满嫉妒和阴谋的皇宫里，恐怕就更难以做到了。然而，汉和帝的皇后邓绥却是一个特例，她的确创造了奇迹。
邓绥是东汉和帝刘肇的皇后，她成为皇后，似乎与别的皇后有所不同，靠的是她谦让的美德。她自幼性格柔顺，非常善于忍让，甘愿委屈自己，以宽慰他人。五岁的时候，有一次，祖母为邓绥剪发，由于老眼昏花，不小心将她的前额碰破。邓绥强忍疼痛，一声不吭。别人感到十分不理解，问她：“你这样像没有事一样，难道不知疼痛吗？”邓绥却说：“我不是不知疼痛。我的祖母疼爱我，为我剪发，我若喊痛，就会伤她老人家的心，所以我忍住了。”一个五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实是异乎常人。这件事很能反映出邓绥的品格。
东汉永元七年（公元95年），邓绥被选入宫，成为和帝的贵人。第二年，另一个贵人阴氏因身为贵戚，靠着后台的势力被立为皇后，从此，邓绥格外谦卑小心，一举一动皆遵法度。